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带来省域内部差距扩大，研究者分析：阶段性现象

云南省会昆明市风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目前社会上对‘强省会’战略带来省域内部差距扩大现象存在一定的担忧，但对这个现象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和客观辩证分析。”

期刊《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年02期刊发的一篇文章分析道，“强省会”战略是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只要不明显扩大省域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就不必过于担心。“十四五”时期，中央有关部门应制定合理政策，实现从“强省会”到区域协调发展。

这篇文章的作者孙承平、叶振宇、周麟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其中叶振宇为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另外2人为助理研究员。

文章分析称，第一，“强省会”战略带来省域内部差距扩大只是阶段性现象。从目前看，实施“强省会”战略旨在打造产业发展高地和宜居城市环境，并承接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人才回流。为此，地方政府集全省之力予以省会城市行政区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政策等方面倾斜，这必然会产生虹吸效应。从横向比较看，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我国东部地区“强省会”现象较为突出，省域内部差距也很明显，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东部地区“强省会”现象逐步弱化，省域内部差距日趋缩小。因此，从区域发展规律上看，“强省会”只是一种阶段性现象。

第二，“强省会”战略扩大省域内部差距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目前看，这种现象主要不是由行政区划调整造成的，而是与省会城市承接重大产业项目，实施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推进城市住房建设等有关，尤其是大规模投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

第三，“强省会”战略是中西部很多省份经济地理格局自然演化的结果。昆明、贵阳、成都等城市历史上就是省域中心城市，地方政府过去也曾经希望扶持一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如，贵州省曾经把遵义作为副中心进行打造，四川省把绵阳作为重要科技创新中心进行建设，但效果均不理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强省会”战略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第四，“强省会”战略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区域竞争和实施后发赶超发展的策略选择。在新一轮区域发展格局中，中西部省份能否承接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成为关系到本地区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问题。因而，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地方政府必然优先选择“强省会”这种增长极发展战略，以期“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有14个省会城市的GDP占本省的比重超过25%，有10个省会城市的GDP占本省的比重超过30%，其中有7个位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与本省GDP排名第二的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成都、武汉、长沙的GDP分别为绵阳、襄阳、岳阳的6.0倍、3.4倍、3.1倍。

作者分析称，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首位度普遍偏低，部分省份进入了多中心及一主两副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省会城市首位度普遍偏高，处于强核心阶段，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化现象，也说明了省会城市首位度的高低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与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相关性。“强省会”战略是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只要不明显扩大省域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就不必过于担心。“十四五”时期，中央有关部门应制定合理政策，实现从“强省会”到区域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省会城市吸纳就业效应和吸引流动人口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一些体制机制正阻碍城市健康发展，特别要防止省会城市以资源承载力不足为由，粗暴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的现象，发展包容性下降，不给外来人口提供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另外，建议优先考虑在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周边地区适当增加城市数量尤其是县级城市，通过撤县设市、撤区设市，发展一些条件较好、城市品质较高的小城市，推动省会都市圈市郊铁路建设，依托卫星城承接省会城市部分功能，强化省会城市扩散辐射效应，推动都市圈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各圈层之间的紧密合作程度。

最后，为了有效规避“强省会”战略带来的“一市独大”现象，文章建议，应引导安徽、江西、湖北、广西、甘肃等省区选择一些条件较好、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支持中西部省际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发挥跨省协作的枢纽作用，将省会城市产业链内部分环节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散，培育省域经济新兴增长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