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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 衣食大计：源自无锡的“双子星座” | 孙建伟

2023-03-22 12: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孙建伟上海纪实

民以食为天

19世纪末的中国经历着来自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战争和社会动乱。荣氏家族在太平军占领无锡的硝烟中几乎灭绝，荣宗敬之父荣熙泰因在上海做铁店铺学徒而侥幸存活，成了荣氏几代宗亲的一根独苗。

1886年，因为家境贫寒，14岁的荣宗敬离开学堂，步父亲后尘到上海南市一家铁锚厂当了学徒。后又进入震康钱庄当学徒。出了师的荣宗敬做了钱庄的跑街，做放贷。业务偏重农产品抵押收购和卖出。这使他无形中了解了棉花的产销情况。三年后，荣宗敬对市场运行和资金调拨，以及借债、贷款、扩大生意的金融套路已经圆熟，也体味到了市场的艰难。

此后，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的弟弟荣德生也随着小木船从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先在通顺钱庄学艺，后随父“南下”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助打理收税。两兄弟都于未成年开启了草根创业的人生模式，在残酷的人生历练中获得真知。

1896年，荣氏兄弟出资一千五百两，招股一千五百两，占股百分之五十，在上海创办广生钱庄。宗敬任经理，德生任副经理兼账房。主要经营上海、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汇兑业务。一年后，业务扩展到了常州、常熟、溧阳一带。后因合伙股东感觉收益不高退股，两兄弟正式开启联手经营模式。

荣氏——荣宗敬（左）与荣德生（右）

1900年前后，义和团爆发。稍后，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在英国策动下，列强与清朝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一时间，大官僚、大商人连人带财挤进租界，成千上万银两汇入上海，汇兑业务骤兴，贴利倍增，上海钱庄业奇迹般进入黄金期。这一“天赐”之机也给荣氏兄弟的“广生”带来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从此，“打仗亲兄弟”在荣氏的创业和未来发展进程中一再显示强大的功能。

然而荣氏兄弟走在上升通道时，却考虑起产业转型的问题来。

荣德生想起当年在广东码头看到从外轮上卸下的层层叠叠的面粉袋，场面壮观，远远望去，白皑皑的一大片。它的终端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个场景撩动了兄弟俩又一根商业神经。

为何要做面粉？在荣氏兄弟看来，”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实则也是遵循“民以食为天＂的古训。

的确，无论太平盛世还是纷争混乱，吃、穿两事才是过日子的主旋律，也是亘古不变的铁律。越是兵荒马乱，销路越好。国内战事频仍，进口依赖加大，彼时中国已进入国际经济大流通，“洋粉”和“洋纱”这两个与民众吃饭穿衣直接关联的商品就成为大宗进口物资。

战争年代的面粉相当于战略物资，销路走俏。当时全国做面粉的有四个厂家。进军食品原材料生产，比钱庄的利润更诱人。这是荣氏兄弟最早的市场预判。

做食品行业，是无锡人的慧眼独具，荣氏兄弟不是第一家。早在1898年，声名显赫的前辈同乡祝兰舫以独资40万两白银在上海闸北开设源昌机器碾米厂。1902年，又与人合资创办华兴机器面粉公司，日产“天宫”牌面粉4800包。

但荣氏兄弟从一开始就认定，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最大的。

1902年是“荣记”元年。荣氏兄弟与朱仲甫等人合资在无锡老家西门外太保墩创办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取“保证兴旺”之意）面粉厂投产。该厂的生产资料仅有四台法国石磨、一台英国面粉机和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就是日后荣氏家族实业王国的奠基石。那年，荣宗敬29岁，荣德生27岁。

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们掐准了时代造就的商机，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但开业后并不顺。因为生产规模小，每天300包的出粉量并未带来可观的利润，合伙人看不到前途，一年后就退出不干了。荣氏兄弟改名“茂新面粉厂”。闯劲有余的宗敬驻扎上海推销，稳扎稳打的德生坐镇无锡夯实营盘。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大多数停工减产，战争双方都需要军粮，东北、华北的面粉价格节节攀升。人们像赶集一样争先恐后地办面粉厂，小麦身价日涨，但小麦歉收又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这时洋面粉趁虚而入，竞争加剧。第二年9月，俄国战败。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快速跌落。一边原料涨价，一边处于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本土面粉生产商为了遏制连年亏损的态势，走到了一起。然而“粉贱麦贵”的节奏根本停不下来，仓促抢赛道的小面粉厂都没逃过持续亏本的劫数，只能倒闭。茂新面粉厂也消耗殆尽，紧急中两次向钱庄借款12万两，才勉强立住脚跟。

“兵船”启航

这是一次真正的行业危机。洋面粉质优价廉，本土小厂无法招架。荣氏兄弟看到了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绝对优势，开始筹谋厂房和机器的升级改造。但也只能筹谋，因为无米下锅。更大的危机是，他们投资的橡胶股票几乎赔了老本，尝试做进口面粉又遭遇沉船。荣宗敬无奈动用广生钱庄资金弥补亏损，钱庄停业。外国面粉竞销，股东们失去信心，纷纷出售股份，荣宗敬低价收进。他仍押注面粉市场，不抛弃不放弃，等待时机。

