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

国门门南二十里，双阙峨峨夹伊水。

不论形胜接皇居，远泽灵仙亦飞拟。

洛阳士女重清明，闻向龙门更著情。

铁关金锁在开钥，宝马香车透出城。

城中歌舞纷相乱，侠客骄矜仙结伴。

晻暧前惊上路尘，崩腾角赴长津岸。

这是唐代河南县尉卢竧所撰《龙门赋》的开始部分，描写了清明时节居住于洛阳城内的人们纷纷骑马乘车赶往南郊龙门踏青赏景的场面。诗人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洛阳城中的民众与城南龙门石窟的密切关系。对于今人而言，如何通过留存至今碎片化的实物资料，重构一千多年前隋唐城市与石窟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以及作为政治与生活空间的隋唐洛阳城与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龙门石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乃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隋唐洛阳城（以下简称“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区范围内，龙门石窟则位于其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南约七公里处〔图一〕。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地区，亦称“伊阙”，处于整个伊洛河平原南端。因其地形险峻，位置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北魏始，开凿佛教窟龛于伊阙西山，唐代延续雕凿，遍布东西两山，龙门地区遂成为著名的佛教胜地，与其北面的北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两座城址形成密切的关联。有唐一代，太宗、武则天、中宗、玄宗等均亲临龙门，可见龙门石窟在唐代洛阳城空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图一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示意图

虽然龙门石窟与隋唐洛阳城关系紧密，但当代学者对于二者之关联，却关注较少，仅阎文儒、宿白、温玉成、焦建辉等先生的论著中有所提及。今以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以下简称“龙门题记”）资料为基础，结合窟龛造像、历史文献及唐人诗作，细致爬梳，以期对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问题作一探讨。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山的空间关系

（一）龙门为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

隋东京城在规划建城之初，决策者、设计者已将龙门作为整个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太平御览》引《两京记》：“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而龙门双阙之间的中心点，应是隋代洛阳全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东西两山如双阙相夹〔图二〕，被视作隋唐洛阳城南大门的象征。隋大业二年（606）“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另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初，中宗自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

图二 龙门石窟北入口南望伊，［日］盐田秀则摄，1923年

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人们在举行重要活动之时，皆将龙门视为进入洛阳城的起点。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狭义的隋唐洛阳城，就是外郭城城垣范围内，这是一个有形的郭城。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南至龙门双阙，北达邙山翠云峰，则应该是隋唐洛阳突破城垣之后广义上、无形的大外郭城，在古人的著述中有所反映。《唐六典》载：“东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阙，后邙山。”小字注云：都城“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均有类似记载。就洛阳地区而言，龙门一带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独具特色，为当时人们所钟爱。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云：“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二）从洛阳城远眺龙门山

自洛阳城眺望龙门的唐诗，有虚、实两种写法。前一种如李峤《清明日龙门游泛》：“晴晓国门通，都门霭将发。纷纷洛阳道，南通伊川阙。”杜甫《龙门》：“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着重描写龙门，却由洛阳城引发开来，以“都门”“洛阳道”“出城”作为铺垫，自然导入龙门景色。

后一种是身临其境。诗人立于洛阳城内位置较高的楼阁之上，向南远眺龙门山。如刘沧《题天宫寺阁》：“丹阙侵霄壮复危，排空霞影动檐扉。城连伊水禹门近，烟隔上阳宫树微。”成崿《登圣善寺阁望龙门》：“高阁聊登望，遥分禹凿门。刹连多宝塔，树满给孤园。”刘沧、成崿二人分别立于洛南里坊区劝善坊内的天宫寺阁、章善坊内的圣善寺阁之上，南望龙门双阙，佳境隐现，自然吟诵出“城连伊水禹门近”“遥分禹凿门”的诗句。

唐太和六年（831）八月十日，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亲临俗称“五凤楼”的应天门城楼，创作了一首《五凤楼晚望》：“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诗中所描绘的即为龙门景色，东西两山之间伊水自南向北奔流。诗人所处位置应天门为宫城正南门，地势较高，恰好位于洛阳城中轴线上，与龙门双阙南北相对，是眺望龙门的最佳位置。

