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谁是那个弱女子》｜谁眼中的郁达夫？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与三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本文为评论文章。

郁达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

在目前的诸多文史写作当中，对轶事掌故（anecdotes）的研究和探求大概是最容易吃力不讨好的一种。因为，相比于文学研究，它实在太爱探寻文学文本之外的故事；相比于历史研究，它往往又有些过分纠结于那些往往悬而未决难以凭据的流言传说，和那些非想象和猜测而不能进入的细节。正因如此，文学研究者容易觉得轶事研究不够尽兴，因为文学的细读在其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的，历史研究者也许又会觉得这样的写作，想象发挥得太满，行文到史料触及不到的地方，读起来大概就像小说家之流。换句话说，轶事研究尴尬地处在文学和历史之间：从文学角度看，它像是文学的花边，从历史一侧看，它又像是历史的八卦。

尽管轶事研究有上述肉眼可见的潜在危险，危则危矣，我却一向是非常喜欢和着迷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谓稗官野史者，琐碎固琐碎耳，但大家也往往达成共识，觉得是可补正史之遗。因此，不用刻意提倡，各类轶事野史及其研究著作历来总也层出不穷，而我也乐见其成。杨斌教授的《谁是那个弱女子？》一书，便也是这样一本勇于尝试的研究郁达夫轶事之新作，其中所谈问题，正儿八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能不屑细究，然而细细爬梳，也有其独特乐趣所在。

除开题记、前言和后记，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探索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描述和他人侧记中的郁达夫形象和他本人实际相貌之间的关系，以及郁达夫对自我相貌的认知和他的感情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谈郁达夫及其所代表的《创造社》与胡适的论战和双方和解之后郁胡之间的友谊；第三章谈郁达夫与徐志摩的交往和情谊；第四章谈郁达夫和林语堂的友谊，并重点关注了郁达夫允诺而未能兑现的《瞬息京华》翻译（即Moment in Peking，一般译为《京华烟云》），并分析了郁达夫半途而废的背景和原因；第五章谈郁达夫与鲁迅如兄如弟之深刻交情；第六章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缘与熟识；第七章谈郁与王的订婚结婚和初期的婚姻生活；第八章可算是此书之“题眼”，研究了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新公布手稿，探究其小说之本事，重新梳理小说内外之人事关系，并对“谁是那个弱女子”进行了多维阐释；第九章谈郁王之婚变；第十章以王映霞传说中的情人许绍棣为中心，试图拨开郁王情变之疑云；第十一章索隐《给郁达夫的信》所包括的二十三封书信中的秘密，作者特别认为，其中不被王映霞承认的信恰恰是重要的切入口；第十二章对戴笠是郁王婚变中真正的第三者这一传说进行了深入探索；第十三章作者结合自己在新加坡的实地走访考察，寻觅了郁达夫生前生活工作雅会过的地点，从郁达夫的迷踪中追踪其星洲遗事。在这些章节里，我尤其喜欢第四章，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很明显，作者在这几章着力颇深，不仅努力探究了一些新材料，在材料分析的基础上也往往有新见解。

《她是一个弱女子》完整创作稿 线装一册（三百一十页） 1932年作

此书洋洋洒洒，五百多页，但我花了一天时间就一气读完，追剧一般，可见可读性很强且体验舒适。但我也疑心我的读者期待视野出了差错：读之前，我本以为应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上手之后，从头到尾，全书一个理论也没用，倒令我感到比较意外。当然，专人专书目前已很难得，而理论本身也不是必须，但我疑心这本书的出发点并非真的要跟当前的郁达夫研究有一个密切的学术层面的批判介入（critical engagement），而是从作者本人作为郁达夫的爱好者出发，向普通读者和大众介绍多年来阅读和关注郁达夫的心得。我之所以有如此判断，原因是我有以下几方面的阅读感受：