挫折接二连三，这是老天故意要把灾难作为考验这对兄弟心智的筹码吗？

此时，绝大多数人要么按兵不动，要么关张打烊，这两个都不是荣宗敬的选项。他要再次放大招，举大债办大事。他看中了上海市面上最新款的美国面粉机，可以分期付款。两兄弟合计下来，决定下个狠手，贷款采购18台新机。按他们的核算，这样一来，“茂新面粉”的产量将一举提高9倍。这也等于孤注一掷，这就是荣氏独有的“搏性”。洋行也大度，如果对贷款人的资格审查更严厉些，18台新机恐怕难以遂愿。说起来，这种操作也可算“拆东墙补西墙”，但荣氏兄弟对面粉市场的信念和洞见也许是他们敢于置死地而后生的最大魄力。他们的判断没有错，到了1910年，美式面粉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9万包，销量大增。从此，借款办厂被荣氏兄弟认定为开创实业的法宝。

但这对荣宗敬来说只不过是眨眼而过的“小确幸”，他要把一分盈利变成十分，甚至更多。在这种思路下，原茂新厂变身“茂新第一面粉厂”，把它抵押给银行，抵押贷款再办茂新第二、第三面粉厂。扩大企业才是他的重中之重。两兄弟也曾有过异见，宗敬喜欢开拓，再开拓，德生主张稳妥，赚一块钱，做一块钱的事，但大针方针还是兄长拍板。兄弟俩性格上的互补正好相辅相成，不过弟弟内心对兄长的果敢决断也是折服的。厂开出来，质量必须第一位。开厂是“为社会造福，非为自己享福。”从面粉原料的进货选购、原麦搭配，验货、验秤，每一个生产环节，两兄弟各自把关，完美诠释着什么叫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好品牌需要一个响亮的名称，茂新推出了“兵船”品牌，一艘乘风破浪的兵船寓意着民族企业奋勇前进的气魄。茂新面粉产量很快占到全国民族面粉厂的30%以上。1923年，“兵船”商标获准注册，成为我国商标史上注册商标的“Number one”。

“兵船“商标”

后来又衍生出“绿兵船”、“红兵船”，“蓝兵船”（公私合营后）。它不仅是中国面粉的驰名商标，还享誉海内外。用上等白布制作，印着“兵船”商标的面粉袋比别人家的稍大一圈，面粉特别光滑洁白，主要选用了最优质的小麦为原料，还使用了少量漂白剂。当时全世界都未知添加剂的危害，不算违禁。促销上也利用了顾客的“摸彩头”心理，在面粉袋内置一块银元作为“彩头”，类似于今天的“福利彩蛋”。上佳的质量加上“彩头”，性价比极高，“兵船”知名度蹿升，不仅与老牌资深的阜丰面粉“老车”牌有了竞争的本钱，均衡了市场价格，还正面阻击了洋面粉。深受国人称道。

兵船牌面粉袋

饼摊大了，怎么保证质量和产量，荣氏兄弟已经提前布局了。在全国各地设立麦庄，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规模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之后各地麦庄在当地粮行大量收购麦子，储备足够的底价麦以供长期生产。而一般小厂无力囤麦，只能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荣氏兄弟利用“时间差”占得国内市场的大份额。

一战爆发，进口面粉明显减少，民族产业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参战国工厂很多停产，面粉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兵船”面粉有了出口远航的机遇，荣氏面粉达到发展的峰谷。

茂新打出了品牌，这只是第一步。

1912年，兄弟俩把目光投到了苏州河。要知道，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苏州河沿河一带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既是上海近代工业起始地，又是集聚区。1898年到1913年，中国民族资本在苏州河地区创办的机器面粉工业由1家增加到11家。荣氏兄弟决意到这里设厂的时候，已有实力雄厚的阜丰面粉厂。阜丰的“老车”品牌享有盛名，拥有最新式的美国面粉钢磨机16台，日出面粉量2500包。还有美国工程师驻厂护驾。荣宗敬晓得这一切吗？当然晓得。但他决定挑战，还是负债挑战。他更晓得，如果挑战失败，将会前功尽弃。新开的面粉厂叫“福新”，开业后产能迅速增长，产品供不应求。“福新”果然有福。当福新厂的美国制面机源源不断吐出白花花的面粉，在股东们的眼睛里已经变成了红利，但他们马上就听到荣宗敬董事长在股东大会上不容分说的决定：为扩大再生产，所有股东都要做好准备，三年内不分一分红利，所得利润全部用于再生产、再投资。

真正的霸道总裁啊。

荣宗敬大手一挥，福新面粉厂旋风般扩展到八家，其中一家开到了汉口。资本从4万元猛增到了280万，增加近70倍。产能从每天1600包增至近60000包。职工从57人增加到1500余人。事实证明，荣老大的决策是对的。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机器面粉产业重组，福新已是与阜丰平分秋色的两大系统，并以58%占比的绝对优势力压对手的36%，苏州河沿岸也以机制面粉重地闻名全国。

苏州河沿岸的福新面粉厂

“申新”扩张

荣氏兄弟的下一个“小目标”是抓住千载难逢的商机，面粉和棉纱两线出击，这印证着他们早年定下的“从吃穿两门入手做实业”的初心。“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此时荣宗敬已将“负债经营”操作得炉火纯青。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我在一个银行里搭一万两银元的股资，我就可以运用这个银行的十万两和二十万两银元的资金了。这个思路说明，小富即安根本不是荣宗敬的目标，做大做强才是。

这显然源于荣宗敬早年创办广生钱庄的经历，以股东身份投资钱庄、银行，获得贷款融资。当然，这种“债多不愁”，由他的实业力量为后盾，也证明着荣氏兄弟的信誉。

早在1905年，荣氏兄弟与叶慎齐、张石君等集资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开启了棉纱实业的第一步。