开元五年（717），玄宗第九子李一卒于洛阳城，明皇将其葬于龙门东山，目的是为了站在洛阳宫城内就可以望见其陵，说明宫城地势颇高，易于远眺龙门两山。虽然李一墓至今未曾发现，但是1981年在龙门东山北麓发现了唐景龙三年（709）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其夫人何氏于长安四年（704）卒于洛阳惠和坊。选择茔域于此的原因，或与前者相近。

自洛阳城至龙门山的主要行走路线为陆路，从外郭城南面正门定鼎门出，向南经由毕圭乡、龙门乡到达龙门。除了这条陆路之外，还有一条水路，即自郭城东面中门建春门出，从伊水乘船，逆水而上，南行至龙门。

（三）自龙门山回望洛阳城

唐人自定鼎门出，向南到达龙门石窟，兴之所致，登高望远，东都城内鳞次栉比、巍峨壮观的宫阙建筑映入眼帘，自然会激发诗人们的写作欲望。如宋之问《龙门应制》：“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陌沟塍殊绮错。”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声四天闻。”宋之问、沈佺期二诗应是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的即兴之作，宋之问还因此诗获得武后赏赐的锦袍。

韦应物所撰诗作则与其本人的两次亲身游历相关，均从龙门山的自然景色写起，视觉落点又回到了洛阳城。其一《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素怀出尘意，适有携手客。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其二《再游龙门怀旧侣》：“两山郁相对，晨策方上干。霭霭眺都城，悠悠俯清澜。”自注云：“尝与窦黄州、洛阳韩丞、渑池李丞、密郑二尉同游。”

又如武元衡《春题龙门香山寺》：“清景乍开松岭月，乱流长响石楼风。山河杳映春云外，城阙参差茂树中。”白居易《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二诗分别为春天游览龙门东山香山寺、乾元寺时所作。

登山远望，回首洛城，触景生情，灵感顿涌。白乐天诗题中的“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亭址应位于今天龙门东山清代香山寺的上方，即东山最高峰处〔图三〕。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遗址，有一座俗称“无梁庙”的清代斗母庙。白居易所写的“危亭”或即在此“无梁庙”附近。由此四望，可以看到分别通向缑氏、汝州、栾州的三条官路。向北眺望，东都洛阳城隐没于一片烟尘之中。

图三 清代易地重建的香山寺远景 ，霍宏伟摄

此外，在龙门西山三座洞窟中的造像题记中也写到了龙门与洛阳城的关联。宾阳南洞159号窟内北壁保存有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云：“敬造弥勒像龛一所。地耸双阙，壁映千寻。……萦带囗薄，密迩京华，似耆山之接王城，给园之依卫国。”

在670号窟内，刻有唐开元三年（715）《前秘书少监韦利器等造大弥陀等身像记》：“东临伊水，百亿津梁；北走鼎门，大千方便。”〔图四〕题记所云“鼎门”即定鼎门的简称。北市彩帛行净土堂（1896号）西壁刻有武周延载元年（694）《王宝泰等造阿弥陀像记》，其中亦有对龙门环境的描写：“北对城阙而云浮，南属郊原而绣起。”以上三条题记中的“密迩京华”“北走鼎门”“北对城阙”，形象而又具体地反映出龙门石窟与洛阳城空间的密切关系。

图四 唐前秘书少监韦利器等造大弥陀像记拓本

总之，龙门形胜之地与隋唐洛阳城不仅在物理空间，更在社会文化空间上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隋代以视觉上有着强烈冲击力、状如双阙的龙门东西两山作为都城选址的重要坐标点，唐代对龙门则进一步赋予了佛教圣地的意义，强化其为城市中轴线的南端基点。龙门石窟保存至今数以千计的唐代造像题记，内容丰富广博，反映了隋唐洛阳城行政区划与城内建置类型以及复杂的社会空间，为研究该城以及城、窟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龙门题记所见洛阳城行政区划与城内建置类型

