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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副科级乡镇干部自杀,或因企业贷款反担保身陷官司
马东斌自杀了。
生前,他是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的人大副主任,一名副科级干部。
“我可怎么活啊”,马东斌自杀前不断重复类似的绝望话语。6月22日清晨,妻子发现,他在自家门前上吊身亡。
困扰马东斌的,是一场数额高达200万的贷款反担保民事官司。2018年3月,因为给一家当地村镇的贷款企业进行贷款反担保,在企业无力还贷后,他作为反担保人被列为被告起诉。他听说,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巨额代偿款将从他的工资扣除。这让他陷入对未来生活的无望之中。
家属认为,马东斌当时签字进行反担保,是因为镇里领导的支持与政府盖章的推荐信。推荐信上提到“一旦发生逾期,形成不良贷款,我镇、办事处愿承担相应连带责任”。
7月2日,康庄镇现任镇长林玉恒在接受深一度(ID:bqshenyidu)采访时表示,镇里从未强制要求干部进行反担保,而且林玉恒认为,马东斌的死,反担保的官司或许只是诱因,还有个人负债、性格等多重因素。
马东斌死了,没有遗言和遗物。围绕事件处理的争议仍在继续。
破旧的手机里,保存着马东斌的微信聊天。他说,“我想自杀”。副科级干部自杀
5点53分,白长菊定的闹钟准时响了。她又咪了一会,约6点05分她起床,准备做饭、洗漱,送孩子上学,这时,她朝着屋里的另一张床上看了一眼,丈夫马东斌不在。
下床后走到大门口,近视500度的白长菊,模糊地看见丈夫的身影,她喊了一声,丈夫没有答应。她走近发现,丈夫身体悬空,脖子上套着绳子。
白长菊慌了。她尝试托起丈夫,但托不动。她喊来对门的马东兴夫妇,割断了挂在三米多高圆木横梁上的绳子,将丈夫放了下来,十几分钟以后,白长菊在医院工作的同事来到家里,看了一下瞳孔,说人不行了。期间,他们进行了心肺复苏。
堂哥马东兴托着马东斌时,已经感觉到,身体已经凉了。
自杀前的夜里,妻子白长菊没有发现多少异常。因为天气热,睡觉之前,白长菊躺到了另外一张床上,她记得,丈夫几次催促她,早点休息。
但这一夜,马东斌显然没有睡着,他要在某个妻子熟睡的时刻起床,把梯子靠在屋檐,绳子挂上房梁,挪动三把不同高度的凳子,其中一个是小马扎。然后,踢倒凳子。白长菊和邻居都没有听到任何呼喊求救的声音。
家人的劝阻最终没有拦住马东斌。他将自己的生命和忧虑都结束在6月22日凌晨。
马东斌生前是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人大副主任,一名副科级的干部。因为给当地村镇一家贷款企业进行反担保,马东斌陷入了一桩官司。他作为连带责任人,要共同偿还200万的贷款。
今年3月13日,临清市盛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盛祥公司)将贷款企业临清市天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脉公司)以及马东斌等6名反担保人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偿还208万的代偿款。
自从陷入官司之后,马东斌像是变了个人。马东斌的父亲马金友回忆说,儿子的思想压力特别大,每天要打三四个电话给他。“有时早晨四五点就打电话,说着说着电话就哭了。”
“爸爸,我可怎么活啊。”马东斌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话语,父亲安慰他说,“孩子你不用害怕,出现什么样事情,我给你挺着,你不用害怕。”
不过,心结始终没有解开。家人有时见他在院子、客厅、房间来回走动。面对询问,只是敷衍两句,然后走开。
5月22日,在和另外一名反担保干部的短信交流中,马东滨多次重复自杀念头。“我啥心情都没有,只想一死了之”、“一辈子完蛋了”、“事业家庭都没了。”
去世前五天,妹妹马淑静来看望他,临别时,马东斌嘱咐,骑车注意安全,“眼神中有告别的意思。”住在对门的堂兄马东兴也回忆到一些反常,马东斌曾把弟弟马东顺和父亲的电话都存进了堂兄的手机,没有说明原因。
6月23日,原本是父亲马金友回家的日子,一家人再聚一起,准备好好劝他。他先一步,寻求了解脱。
马东斌的家里,一家人被悲伤的情绪笼罩。200万的贷款反担保
家人认为,导致马东斌自杀的罪魁祸首,是他帮助本地企业进行反担保贷款而被起诉。高达200万的代偿款,让他深陷忧虑之中。
2014年12月30日,借款人天脉公司在临清市沪农商村镇银行借款200万元,由盛祥公司提供担保。 “马东滨”等人为天脉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签署了《反担保承诺函》等文件。