然而经理人经营不善导致亏损，一蹶不振，濒临破产。董事会商量后，决定让荣宗敬出来救场。宗敬为董事长，德生为总经理。荣德生把面粉厂经营套路用于纱厂，重点是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尽力降低采购成本。然后精简生产环节，简化工序，杜绝浪费。产品价格迅速低于市场平均水平，销路大开，扭亏为盈超过预期。

振新纱厂起死回生，出品的“球鹤”牌棉纱质优价廉，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蓝鱼牌”媲美，荣氏兄弟在业界威信大增。但这只是一盘大棋的先手。

1915年，荣氏兄弟从振新退股，集资招股三十万元，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周家桥沿河低价买下一个停工的油厂原址24亩地，购买英国纺机36台，重新修葺改建为纺织厂房，创办了申新纱厂（申新一厂），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打下了第一根桩子。不久诞生了“人钟”牌棉纱产品。商标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让国人警醒。这也是中国商标史上第一件棉纱注册商标。后来“金钟”“宝塔”等20几个商标相继问世。“人钟”在国内知名度最高，也是消费者心目中的顶尖品牌。

对荣宗敬来说，起步就是冲刺。从申新一厂开工投产后的十六年内，从“一厂”扩展到“九厂”。这种拓展方式很荣宗敬。他说过的一句话让他的家族和荣氏产业奉为圭臬：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卓，扩厂力求其多。快、新、卓、多，何其之难，荣氏兄弟是怎么做到的，简单地说，超出常人的魄力和胆略，把利润投入再生产。与荣宗敬当年新开“福新”一样，荣德生也对申新的合伙人王氏兄弟提出“三年不分红”，肉烂在锅里，购买先进设备，提高生产能力，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九家申新棉纺织厂建成投产的过程也是企业的升级换代，更是华商冲破外资重围，振兴民族产业的艰辛历程。荣宗敬一以贯之地践行着他的借贷、兼并、扩充模式，所以一边是新厂接二连三，一边是财务赤字红灯高挂，借贷与自有资本之比达到罕见的242.3%。

对此，弟弟德生颇为担忧，大哥买下的许多厂都是破了产的，有些外资厂也办不好。这种“垃圾股”何时才能变成“绩优股”，“接盘侠”心里没底的。

而在荣宗敬看来，我如果不买，作为对手的日本人就会下手。到了我手里，总归是中国民族产业。当时日本内外棉纺织公司在上海沪西地区有8家纺织厂和1家纺织机械厂，是外国资本在上海最大的纺织集团。荣宗敬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荣氏“申新”系统已与日商棉纺织形成了竞争态势。因此，荣宗敬憋着一口气要打出中国纺织的自主品牌。

1919年，荣宗敬收购曾由日商独资经营的日信纱厂，改为申新二厂。

这年五月，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日货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词之一。八月，荣宗敬联合18名实业家和商人，筹备将上海机制面粉公司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1920年初正式营业。这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麦麸期货交易。一年后，荣宗敬又趁热打铁，正式挂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办棉纱期货交易。这两个交易所主导了全国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成交价成为全国该类产品市场的风向标。也是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面粉、小麦和棉花、棉纱交易市场。直到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两所停业。

期货交易实现了产业与金融的交汇，荣宗敬堪称中国本土期货交易的祖师爷。

日商搅乱棉纱市场，增加了中国纺织业的原料成本，荣氏企业遭遇打压多年，荣宗敬憋了一肚皮气。在抵制日货的大背景下，他敏锐地察觉到日元有可能下跌，便关注日元行情。不久他抓住时机，抽出大量资金操作了一波做空日元的外汇交易，以自己的方式给予日资强有力的狙击。日元在一个月内下跌23%。

6月初，日元对银元的汇率跌到1：0.72。荣宗敬几乎投入所有流动资金，继续做空日元，日元疯狂下泻。日商大为恐慌，纷纷投入资金企图阻止下跌，但市场完全看空日元，下跌颓势不可遏制。

6月中旬，日元对银元汇率再跌至1：0.5，日商损失惨重，叫苦不迭。荣宗敬通过他的渠道获悉，日本几家大银行准备联手挽救日元。荣宗敬悄悄抛空做多。他知道日本银行实力雄厚，只要出手，必能反转。果然日本银行宣布救市后，日元即刻止跌回升。接下来几个月，日元逐步上涨，又回到“五四”前的汇率水平。此时荣宗敬将多单全部出手，一来一回，净赚400万日元（当时约为150万美元），抵得上企业大半年的收入。荣宗敬这次出手，把日商整得元气大伤。

浸润于荣宗敬骨子里的冒险因子刷出了这次中国金融抗战的大手笔。

相比于“申二”，1928年荣宗敬以190万两收购英商安利洋行在杨树浦的东方纱厂，就不是简单的中资收购外资，而是华商挽回民族经济利权的大动作。荣宗敬先以预付款获得东方纱厂购买权，再以该厂资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购买成功。用英国人的钱买英国人的产业，赚了钱再还债。荣老大确是资本运作的高手。

该厂规模在当时上海棉纺织业内数一数二，却经营乏力，连年亏本。荣宗敬看中的是英国纺纱机和织布机，还有紧靠黄浦江码头的地理位置，方便原料和货品的装载运输。接手后改成申新七厂。第二年初开工后，出产的“招财”“铁锚纱”等品牌深受用户欢迎。1929年再添申新八厂。荣宗敬购进高达234万余元的英国细纱机4万锭。进口机器上架，产品质量上升。