（一）洛阳城行政区划

据学者考证，在隋唐洛阳城内，河南、洛阳两县是东西分治、分别管辖的。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洛州（河南府）所辖县中，河南、洛阳两县县廨位于洛阳城内。《唐六典》记：“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各一人，正五品上。”小字注：“隋初，两京置四县，增秩为正五品，皇朝因之而不改。天后时，东都又置来庭、永昌二县。”根据龙门石窟题记中所反映洛阳城行政区划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三类，因例子较多，以下三个表格中仅列举有代表性的实例，即能够反映发愿功德主身份的例证。

1.洛州信众造像题记

第一类造像题记可归为来自洛州的信众所作［表一］。造像者的身份不仅有洛州人杨妻韩氏这样的普通信徒，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如洛州士曹参军吴孝明、府兵史李客师、长史薛季昶等。

［表一］洛州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唐开元元年（713），洛州改为河南府。《旧唐书·地理志》“河南道”条记：“河南府，隋河南郡。武德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贞观）八年，移治所于河南县之宣范坊。……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河南府廨位于城内洛南里坊区中部的宣范坊。《河南志》“宣范坊”条注：“隋唐半坊为河南府廨，西北去宫城七里。”检索龙门大量唐代题记，发现来自河南府佛教信众留下的题记寥寥无几，这一现象说明，随着玄宗时期洛阳城政治地位的日渐衰落，与武则天时期相比，开凿窟龛的活动减少了许多。

2.河南县信众造像题记

二类造像题记来源于河南县的佛教信众［表二］。造像信众的身份，既有河南县的地方官吏，也有普通民众。河南县还曾被改名为合宫县，其县廨位于洛南里坊区西南隅、定鼎门大街西侧的宽政坊。《元和郡县图志》记：“河南县，本汉旧县，后魏静帝改为宜迁县，周宣帝复为河南。隋仁寿四年，迁都，移县于东都城内宽政坊，即今县是也。永昌元年，以明堂初成，改为合宫县，神龙初复旧。二年复为合宫，景云初复旧。”《河南志》“宽政坊”条注：“隋唐河南县治于此坊。”

［表二］河南县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3.洛阳县信众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刊刻的第三类造像题记，来自城内洛阳县的佛教信徒。［表三］反映的造像信众身份不甚明确，仅知源于洛阳县。洛阳县曾经在神龙初年被改名为永昌县，其县廨是在洛北里坊区东北隅的毓德坊。《元和郡县图志》记：“洛阳县，本秦旧县，历代相因。贞观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内毓德坊，今理是也。神龙初改为永昌，寻复旧号。”《河南志》“毓德坊”条注：“唐有洛阳县廨。”

［表三］洛阳县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二）洛阳城内建置类型

龙门题记所反映的洛阳城内建置，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三种类型。

1.里坊

能够从龙门题记中提取出的洛阳城里坊信息较少，仅见思顺坊、思恭坊。宾阳南洞北壁贞观二十二年（648）《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云：“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普为法界敬造弥勒像一龛，在此碑下近东。”在龙门石窟唐代造像题记中，直接将洛阳城里坊名称刻于碑首的仅见于这一碑记〔图五，图六〕。

图五 宾阳南洞唐洛州思顺坊老幼等造像碑及弥勒像龛 ，路伟摄

图六 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拓本

思顺坊位于洛南里坊区长夏门街之东，南市西侧。《河南志》“思顺坊”条注：“隋有诸葛颖宅。唐有杨纂宅、张嘉贞宅。”龙门石窟研究院藏唐天宝三载（744）李夫人碑云：“遂舍归释典，洗心禅宗，将有为之，必空。……寝疾终于思顺里之私第。……遂葬于龙门之原。”李夫人卒于洛阳思顺坊，葬于龙门原。

龙门石窟440号窟存唐龙朔元年（661）《洛阳县文林郎沈裒造优填王像记》，云：“大唐龙朔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洛阳县文林郎沈裒为亡妻娄氏敬造优填王像一龛，以言记事，勒之于后。……显庆五年十二月，寝疾于思恭之第，而谓里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岂意非福，痼瘵缠躬，不讳之后，愿从所志。其月廿八日，薨于内室。遂延僧请佛，庭建法坛，设供陈香，累七不绝，筮辰卜日，休兆叶从。宝幡香车，送归伊岭。”思恭坊在洛北里坊区西部居中，上东门街北侧，东临北市。《河南志》“思恭坊”条注：“唐有张大安宅、李多祚宅、驸马都尉王守一山亭院。”龙门题记所载沈裒及妻娄氏的私第亦在思恭坊内。