其一，此书专注于讲故事，缺乏批判意识。全书结尾最后一句乃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郁达夫的无条件崇拜，跃然纸上。同作为郁达夫粉丝，如此我是理解的。但郁达夫本身一直以来作为争议人物，这其中可谈的隐微之处（nuances）很多，似不应以此简单观点一言蔽之。比如，郁达夫历次在报纸上造成轰动的发表，如申明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之启事，与王映霞婚变中的几次启事，以及后来让郁王婚姻彻底的《毁家诗纪》，到底真的是像周作人所言的“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还是他做作矫情的表演型人格的一种实践？这是郁达夫无法控制的暴露癖的发泄，还是一种利用媒体出口有目的的操演（performativity）和炒作？这些疑问似乎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此书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作者在书中对这些早已有之的争议给出了他自己简单且明确的答案，当然并非坏事，稍后我还会回到这一点讨论。但这里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否还能在这些极其丰富的前人已有的争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为郁达夫写点什么？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希望作者能在郁达夫写作的文本与其他民国作者文本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郁达夫本身作为民国文学明星（stardom）与其粉丝文化（fandom）之间的互动，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其社会关系的情感研究这些方面写深一笔，但可惜此书似乎没有在讲故事的基础上在学理上更进一步。

其二，我确信作者很精彩地重述了郁达夫的故事，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是郁达夫人生重要社会关系和关键时刻的详细复盘。但史家说故事，好像其中自然跟文学研究也甚难发生关系。诚然，我在此书中看到了作者与国内发表的一系列郁达夫研究进行了对话(如唐达晖，许子东，张毓茂，朱崇科等人的著作)，但就与海外汉学中的郁达夫研究，除了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历来研究过郁达夫的名家，如普实克，夏志清，王德威，梅仪慈等人，此书似乎未有机会提及和对话。当然注意到这一点，是有我的私心在。作为晚清民国诗歌研究者，我本还希望此书能与郁达夫旧体诗词研究产生对话，毕竟，这是郁达夫研究2010年以来一个受到关注的子领域(subfield)。杨昊昇，高嘉谦等人不约而同地对郁达夫骸骨迷恋心态作出了重要而详细的论述，例如，杨关注于郁的遗民情结（杨昊昇关于郁达夫旧体诗的论述，参见Chapter 2 “An Infatuation with a Skeleton: Yu Dafu’s Accidental Loyalism and Classical-Style Poetry ”, in Yang, Haosheng. A Modernity Set to a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pp.62-101.），而高侧重于郁在南洋的流亡诗学（高嘉谦关于郁达夫的论述，见氏著《骸骨与铭刻——论黄锦树、郁达夫与流亡诗学》,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页103-125；以及《现代性的骸骨——许南英与郁达夫的南方之死》（第八章），载氏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北：联经出版，2016年，页435-489）。虽然作者在本书中陆续引用了郁达夫绝大多数重要的旧体诗词，但已有的关于郁达夫旧体诗词的文学研究成果，却显然被忽略了。

郁达夫致王映霞情书 1927年3月16日 上海图书馆藏

其三，在读完此书第八章之后，我大抵对书中“谁是那个弱女子”的多重解释是满意的。但我脑内又开始出现另一个徘徊不去的问题，即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此书所写的到底是谁眼中的郁达夫呢？当然，紧接者我所讲的第二点，大概此书所写的，真不全是文学研究者眼中的郁达夫。书中的文本，不管是否是虚构的小说，半真半假的回忆录，还是可以算作纪实日记、书信，一概被作者读为一种现实主义（realism）写作。比如，在第一章里作者总是用郁达夫小说中的“我”的外貌描写来反复印证郁达夫自己确然的“风采不扬”。这样的写法，在此书中比比皆是。我以为这是以史心揣度诗笔，读得太死而写得太实。况且很多东西，作为文学研究者，并不真的想知道答案。就像钱钟书并不想像陈寅恪那样想知道杨贵妃到底是不是处子入宫。但话说回来，我对以诗证史的方法是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毕竟杨贵妃到底是不是处子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关宫闱秽闻，也关乎《长恨歌》的写法和唐代的制度及文化史；郁达夫的自我形象当然也不仅仅是他本人面子的问题，其实也是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手法和他的社会思想心态的问题。因此，虽然作者书中写了一个很“实在”的郁达夫，我也乐于见到郁达夫容貌之类的问题被如此细究，哪怕普通读者可能容易只将其读成民国八卦罢了。