1931年诞生的“老九”——申新九厂的规模达到了申新系统的巅峰。该厂来历不凡。前身是李鸿章主持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属于清廷“国企”，后由盛宣怀集资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局。此后命运多舛，数度易主。辛亥革命后改名三新纱厂，仍举步维艰。美商大来公司收买地产，另谋经营他业，也未获成功。兜兜转转，荣宗敬最终以40万两白银低价拿下地产和设备。随后整饬内部，投放资金添置设备，一周后开工试产。为了加强与日本纱厂的竞争实力，一年后又增加了20支细纱和32支以上印花坯布的生产能力，在华商棉纺织企业中首屈一指。

1932年鼎盛时期，“申新纺织”旗下九个棉纺织厂拥有纱锭总数近54万枚，织布机5000多台，生产设备占全国私营纱厂总数的五分之一，职工逾3万人。实际自有资本共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荣氏兄弟控股55%。中国最大的民族棉纺织资本集团傲然崛起。

仅1912到1922年十年间，荣氏兄弟新办的面粉厂和纱厂达14家之多，进入了跨越式发展，产量占到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属罕见。到1932年，荣氏旗下福新面粉、申新棉纱两大企业系统总数达21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成为国内无可匹敌的民营实业集团。“兵船”面粉和“双马”棉纱行销海内外。“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顶桂冠应时而来。中国人吃和穿的半壁江山，荣氏兄弟包了。

荣宗敬的成功秘诀迥异于常人：负债经营，越做越大。不断借债不断扩大生产，再不断盈利，然后继续借债，再复制成功。循环往复。这种魄力不是人人都有，所以也不是人人都敢这么干的。彼时上海弄堂流传一有频率很高的玩笑话：“侬以为侬是荣宗敬”。这就是上海顶有腔调的人物。

荣宗敬敢于这样做的关键是他的钱庄背景。在上海银行的原始资本中，荣氏家族占了五分之一，在中国银行也有50万元的股份。作为这两家银行的董事，领先潮流的金融意识使他们对全融工具运用自如，资本运作的能力和魄力明显高人一筹，使家族企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无可争议的“头部产业”。

然而，即便是顶尖的商业巨头，也顶不过时局的动荡。

苦苦支撑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棉纱业也无可避免地陷入泥淖。危机之下，无一完卵。荣宗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银行紧缩放贷，工厂停工，债台高筑，但他仍在勉力维持，因为一旦破产，庞大的荣氏面粉、棉纺产业工人将大批失业。日本纱厂却凭借政府支持趁虚而入，大肆并购华商小厂，日商在中国的棉纺织版图急剧扩张，除了上海，势力延伸到天津、秦皇岛、汉口、长沙及江浙地区。

1933年到1934年，中国棉纺织业陷于空前危机，棉纱价格下行爆跌，市面凄凉。然而赋税加重，申新纺织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社会上“申新搁浅”舆情四起。现实比舆情更残酷。申新旗下纱厂库存堆积，茂新面粉厂全部停产。而早些年荣宗敬和儿子的期货投机“洋麦”“洋棉”也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导致巨亏（有资料说1000多万）。这又加剧了荣氏产业资金周转的困厄。雪上加霜的是，债权人天天索债，银行也不愿再贷款，一派“四面楚歌”之象。荣宗敬身边的人见他日夜憔悴，年衰力弱，劝他静养以待时机。荣宗敬聘任福新面粉部经理王禹卿先生代理申新总经理。然而，申新这么大一个系统，又处于危机关头，前景暗淡，谁堪担当。据申新总公司职员说，王先生深感压力，失眠，神经衰弱，根本无法执掌大局，不久就辞去刚接任的总经理之职。荣宗敬只能返岗亲力亲为。

危机给荣氏产业带来的损失超乎寻常。荣宗敬曾说，他50岁时，要有50万个纱锭，60岁要有60万个纱锭。这个目标他提前完成了10年。然而此时，辉煌却成了负担。

荣宗敬吁请国民政府救济，请求发行公司债，回应的却是行政院一纸调查令。财政部、实业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调查组进入申新棉纱系统。不久出台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认定申新公司“组织不良，经营毫无系统……以致资负倒挂”，这意味着申新将面临破产甚至被拍卖。荣宗敬又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指责实业部的整理方案“实有企图宰割之嫌”。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工人们闻讯自然不服，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要拼死抵抗。自发组建纠察队、护厂队誓死护厂。实业部只得再次调查，结论为“资负相抵”。但同时提出对申新实行“银团管理”的所谓整饬方案，也就是要全面控制申新财务和公司发展。为了工厂生存和工人不致失业，荣宗敬咬紧牙关咽下了这口气。

下坡路刹不住车了。1935年，申新七厂借英商汇丰银行的贷款到期，无力偿付本息，荣宗敬再向政府呼吁援助，杳无音信。再向汇丰请求转期，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抵押。但汇丰银行竟将价值500万元的申新七厂财产“腰斩”，以250万拍卖给被日本律师村上。荣宗敬立即爆出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上海各界声讨汇丰置中国法律于不顾的强横行径，强烈声援申新。申新七厂第一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先行申请法院执行“扣押”。慑于各方压力，汇丰才签了押款转期合同，使申新七厂得以保存。

几经波折，荣氏企业虽得以续存，但资金不得不靠银行输血，经营管理权也随之旁落。到抗战爆发前，荣氏各厂几近奄奄一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方对曾经最强大的对手申新系统实行毁灭性报复，先是焚毁机器厂房，浪人把没有烧毁的机器全部砸烂。福新系统面粉厂被侵占后，由驻沪日本军方委托日商三兴面粉公司经营。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日方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旗下企业，或与荣德生“合作”经营在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被荣德生断然拒绝。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为此特地设宴请洽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不赴宴表示自己的态度。结果荣氏无锡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眼看日方步步紧逼，亲手创办的企业节节受挫，1938年初一个深夜，荣宗敬从家中后门出走，登上了驶往香港的轮船，既躲避风头，也为摆脱敌寇利诱拉拢。但一个月后，荣宗敬一病不起，弥留中告诫弟弟德生，要他撑起荣氏家业，继续实业救国。