另有洛阳出土一方《唐故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柳氏墓志》云：开元六年（718）四月廿三日，“终于洛阳县尊贤里之私第。……乃遗命凿龛龙门而葬，从释教也。有女故朝散大夫囗洛州来庭主簿柳夫君夫人，攀慕囗极……以其年八月廿九日，自殡迁葬于龙门西山之岩龛。”墓主人柳氏生前住在洛阳城尊贤坊内，卒后葬于龙门山上凿出的岩龛之中。

2.市场

与唐洛阳城市场信息相关的龙门题记有四条，涵盖南市、北市两个市场的香行、丝行及彩帛行，题记所在窟龛均分布于龙门西山南端。

1410号龛刻有唐永昌元年（689）《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称安僧达、孙香表等社人“一心供养”〔图七〕。南市位于洛南里坊区东北部，《河南志》“南市”条注：“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唐贞观九年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

图七 南市香行社龛造像记拓本

龙门北市丝行像龛门外上方，刻有“北市丝行像龛”〔图八〕，龛内北壁有《社老李怀璧等造像记》。

图八 北市丝行像龛铭记拓本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窟门刻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造像记》〔图九，图十〕，题记末有北市香行五人姓名。北市地处洛北里坊区上东门街与安喜门街交叉路口西北隅。《河南志》“北市坊”条注：“本临德坊。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名坊。”北市坊北为邻德坊，注云：“亦北市之地，后增此坊。”

图九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外景

图十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造像记拓本

3.寺院

在龙门题记中还见有一些寺院名称，其中营建于洛阳城内的寺院有敬爱寺、净土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

（1）敬爱寺

在43号窟、394号窟外南侧，刻有敬爱寺僧人的造像题记，分别为“敬爱寺僧道护供养”“敬爱寺僧道护供养时”〔图十一〕。敬爱寺位于洛南里坊区东面建春门内的怀仁坊。《旧唐书·薛怀义传》：“垂拱初，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唐会要》记：“敬爱寺，怀仁坊。显庆二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历代名画记》卷三对敬爱寺塑像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图十一 敬爱寺僧道护造像记拓本

（2）净土寺

349号龛《净土寺法惠造像记》称，“净土寺上坐（座）法惠造”〔图十二〕。669号窟老龙洞西壁152号龛，则刻有唐永徽元年（650）《净土寺主智僔造阿弥陀像记》，云：“永徽元年四月八日，洛州净土寺主智僔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同学智翔共崇此福。”〔图十三〕

图十二 净土寺法惠造像记拓本

图十三 洛州净土寺主智僔造阿弥陀像记拓本

净土寺始建于北魏，寺址原在汉魏洛阳故城中。隋大业四年（608），从汉魏故城迁移至隋东都城建阳门内。唐贞观三年（629），移至毓材坊。长寿二年（693），改名为“大云寺”。《河南志》“毓材坊”条注：“大云寺，后魏建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唐贞观三年复徙于此。长寿二年改大云，会昌中废，后唐同光二年重建。”

（3）景福寺

直接提到景福寺的龙门题记有四条［表四］。第二条题记内容较长，带有纪年，第三条题记见于唐字洞西壁，为“景福寺尼净命为亡母囗囗敬造优填王像”〔图十四〕。

图十四 景福寺净命造像题记拓本

［表四］龙门石窟有关景福寺的造像题记一览

景福寺位于唐洛阳城教业坊，后迁至观德坊。《唐会要》记：“天女寺，敦（教）业坊。贞观九年，置为景福寺，武太后改为天女寺。”《河南志》“观德坊”条注：“景福寺，本唐千金公主宅。垂拱中，自教业坊徙景福尼寺于此，会昌中废。”

（4）麟趾寺

《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像记》刻于唐字洞北壁1号小龛：“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一躯并一菩萨。”〔图十五〕麟趾寺位置偏远，位于洛北里坊区东北隅的兴艺坊内。《河南志》“兴艺坊”条注：“唐有麟趾尼寺。”