综合以上三点看来，我大致觉得以诗证史，征史于诗的写法，写出来的必然是索隐家的郁达夫。考证钩沉，爬梳索隐，然后在或真或假的线索里整理出一个有头有尾的剧情，讲故事自然也是历史学家的长处。我想轶事研究一向也是更面向普罗大众，不仅因为故事讲得好就容易引人入胜，索隐总是有看侦探小说一般的快感的。当之无愧，杨斌教授深得红学索隐派精髓。我仅举一例，便可见作者索隐法的风味。当分析到第23封《广角镜》公开的《给达夫的信》时，对信上的“陈静启映”四字，作者是如此解释的：

“刚刚我们曾经迷惑信封上收信人姓名“陈静启映”，而“陈静启映”这四个字只需倒过来读，便是“映启静陈”，也就是“映(霞)启”，“静”“陈(上)”的意思。以此推测，则“静”是许绍棣的代称。这些幌子都是两人事先约好的联络方式。至于为什么寄往曹秉哲家中，是因为当时王映霞流亡途中没有稳定的住址，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索隐读来有趣。作者也在书中解释说，“我们不妨采取“索隐派”的方式来进行一番推敲，即使所作的推敲如沙滩城堡水中明月，这样的努力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不过我们也不妨多问一句，在趣味之外，这样的轶事研究，意义究竟为何呢？

如此追问并非没有答案。这里我不由想起汤姆康利（Tom Conley）在谈论蒙田（Montaigne）的写作时，提出轶事（anecdote）即是解药（antidote）的赫然高论。康利指出，这并非仅仅是两者单词相近所以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通过写作和研究轶事，作者可以提供多种互相矛盾说法和疑问之间的解药：即一种相对清楚的答案。换句话说，轶事研究的任务，很多时候就像在迷雾里找出一条可以供人追循的清晰路径。在可供双向阐释的空间里尝试给出一个自成一家之说的确定结论，这也可以算是我前文已提及的“作者给出了自己简单且明确的答案”的优点的那一方面。譬如，历来对郁达夫到底有多爱国，说法不一，我印象很深是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郁达夫那一章的终了处，发表了对郁达夫最终的失踪和死亡感到不可思议的评论：“可是胜利后不久，日警捉到了他，把他杀害。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但如果根据本书仔细爬梳的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可见郁达夫的很多言行证明他其实非常爱国，积极抗日，也跟共产党人胡愈之等人关系密切。有着这些清楚的结论和答案，那么郁达夫的失踪，在轶事研究看来也不是什么“万想不到”的奇怪结局了。

不过，这里我也顺带想到一个关于郁达夫如何被日本人发现并抓捕的盛传颇广的轶事：据说当时日本人在南洋发现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是郁达夫，究竟还是因为他无意间写出的旧体诗。日本人认为，能写的如此完美旧体诗之文人，中国仅有三位，周氏兄弟和郁达夫。鲁迅已经去世，周作人不可能在南洋，那么此人必是郁达夫无疑了。这个轶事很有意思，也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第一手出处，所以就借此书评机会向杨斌教授请教其出处和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了。

1930年郁达夫应内山完造之邀参加文艺座谈会

按理说，解谜的答案太显白，往往容易让人感到无聊。但轶事流言，大家却常常读得乐此不疲，独特的魅力大概来自探究轶事往往不能走寻常路，而另辟蹊径的惊人索隐方法，又每每能得出惊人的结论吧。比如在细细解谜郁王婚变之后，作者认为“许绍棣并非第三者，不过，许有可能帮助戴笠和王映霞联络，而后因为郁达夫发现王许的通信，许绍棣成为戴笠的替罪羊。这也许是许一辈子对此事保持沉默的原因”。不仅如此，作者还更进一步，重视和讨论了郁达夫本人其实可能也早已知道戴笠才是第三者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读《毁家诗纪》，我们简直可以读出指桑骂槐的效果。