一代实业巨子巅峰与挫折相伴的一生落下帷幕。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暴敌侵入淞沪，复能不受诱胁，避地远行，志节凛然，尤堪嘉尚”。

留下坚守

抗战胜利还未满一年，71岁的荣德生却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黑色事件。

1946年4月25日早晨八时许，荣德生的福特轿车从麦尼尼路（今康平路）驰向高恩路（今高安路）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拦截，带到另一辆警备司令部牌照的车上。七转八弯，迎面是一栋石库门小楼，荣德生被锁进楼顶一个密不透风、乌漆墨黑的小房间里。事后荣德生回忆：“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绑匪开价100万美元。荣德生说自己所有的钱都用在工厂上，要养活数十万人，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会受影响。绑匪在荣德生身上找到一枚他的私章和一张存折，收支记录简直让绑匪眼瞎，每月支出的600万远大于收入400万。想不到这个拥有“面粉和棉纱”大王头衔的实业大亨，他们眼里的“超级大财神”居然入不敷出。其实荣德生忠实地执行着荣宗敬的方针，把赚到的和积蓄的钱都投入到扩大企业生产上。在绑匪的逼迫下，他只能给家人写信，让他们筹措100万美金来赎身。荣家人知道抗战胜利后，针对民族企业家的绑架案频繁，军警破不了案，而这辆车是军警牌照，就不能盲目报案了，但也拖延着绑匪。绑匪未如愿得到消息，让荣德生再写。荣德生觉得性命难保，就把这封信当遗书来写。他向子孙们简要陈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经验，希望对他们今后发展有益；其次是他与绑匪博弈，赎金下调到50万美金。但他叮嘱，如果这笔钱会影响公司运转的话，那就放弃营救，一心经营好公司，因为公司牵扯着成千上万工人的性命。最后重申了荣氏家族实业要将国家发展放在首位，最后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不久，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等再次收到绑匪给荣德生家人的恐吓信，“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以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5月28日，荣家筹得50万赎金交予绑匪。绑匪用三轮车将被绑34天的荣德生放回。

虽然荣家未报警，但因为荣德生的身份，消息已不胫而走。国民政府责成军统巨枭毛森破案。毛森从一名手下不正常的阔绰举止开刀，破获了这个假冒军方名义劫持富商、筹集吸鸦片资金的绑架案。三个月后，荣德生绑架案告破。但荣德生仅拿到发还的十二三万赃款。先要给警备司令部送去破案赏金8万，还得应付达官贵人各种索取，再张罗十多万，林林总总花销几十万，由申新各厂分摊，生产又遭霜雪。还没完，来自上海及外省的社会团体打着“慈善”旗号要求荣家各种捐款，还有自称“失业军警人员”的恐吓敲诈，不一而足。荣德生不禁感叹，我即使有个金库也应付不过来呀。

这样的破案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荣德生遭此一劫，死里逃生。但毕竟他历经风雨，心心念念的仍是申新的经营。作为富有远见的实业家，虽然资金捉襟见肘，他仍咬牙引进新式机器，同时办校为工人扫盲，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包括职员养成所、女工养成所、机工养成所等短训班。他的想法是，工人在传习所学习行业技能，万一失业，也可以一技之长谋生。

1949年，迎来中国的世纪转折，荣德生认为自己“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他坚决反对拆机外迁，并制止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尽显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情怀和命运抉择。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荣毅仁。

不仅留下来，荣氏父子还着手重建被日军焚毁的茂新一厂，这是荣氏家族的发轫之厂。1948年4月建成恢复生产后，仍是当时国内设备最先进的面粉厂。

1954 年，申新纺织公私合营。

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对家族产业的坚守，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留下的不仅是民族资本的精华，还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时代远见和预言式的决断，更是不能以金钱衡量的坚定信念。

“小泡泡”掀起大浪花

坐落于东大门的严家桥是无锡名闻遐迩的大码头。粮食、棉布、书籍和药品等等涉及民生之物从这里进入无锡的千家万户。

这个码头的兴旺与唐氏家族密切相关。1863年，唐懋勋为躲避太平天国战火，携家人从常州来到这个水路通衢、水陆并行之地。俗话说，有水的地方就有黄金，也有灵气。人们纷纷迁移此地，枕河而居。户户纺纱，家家织布，处处可闻机杼声。人丁兴旺，乡邻殷实。唐懋勋决定在此安家。他以10多串铜钱的低价盘下了别人不想再干的“周长元布庄”，改名“春源布庄”。这个布庄便是唐氏家族丰厚基业的始发地。

唐懋勋之孙唐骧庭对科举仕途不感兴趣，耳濡目染祖父经营那一套，也许是遗传基因发酵，18岁的唐骧庭单枪匹马到无锡城里，想做比爷爷更大的老板。他与志同道合的幼年玩伴程敬堂合资，在无锡繁华地段北大街开出一家九余绸布庄，兼营土布、绸缎和呢绒。几年打拼，业绩居同行之冠。从此，唐氏实业从小镇跨到了街市，唐骧庭为未来唐氏纺织王国楔下了地基。1916年，唐骧廷将累积的资金投入一家濒临倒闭、仅有30台木布机的冠华手工织布厂，扩建改建为“丽华织布厂”，几乎是当年祖父出手的复制版，但比祖父走得更远。一年后“丽华”盈利，接着有了“丽华第二”“第三”，生产场所也从无锡扩展到上海。唐骧廷深知织布比纺纱赚得更多，而印染的利润又高于织布几十倍。所以他集资入股，加上厂房和家产抵押，再向银行钱庄贷款，创办了丽新织布厂。