图十五 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像记拓本

（5）福先寺

《福先寺僧玄政造观音像记》见于1914号龛，称“福先寺僧玄政敬造观音像两区”〔图十六〕。

 图十六 福先寺僧玄政造观音像记拓本

福先寺旧名太原寺、魏国寺，寺址位于城内洛北里坊区东南隅的积德坊（隋称游艺坊）。《唐会要》记：“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该寺“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

以上列举了洛阳城内五座寺院的僧尼在龙门西山开凿窟龛，敬造与供养佛像，说明城内寺院与城郊石窟之间呈现出积极互动的关系。另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是唐代洛阳人王玄策在洛阳城内外同年造像的史实。麟德二年（665），王玄策在位于洛南里坊区怀仁坊内的敬爱寺，指挥工匠塑造了弥勒菩萨像。《历代名画记》卷三称，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后注：“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同一年，王玄策还在龙门开凿像龛。龙门宾阳南洞西壁刻有王玄策造弥勒像记：“王玄策囗囗囗囗囗囗囗，下及法界（众生），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可见王玄策在城内外造像题材相同，均为弥勒像，但造像质地有别，城内为泥塑，城外为石雕。

从龙门题记看洛阳城复杂的社会空间

关于这一问题，温玉成、李玉昆等学者均有论述。今笔者所选择造像题记涉及到的人物，是以有明确记载生活于唐洛阳城、出资营造龙门窟龛的功德主作为研究对象，世俗社会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组成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空间。

（一）二圣

位于最高层面的是高宗皇帝与武后，称为“二圣”。龙门西山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一铺九尊造像，规模宏大，不仅是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唐代雕塑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其佛座东南隅，刻有唐调露二年（680）《大卢舍那像龛记》：“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者，大唐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高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暕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调露元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

该题记因露天刊刻，导致石质风化、文字缺损〔图十七〕，故开元十年（722）重刻题记全文于佛座北侧，并附刻牒文于后。1483号龛亦刻有《大卢舍那像龛记》，内容与上述题记有相同之处，涉及韦机、樊玄则、李君瓒等人。

图十七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佛座南侧调露二年造像记拓本 ，路伟提供

题记中所云“天皇大帝”即唐高宗李治，“皇后武氏”即武则天。两人长期居住于洛阳宫城内。因高宗身体欠佳，韦机在宫城西南隅营建上阳宫。《两京新记》卷四云：“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即禁苑东垂，南临洛水，西亘谷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小字注云：“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

（二）皇室贵族

第二层面是皇室贵族，包括韦太妃、魏王李泰及濮王妃等人。

龙门敬善寺前室门北侧力士左上方刻有一块小碑，名为《敬善寺石像铭并序》。据碑文可知，敬善寺为唐太宗贵妃韦氏出资凿窟。太宗驾崩之后，韦太妃居住于洛阳。《金石萃编》卷五六《纪国陆妃碑》：“以麟德二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泽州之馆舍，春秋卅有五。……纪国大（太）妃时在洛下，初闻凶讣，颇极哀痛之情。”

在宾阳中洞与宾阳南洞之间，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阙佛龛之碑，为唐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所刊刻。魏王李泰曾住洛南里坊区中部偏北的道术坊，因北临洛水，故坊中有面积广大的水池，为都城胜景。《河南志》“道术坊”条注云：“唐贞观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泰死，复立为道术坊，分给居人。”《河南志》“魏王池”条注云：“与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故号为魏王池。泰黜后，赐东宫，属家令寺。”

龙门石窟1499号龛题记为“濮王妃阎像龛”六字楷书铭文〔图十八〕。《旧唐书·李泰传》：“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二十一年进封濮王。”结合历史文献来看，龙门唐龛题记“濮王妃阎像龛”，反映的应是贞观二十一年（647）李泰被封为濮王之后，他的妃子阎氏出资造像的史实。