不过，作为历史学家，作者的下笔毕竟是相对谨慎的。但我倒觉得如果此书定位为从通俗角度介绍学术成果的大众读物，不妨写的更接地气一点，不妨猜测也更大胆一点。如果我们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认为郁达夫是表面佯狂柔弱而内心想法其实非常清楚坚定，那么郁达夫很多模棱两可的奇怪行为倒也是反而都说得通了。比如他在杭州建房取名“风雨茅庐”以及写对联“两口居碧水青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就不是谶语预言，而已是对现实的实际认识。《毁家诗纪》自然也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故意为之。我也非常认同作者对“谁是那个弱女子”的多重阐释，“她”可能是原配孙荃，甚至可能是郁达夫本人，当然也相当明显地指向王映霞。特别，我也赞成作者对《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时候因审查原因所改名为《饶了她》这个历史细节的关注。作者认为，“其实，这似乎何尝不是郁达夫内心深处要宽恕王映霞么?”这我当然大致是同意的，不过就郁达夫怎么“饶了她”，我读完此书甚至有了更大胆的猜测。

作者在书中有指出，王映霞对郁达夫有不满，一个很可能存在，却往往被人回避掉的“房间里的大象”式的原因，是郁达夫的“身体问题”，即“郁达夫性能力衰退不能满足王映霞的可能性”。但这种老夫少妻的困境，古来早已有之，我便想起一遭唐朝的先例。即当时宜城县伯柳浑，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妾叫琴客。柳浑告老时就“放妾”，即是法律上终止夫妾关系，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柳浑的好友顾况还作一《宜城放琴客歌》，最末二句调笑：“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更嫁一少年。”我便疑心郁达夫写《毁家诗纪》与王映霞离婚，其实是类似的情节。郁达夫高才满腹，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个故事，不过他的“放妾”，当然是用典型的郁达夫的方式啦。诗歌不用朋友代劳，是他自己作，而且题目既已名为毁家，他应该也很清楚毁家结果自然便是无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郁达夫一生写的许多有些谶言味道的文字，与其说是谶言，不如说后续事实结果的兑现，反倒多多少少受了已有语言的直接作用。

上述狂想，自然只会出自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之手。我欣赏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在全书中研究轶事但还不失小心的态度，此外，我还想多夸一句作者在书中发挥的文采。此书不仅正文中有加入即兴所写的五言古体诗，全书题记是郁达夫小说题目的“集句”，也让我眼前一亮。众所周知，集句这种文字游戏，非学识积累的支撑，不能作也。作者的后记有提到，从开始研究郁达夫到此书出版，经历十年。从这个引子，就能看出作者作为真爱粉的视野：

郁达夫早期的小说，似乎已经在冥冥之中如同《唯命论者》一般预见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曾经像《迷羊》般地在《茫茫夜》中《沉沦》了；他的《血泪》和《空虚》，常常在《杨梅烧酒》和《烟影》里化作《青烟》；《微雪的早晨》他曾《在寒风里》《逃走》；《迟桂花》盛开时他曾度过《碧浪湖的秋夜》；《春潮》中他看到了《蜃楼》；《马缨花开的时候》他也《祈愿》生活中《纸币的跳跃》；终于，《清冷的午后》《薄奠》了《她是一个弱女子》，他在家庭《离散之前》被迫《出奔》；作为《怀乡病者》，当《春风沉醉的晚上》已经成为《过去》，他《南迁》走上了《诗人的末路》；《孤独》的郁达夫在《落日》《迟暮》之际，遭遇了《银灰色的死》。

这就是达夫的凄凉和魅力！（《谁是那个弱女子》，“题记”）

总体来说，我期待此书成为一本流行的向大众介绍郁达夫轶事研究的读物。当然，既然是偏向通俗的读物，自不该以学术批评眼光拘泥之。本书评因此也不拘一格，行文不尽严肃，如有不周之处，请作者和读者见谅。最后，同作为郁达夫迷弟，我也戏作一七律，聊以唱和杨斌教授，虽工整不足，但总不愿“以辞害意”，打油之处，博大方之家一笑可也：

逐寇驱鸡事已差[1]，谁言弱女就关她？

酒悲何必鞭名马，情妒才堪枉映霞。

反复达夫非达命，从来毁家便无家。

总该宜城放琴客[2]，犹苦星洲译帝华[3]！

[1]郁达夫《毁家诗纪》最末一首词《贺新郎》言：“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2]前文已言及宜城放琴客事。

[3]指郁达夫拟译《瞬息京华》而终未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