1901年夏，一个男孩诞生于唐氏纺织世家。他就是唐氏第四代，后来被誉为中国民族毛纺业翘楚的唐君远。

1919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化学系的唐君远接到父亲从家乡发来的电报。父亲说，他在无锡新开的丽新织布厂业务扩张，缺少人手，要他辍学回家协助办厂。唐君远没有半点违拗，立即收拾行囊踏上了返乡之路。

唐骧廷极有远见。要与洋货竞争，必须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学到手，那么人才就是最宝贵的投资。除了重金聘请英国工程师，他还广罗高级技术人才和大学生。唐君远是家中老二，先后就读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与东吴大学化学系，父亲认为他办事沉稳有魄力，为人宽厚，是将来接班家族实业的最佳人选。为什么这么急，不惜让儿子辍学回乡襄助，唐君远又为何即刻听从父命启程，因为父子俩都知道中国纺织正面临一个强势和强硬的竞争对手——大举进军中国纺织市场的日本厂商。竞争的核心是技术，日商可以纺出细支纱，价格就高，而中国纺织还停留在20支的大路货，两相比较，自然矮了一头。丽新织布厂也要仿制印花“洋布”，急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唐骧廷只得把儿子召回来。

父亲对唐君远说，你刚从学校出来，必须从最基层的考工员做起，熟悉厂里的经营管理状况。唐君远的一腔热血有点受打击，但父亲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厂里聘有一位英国专家，唐君远虚心请教。唐氏前辈的秉性在血液中流淌，唐君远对纺织有一种天然的悟性。一段时间后，他升任考工主任。丽新织布厂前身是手工作坊的冠华布厂，唐骧庭改制为股份制后，重新确定了“注重花色品种、紧贴市场需求”的经营方针。唐君远根据这个方针，向父亲提出了自己对丽新厂未来发展的建议。他要扩建。要扩建就需要贷款。父亲担心，且不说扩建的成本投入和贷款可行性，儿子设想的成功度有多少，都没底。唐君远认为，整个中国纺织业都面临洋商的紧逼和挤压之中，如果继续走竞相甩卖的老路，终究还是落于下风，只能是困境的循环，永远不可能走出自己的发展新路。最终，父亲被儿子说服了。

唐氏毕竟有家族实业的声望，中国银行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唐先生”给予了贷款支助。贷款到手，唐君远从英国进口一万锭机器，纺四十支细纱。另增一套精梳设备，量质并举。这个考量来自唐君远的信念和技术支撑，以精品路线抗衡日资产品。他还派人在引领时尚风向的上海租界观察外国人穿着的衣料，记录下来作为新品设计的参考，又设立门市回拢市场喜好。这是最初的商业情报运用。不久，丽新厂在原先的自由布、格子布等传统产品基础上，开发出织造提花布、丝光条格、泰西缎等新产品。并创出“九美”“司马光”等名牌。丽新布厂成为国内纺织业独此一家纺纱、织布、印染“一条龙”齐全的联合企业，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给自足，成本大降，也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扩大花色品种。最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名叫“泡泡纱”的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大受追捧。

这个别出心裁的泡泡纱就是唐君远的发明，他的化工知识帮了忙。用烧碱使布料起皱，起名时尚又接地气。本来用它做个市场探路，没想到欢迎程度远超预估。起蓬头了。这种织物用轻薄平纹细布加工，布面呈现均匀密布凸凹不平的小泡泡，穿着时透气，且有凉爽感，被夏日女性激赏。还有一个优点是洗后不用熨烫，却有一种自然妥帖的亲肤质感。“小泡泡”风头抢镜，掀起了大浪花，在日商大行其道的纺织市场撕开一条光明的缝隙，日商深感撼动。丽新厂因而被视为“日商在中国纺织市场最大的劲敌”。这是《朝日新闻》“颁给”丽新厂的“美誉”。

唐骧庭可以放心交班于25岁的唐君远了。年轻的小唐厂长意气风发，血气方刚，抱负远大。但纺织这盘大棋前路漫漫。

不蛀呢绒

当唐君远踌躇满志决定更进一步时，发现面临的营商环境并不友好，竞争对手也很强悍，甚至充满敌意。

最糟心的是日商依侍先进设备和技术企图长期占有中国纺织市场。

唐君远没有沉醉于“泡泡”旋风带来的市场兴奋中,这只是丽新厂站稳脚跟的第一步。不断出新，紧跟市场才是立足之本。他把目光盯向了毛纺织业。为什么是毛纺织业？当时国内纺织品中，“三纺”（棉纺、丝纺、毛纺）中最不济的就是毛纺。1910年前，全国有近十家毛纺厂，因为与洋货竞争乏力先后打烊。细呢全靠进口。唐君远的化学背景研判告诉他，难度大，发展空间也大，他要在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新一轮发展的缺口。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已经盘桓许久，但他是个沉稳的人，不考虑清楚绝不会行动。