不过,贷款到期以后,天脉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偿还银行贷款,2016年6月14日,沪农商村镇银行从担保人盛祥公司的账户中划扣了贷款本金和利息,盛祥公司多次向天脉公司索要代偿款,但天脉公司在偿还部分以后不再偿还,仍欠代偿款2081450.40元。
2018年3月13日,盛祥公司将天脉公司以及马东斌等反担保人起诉。
温长刚是天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介绍说,公司的主营业务养殖小尾寒羊,当时贷款的原因是扩大养殖规模。“当时到银行贷款,银行说,可以找企业担保,也可以找盛祥担保公司担保。“
温长刚来到盛祥公司,对方提供借贷担保的条件是两个副科级的干部进行反担保。温长刚就找到了马东斌和镇上的另一名女干部沈培慧。温长刚和马东斌认识10多年,贷款前已是朋友关系。
他记得,一开始是电话沟通,然后见面说了大概的情况,等到马东斌同意以后,他就从盛祥公司拿了担保函找他签字。通过这种方式,他先后分两次从临清市沪农商银行贷款200万元。
这样,马东斌与温长刚的巨额贷款绑在了一起。
马东斌的家人说,最初他并不知道温长刚用担保函是贷了200万元。
根据温长刚写的一份情况说明:2014年下半年,我拿着空白的担保函,去找我的朋友康庄镇政府干部马东斌,我打算去临清农商银行贷款,叫他提供担保,他就签了字,当时说的担保数额是70万元,后来在临清农商银行没有做成,就拿着空白的担保函去了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当时急着用钱,也没有通知他,就在沪农商贷了200万元。
得知贷款数额以后,马东斌急了。他咨询了本地的一位韩姓律师。2015年12月12日,他向盛祥公司邮寄了一份通知书,希望其依法请求临清天脉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并明确表示,自2015年12月12日之后,本人不再为临清盛祥融资提供反担保。
他试图摆脱,但风险还是降临,温长刚的公司破产了。“当时签字肯定没有考虑那么多,不然肯定都不会签字,对吧?”温长刚说,一开始企业经营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后期市场行情变化,羊的价格下跌,他无法偿还贷款。
今年3月,进行司法程序以后,马东斌的忧虑剧烈放大。5月17日下午3点半,案件开庭,马东斌没有出庭,他担心因情绪不稳定,被原告律师问住。开庭结束之后,代理律师将情况告诉他,他一直唉声叹气。
预期的判决结果让他悲观。马东斌曾短信问沈培慧,“我们的官司输了怎么办?你打算”。 他听说判决结果下来,将停发他的工资,用以偿还担保的贷款。为此,马东斌多次找温长刚沟通,寻求一个保证。“如果判到我身上了,你要给我打个欠条。”通话记录显示,马东斌几乎每天都会联系温长刚,询问贷款偿还事宜。对话中,他的情绪状态十分低落。
镇长林玉恒曾劝过马东斌,说200万的追偿有多个责任人,需要他承担的不多,镇里会尽力保证他的生活能力。据他介绍,和马东斌一起做反担保人的乡镇干部沈培慧,银行卡已经被冻结3个月,镇上以“借”的名义给她发工资。
真正绝望的时间或许是在去世前一周。法院通知马东斌去核实身份信息,因为他当初在贷款承诺函上的签名是“马东滨”,与身份证不符。他听说,假身份信息是违法,可能要承担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二百万的贷款会判他一个人偿还。
致命的反担保协议及企业主温长刚的说明。政府开具的“推荐信”
在康庄镇工作的第16年,马东斌升到副科级干部。正是副科级干部的身份,马东斌才能与贷款反担保挂上关系。
深一度记者在反担保承诺函上看到,盛祥公司要求反担保承诺人必须为两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
包括温长刚在内,在临清市,通过临清市盛祥公司担保的途径向银行贷款的企业很多。
“这个手续快,如果盛祥出了担保函,银行就放款了。“一家木业公司的老板说,他知道和自己同一批有四五家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担保的,顺利的申请和批贷。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临清市盛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22日,是一家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别为临清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临清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康庄镇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有10多个人。知情人士卢俊峰(化名)介绍说,除了马东斌外,至少还有两名干部进行过贷款企业的反担保,一个正科级、一个副科级。