图十八 濮王妃阎氏像龛铭拓本

（三）文臣武将

第三层面是文臣武将，包括中央级官吏与地方官吏。

敬善寺区365号龛东有造像记云：“右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阿史那忠造。”〔图十九〕阿史那忠居住于洛南里坊区定鼎门大街东侧的尚善坊，唐上元二年（675）五月二十四日卒于此坊。1972年，在陕西醴泉县西周村西发掘阿史那忠墓，出土一方墓志。志云：“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洛阳尚善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粤以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奉迁灵榇，合葬于昭陵之茔。”可知阿史那忠卒于洛阳尚善坊，葬于关中昭陵茔域内。

图十九 阿史那忠造像记拓本

291号龛唐显庆二年（657）《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云：“显庆二年七月卅日，吏部尚书唐临奉为皇帝、皇后殿下，临亡父母及法界群生，敬造阿弥陀佛像，愿普成正觉。”〔图二十〕唐临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区中部的道化坊内。《河南志》“道化坊”条注：“唐有定安公主宅，皇甫无逸宅，本隋萧琮居，后为唐临宅。”唐临的仕途经历先顺后逆，正史有传。

 图二十 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拓本

极南洞地处龙门西山最南端，以窟门北侧残存的力士像而为学界所熟知。窟外南壁下部有姚崇之母刘氏造像发愿文碑。碑铭云：“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囗囗囗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碑铭中的“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一句，意即姚崇母亲刘氏经由龙门自南向北而行，进入洛阳城中。原有学者考证，极南洞碑铭为姚崇等为亡母刘氏做功德之碑，该窟为神龙二年（706）启造，约景龙四年（710）完工。今有学者提出，极南洞造像的功德主是姚崇的母亲刘氏，而非姚崇本人，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刘氏造像的动因是“她认为神佛保佑了家族儿女长大，各预班秩，为还愿而举家捐资开窟造像”，极南洞完工于唐神龙元年（705）正月至二月间。龙门极南洞碑记述了姚崇母亲刘氏举家捐资开窟造像的史实。

姚崇长大后进入仕途，住在洛阳城内洛南里坊区东北部的慈惠坊，北临洛水，南近南市，东邻询善坊，坊内有姚崇山池院。《河南志》“慈惠坊”条注：“唐有姚崇宅。”“询善坊”条注：“北至洛水。唐有郭广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姚崇之母刘氏卒于慈惠坊姚宅，“以神龙二年正月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可于龙门山外用为窀穸，冀近家园，以慰吾平生之好耳。”姚崇晚年仍居此坊，“池台琴筑，优游暮齿。……享年七十有一，开元九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

东都留守是唐代朝廷在洛阳设置常制性留守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龙门东山万佛沟2158号龛，有唐咸通二年（861）《东都留守卢钧题记》：“留守卢钧，咸通辛巳一家游此，三月六日。”卢钧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区东南隅的集贤坊。《河南志》“集贤坊”条注：“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卢钧曾任东都留守，留守府设置于宫城广运门内。《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载：宫城“长乐门内曰广运门”，注云：“隋名。其后留守府，在广运门内。”《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载：“今宫室囗囗九百九十余区云。”小字注曰：“按，唐留守府，在大内广运门内。”

龙门石窟造像与题记所涉及到的唐代地方官吏，主要有合宫县令、洛阳县武骑尉等。合宫县令苏頲的形象曾经被雕成等身观世音石像。苏頲年轻时为合宫县令，政绩显著。在其调任其他地方之后，洛阳百姓念其功绩，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雕造了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苏氏住于洛南里坊区东南部的陶化坊内，崇让坊有其竹园。《河南志》“陶化坊”条注：“唐有桓彦范宅、苏頲宅。”“崇让坊”条注：“唐有苏頲竹园。韦述《记》云：此坊出大竹及桃，诸坊即细小。”

龙门石窟356号龛南端第一尊优填王造像附近，刻有唐显庆四年（659）《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造优填王像记》，称：“显庆四年二月八日，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为亡妻张造优填王像一躯，功讫。”〔图二十一〕据开封市博物馆藏洛阳出土《爨君墓志》记载：爨君为“雁门人也，今寓居洛阳焉。……以龙朔元年九月五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张氏……显庆三年十一月六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以龙朔元年十月八日，与君合葬于芒山之阳。”〔图二十二〕