1934年日商纱厂贬价出售棉纱，国内纱厂大受冲击。唐君远觉得出手的时机到了。但同仁中不少人反对，认为哔叽、直贡呢等也在走下坡路，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唐君远已经算过一笔账，进口呢绒税率30%，而进口原料毛条仅5%，用进口原料做高档哔叽、华达呢，用国产羊毛做大衣呢、制服呢等，只要适销对路，还有得赚。更重要的是，这是能否使民族纺织工业杀出洋货重围一次试金的机会。关键时刻，这个想法得到父亲的力挺，唐氏呢绒显示了它独有的韧性。唐君远的堂叔、庆丰纱厂创办人唐莹镇，堂弟、申新三厂副经理、毕业于美国麻省罗宛尔理工大学纺织专科的唐熊源（荣德生女婿）共同参与，由无锡丽新、庆丰、申新三家集资20万元，组建无锡协新毛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唐君远任经理。这是一个融合了两大家族纯专业化的强强组合。唐君远认为，此举是否成功的关键还是生产设备。他向英国洋行订购1800锭精梳纺机，粗梳纺机400锭，毛纺机40台；向德商洋行订购全套染整机，1935年2月全部安装到位。秋天正式投产。这是本土第一家纺、织、染、整全部国产化的全能型精纺产业。1936年产品上市后迎来一片喝彩，一年后收回全部投资。说起协新，“80”后以上的老上海一定会有温馨的回忆，说不定还能从家里翻出几件收藏至今的精纺呢绒。协新毛纺把中国毛纺业带进了春天，也将民族毛纺业推进了一大步。那年唐君远34岁。

唐君远崛起于中国纺织业，立刻成了日商眼中的“劲敌”，遭忌是必然的。日商的应对策略是一年之内将呢绒产品、哔叽、直贡呢连续降价20%以上。完全是赤裸裸的不正当竞争了。有人劝唐君远避其锋芒，唐君远冷静观察过，青睐协新产品的以政界和时尚人士为主，加上一部分追求穿着体面的知识界和职员阶层，叠加起来就是呢绒市场比较稳定的消费群体。因此他的策略是不为所动。当然，面对日商的压价倾销，他也得有所反应。你有雄厚的资本支撑，我在制作成本上下功夫。

用进口毛条做原料，省去了把羊毛加工为毛条这道工序，制条设备就无需投资了。这样，协新的舍味呢、华达呢、马裤呢售价虽低于英国进口呢绒，但仍有利润可赚。

唐君远的这次选择又对了。然而对日商来说，他简直就是“克星”一样的存在。

唐君远认为，成功一次不难，难的是成功的持续性，要永远走在别人前面。靠什么呢？靠的是苦心经营，保持产品的创新。人无我有，独占鳌头。

怎么才能独占鳌头，硬件是机器设备，软件是人才，后盾是生产技术。围绕这三项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各方出击，齐头并进。

更新设备已经到位。其次是人才。唐君远把“智爱勤慎”作为厂训，以高薪招聘南通纺院、杭州工专、苏州工专毕业生，引进国外纺织工程师和归国留学生。把专业人才放在各个重要部门和生产技术环节，改革旧有工头制，确立以技术为中心的分层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贴近市场需求。第三是市场调研和营销策略。对服装来讲，每天在街上走的人群，就是流动的市场导向。敏锐的生产制造商一定会抓住这个绝佳的研判机会，作出适销对路产品的决策。唐君远在无锡的厂家也经常派人到上海观察人们的穿着喜好，尤其是时尚人群的打扮，对引领潮流的外国人的衣着花样，拍照记录。有些“观察员”博闻强记，一见新颖的样式，脑回路立即兴奋，迅速反哺设计人员。

有了这些运作，织机火力全开，市场占有率步步登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协新呢绒立足上海，成为市场高档服饰的主打。所谓“洋装笔挺”指的就是穿着呢绒的派头。呢绒有腔调，也有烦恼。毛纺织品有一个致命弱点--虫蛀。

唐君远关注这个问题很久了，这是他的专业。他知道羊毛织物被蛀的原因。他从国际市场上了解到瑞士嘉基颜料厂有个专利产品叫“灭蠹”，就是羊毛不蛀粉。买来后他亲自与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试验，证明蛀虫对投放了“灭蠹”的呢绒退避三舍。所谓“灭蠹”就是鼠药原理，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通过染整方法将“灭蠹”添加到羊毛分子中，呢绒就可远离虫蛀了。唐君远与瑞士嘉基颜料厂签订了为期7年的包销合同，在中国由协新厂独家使用。广告刊出，人们马上就知道了协新厂有不会虫蛀的呢绒，比英国货和东洋货都灵光。英国毛纺织业厂商看到协新厂的产品深为惊愕。在中国纺织市场上长期经营的英国和日本企业意识到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协新又一次站到了C位，羊毛产品的性能提升了档次，强硬地展示了协新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唐君远要打出协新王牌的心愿。以化学手段搞定羊毛防蛀，是了不起的创举。要让新产品家喻户晓，得有好名字。按中国老百姓喜欢讨口彩的心理，先后有了五福临门、福禄寿喜、万宝聚来等喜气洋洋的名字，协新呢绒营造了一种贴心贴肉的温馨。

上海公共租界马路中有一条棋盘街，据说是今天河南中路的南京东路至延安东路段，也有说在今延安东路北侧，江西中路至山东中路之间。棋盘街一带是闻名上海的呢绒店绸缎庄著名“市口”，久而久之就成了呢绒一条街。协新不蛀呢绒一炮打响，棋盘街上的批发字号争先恐后经销，上海呢绒批发商组织联益公司提出包销。好产品总是不胫而走，不蛀呢绒不但在国内热销，连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商家也前来订货。协新走出了国门。大家不约而同把“呢绒大王”的桂冠戴在唐君远头上。