图二十一 爨君协为亡妻造优填王像记

图二十二 爨君墓志拓本

从时间、地点及人物姓名等方面考证，龙门题记中所说的“爨君协”，与洛阳出土唐志中记载的墓主人“爨君”应该是同一人。据这方墓志可知，爨君妻张氏于显庆三年（658）十一月六日，卒于洛阳城内清化坊私第。三个月后，即显庆四年二月八日，爨君为亡妻在龙门西山造一躯优填王石像完工。造像完成两年半之后，即龙朔元年（661）九月五日，爨君终老于洛阳清化坊。清化坊位于洛北里坊区最西端中部，徽安门街与上东门街交叉路口东北隅。《河南志》“清化坊”条注：“唐有左金吾卫、都亭驿。”

（四）城内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众

第四层面是洛阳城内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众。例如，龙门石窟118号龛南侧刻有唐贞观十一年（637）洛州乡城老人造像碑，此碑记载了像主吉万岁、副像主张孝舒“卅四人等囗囗，敬造囗尊仪一龛”。这些人包括源自洛阳城内及其周边乡里的老人。101号唐永徽元年（650）王师德龛西壁造像碑云：“今有洛阳乡望父老等卅人……遂谨于此堪敬造尊仪，因山之固，镌莹真容。”“洛阳乡望父老”是指洛阳地区有名望的上年纪的老人。从龙门题记来看，商人身份的佛教信众主要来自唐洛阳城南市与北市。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僧尼，他们与龙门石窟的关系尤其特别，大多是来自于城内敬爱寺、净土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的僧尼。

结语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本文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量的龙门题记及散见于各处的历史文献入手，认真、细致地梳理这些资料，才有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关于龙门石窟与洛阳城的对应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龙门石窟隋唐窟龛开凿的兴衰，与隋唐洛阳城营建的盛衰紧密相关。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龙门山到龙门石窟，其人文景观、宗教圣地的氛围更加浓厚，成为佛教圣地；二是龙门作为洛阳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不仅具有物理方面坐标参照的作用，而且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唐代窟龛开凿历史的兴衰，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当东都城的发展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之时，一系列大型建筑包括乾元殿、明堂、天堂及上阳宫的营建，成为洛阳城历史上的代表作。城外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也随之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无论是开凿窟龛、造像数量，还是各类石像的雕造水平，均达到了唐代最高水准。“城兴窟盛，城衰窟微”，正是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凿龛开窟关系的真实写照。

其二，根据龙门石窟具有典型意义唐代窟龛的空间分布，笔者认为，龙门唐代凿窟的规律可归纳为“自西向东，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是指从以龙门西山为开凿窟龛的主要区域，逐渐向东山转移。从北到南，是仅就龙门西山唐代窟龛而言，有一个自西山北端，渐渐向西山中部、南端延伸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自初唐、盛唐至中唐，居住在洛阳城内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佛教信徒南赴龙门，祈福发愿，凿窟开龛，其窟龛分布与上述规律基本相符。

其三，从整体观的视角来思考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城址与石窟，原本是古代物质文化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往研究城址的学者，大多侧重分析其布局特点、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较少将城址与石窟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笔者提出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城－苑－窟－墓”四位一体的整体观，探讨一座城址，应将城圈以外的各类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四类考古遗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均为古人活动，串联起来看，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本文来说，将龙门石窟部分造像题记、唐代人物与洛阳城相关资料放置于同一历史背景下考察，揭示出三者相互对应的历史现象，从而充分表明龙门石窟是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的特点，可谓“北南呼应，城窟一体”。

当我们重新梳理城址与石窟两类完全不同的文物遗存资料时，既要上升到城市体系的高度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又要强调人的活动。通过唐人的佛事活动，将城址与石窟两种物质形态结合起来，城内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与城外的宗教活动通盘考虑，才能展现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关于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关系问题的讨论，本文只是选取了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进行初步分析，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其他诸多问题尚有待于今后做更为深入的探索。

附记：本文的写作始于2017年初，时断时续，历时四年。承蒙龙门石窟研究院杨超杰研究员对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路伟先生慨赠予部分图片电子版、李晓霞女士提供相关学术信息，谨致谢忱。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3期，作者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