每个年代都有它的时尚，每个行业有它的金字招牌，协新品牌的惊艳出世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纺织界的品牌之光，唐君远也成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一代宗师。

逆境生存

1938年春，侵华日军占领无锡。日商纺织公司有了靠山，直接向唐君远提出将丽新厂与日方“合作”且由日方控股的要求。

唐君远明白，这哪是合资，分明是吞并啊。所以断然拒绝。占领军恼火之下发出通牒：要么合资，要么毁厂。随即扣押了唐君远，把他关进专门“定制”的不能坐下的“站笼”里，羞辱折磨。整整两个星期，唐君远几次死去活来，仍坚不松口。丽华一厂、二厂先后被日军悍然炸毁。丽华三厂、丽新厂及协新厂被强占为军营。唐君远身心枯槁，面临崩溃边缘。但他是有信念的人，这个信念就是实业救国，驱使他必须重振旗鼓。

1939年，唐君远带着一家老小，挥泪告别无锡老家，再下血本，在上海公共租界置地开办新厂，职工都是无锡厂的老人马。再向洋行购买设备，在西康路、江宁路开设信昌毛纺织厂。在江宁路、思南路、长寿路三处分别开设织布、印染、纺纱工厂，成立昌兴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唐君远自己一肩挑。

这是新一轮的开始，更是唐君远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厂筹建中。

天蒙蒙亮，他就早早到厂里，晚上天黑了，他的儿女们仍然见不到父亲的身影。这段时间的超负荷操劳，使唐君远迅速苍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儿女们见面都不敢认。

唐君远心里急啊，毁掉过后重来需要多少投入，又需要多少勇气。这一波操作，呕心沥血，顽强地发展到拥有6万纱锭、15000线锭、750台电力织机，100余个品种，日产坯布2000余匹，印染整理色布5000匹的规模。协新重新回到正轨。唐君远这才松出一口长气。

然而日军攻势不减，中国民族工业大受影响，唐君远的实业也难逃劫运，产品销量一天不如一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协新厂沦入日伪监管。唐君远的实业理想再遭重创，他的重振计划破灭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及无锡两地工厂重新恢复生产，在沪企业正式改名为上海丽新一、二、三厂和上海协新毛纺织厂。内战接踵而至。1948年，由于无法遏制越来越猛的通胀，国民政府强行改革币制，推出金圆券。唐君远眼见市场抢购呢绒囤积居奇，心里凉透了。

苦苦支撑到1949年，无锡和上海先后解放。唐君远从荣德生这里了解到中共提出的“工厂不外迁、不外逃”的要求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这位年长25岁的乡贤和前辈，唐君远一直充满敬仰，叫他“荣伯伯”。当他得知荣德生竭力阻止家族中人抽取资金去境外，自己决定留下来的意愿，当即决定追随。他也难以割舍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无锡解放时工厂并未大规模外迁，唐君远父子把民间组织的“工商自卫团”枪支弹药全部上缴解放军，还组织献粮10万石、柴草15万担支援部队。唐君远坚信，他的实业在中国。他将解放前未及进口存放在香港的七万三千磅羊毛条运回厂里，全部纺机开足马力。建国初期，从连续战乱中走过来的民族企业，资源屡遭破坏，但有一批像唐君远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不改初衷，以实业报效国家热情不减。

新中国成立后，唐君远在上海、无锡两地继续经营企业。1950年，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应对国家财政困难，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一种公债面值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债券。建国初几年里，唐君远先后认购40余万份。抗美援朝期间，他再捐献飞机4架，寒衣款400万元。1954 年，唐君远响应国家号召，无锡和上海丽新、协新各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他个人放弃应得的定息，上缴国家。1956年，唐君远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经理。

1979 年，78岁的唐君远和刘靖基等联手千余海内外工商界人士，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创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早于1953年，唐君远长子唐翔千承袭家族实业，在香港先后创办中南纺织厂、印染厂、针织厂、制衣厂，逐渐打造成香港纺织业的半壁江山。唐君远投身改革开放大潮，热切期盼后代继续唐氏家族实业救国的初心，贡献国家经济发展。他对唐翔千说，“你要带头到内地投资办企业，引进先进设备，为家乡做点事业。如果蚀了本，就算对我的孝敬。”一席话蕴含着一位历经坎坷的工商实业家对祖国的赤子之心。1981年8月，上海市纺织局与香港联沪毛纺织公司合资创建了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正是唐翔千。这是他对父亲的意愿作出的回应。

唐翔千成为改革开放后“沪港合资第一人”，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也创下三个“第一”：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集团性公司、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为开放初期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从草根创业到发展壮大，从无锡到上海，从国内到国外。这两个源自无锡的民族资本集团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不求小富，赚到的钱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这个模式也昭示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迈出第一步的显著特征：以微薄的家族财富为基底，借助社会金融扩大资本和人脉资源，做大做强商业网络。有人认为，成功的商人大都有灵变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和唐氏家族实业的崛起和旺达实证着这个认知。

他们联袂书写了中国近代工业一段辉煌史，也拥有了跨越时空的财富传奇，堪称民族企业的双子星座。

他们的成功标识着商业哲学和生存智慧：坚韧而不惮于屈就妥协，刚烈而不忌于圆融通达。历经世事剧变和逆境洗练，依然顽强地照着初心跑出了自己的轨迹。

1979年10月，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者和先行者，“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不负重托，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出任董事长。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2003年和2007年，唐君远长孙唐英年先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

2022年是荣氏面粉创业120周年。江南文化孕育的民族工商重镇，历经超越百年的社会变革和实业锤炼，重焕光彩。在新时代传承它的精神力量，也是这一代人的担当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