根据贷款企业主的说法,在获取贷款担保时,还必须提供一份 “推荐信”,由企业主寻找镇长、党委书记签字,最后盖上镇政府的公章。“万一企业还不起贷款,乡镇承担相应连带责任,我记得有一块内容是这样。”温长刚回忆推荐信的内容。
“反担保的两个干部签名,然后镇长和党委书记就会签字。“上述木业公司的老板也证实。
这是家属质疑的关键之处。在马东斌的家属看来,正是有了镇里领导的支持与政府盖章的推荐信,马东斌才敢签字进行反担保。而推荐信上提到的连带责任,指的是政府会连带赔偿。“他说镇里叫担保的,但上一届领导已经走了。这届领导不知道会怎么处置,”白长菊回忆。
对此,现任镇长、时任时任康庄镇党委副书记的林玉恒表示,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干部进行反担保。对于推荐信,他解释说,镇上会考虑贷款企业是不是新基础产业、能否带动就业以及形成税收,来权衡是否开具推荐信。其中“连带责任”,是政府会督促贷款企业偿还贷款。
马东斌自杀以后,一位同样作为反担保人的康庄镇科级干部曾和卢俊峰谈论说,当时担保这个事情一出来,对企业来说,都是好事,所以很多企业来找他们,他出于担心,还拒绝了好几家。林玉恒说,也曾有人找他进行反担保,但他拒绝了。“我得分析自己的反担保能力,我不能把整个家庭压去反担保。”
干部们并非完全没有顾虑。卢俊峰曾听闻一些副科级干部在谈论给企业进行过反担保的问题时,有人表示出一些担忧,“以后这事坏了,该怎么着“。不过大家只是哈哈一笑,没有想到风险这么大。
为什么至少是副科级干部?卢俊峰觉得,因为“他们值这些钱”。“你好好算,工资就够,一个月五六千,哪一个副科没个房子,没个车,即使没有,你一个副科级干部,也能依靠你的社会能力七凑八凑,把这事情解决的。”
当然,在企业主和反担保干部之间,除了交情以外,不乏经济利益的纠葛。
镇长林玉恒透露,镇政府调查发现,马东斌共为康庄镇的5家企业进行过反担保,收取好处费将近10万元。
马东斌去世以后,温长刚被叫到派出所配合调查。他说,自己在贷款过程中,出于感谢的目的,先后分四次给了马东斌八万元。“都是现金,在车上找他签字的时候。”
在两人的谈话录音中,也曾提到给钱的事情。“我给你钱了么先说?”温长刚反问马东斌。
马东斌压低语气否认,“没给“。
温长刚回了一句,”你说没给就没给吧,你这不是胡扯吗?“
不过,马东斌的妻子白长菊及家人均表示对“感谢费”毫不知情。“你可以查我们夫妻的共有财产,到底有多少钱。如果有钱的话,我们的家也不应该是这样。”
贫穷是马东斌的生活底色。“全镇最穷的副科级”
马东斌突然自杀的消息,让身边人唏嘘。在600余人的大村庄,他曾经是老百姓羡慕的镇上干部。
马东斌今年41岁。朋友习惯称呼他为“老马”。1997年从聊城农校毕业以后,分配到康庄镇工作。马东斌的上进心很强,领导凡是安排的工作,一定会努力做好,在同事眼里,甚至有些“惟命是从”。
2011年,他当上康庄镇信访办主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常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经常在外地出差,有时待上小半年,顾不上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领导也是看到他上进,让他负责。”
从小学到初中,在康庄镇这个地方,马东斌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他曾和朋友回忆,为了学好英语,他甚至把一本英语书全部背下来。初中毕业以后,直接选择就读中专。这是一条捷径,既可以省钱,又能安排工作。
贫穷是这个副科级干部生活的底色。他一直试图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早些年,马东斌参与做过一些小生意,包括农产品、打包机等的生意,但是赔的多,赚的少。
他的努力不算成功。卢俊峰称他是“全镇唯一一个很穷的副科级”。在政府工作超过20年,他的家仍然在康庄镇的于林村,三间平房,即使在农村,也显得破旧。屋里基本没有新的家具,堂屋空旷,一台老式电视机早已坏了。卧室里,一个老式衣柜的镜子已经破碎,残缺了几块,余下的用胶布粘着。家里最大的一笔开支是,院子里停的一辆二手汽车,一万多元,但平时很少开动,夫妻两人上班都是骑电瓶车。
林玉恒表示不解,马东斌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妻子在医院门诊收费,一个月收入2000元,在临清市,这样的收入并不算很低。
卢俊峰觉得,马东斌的性格老实胆小,存在软弱性,“有苦不说,自己担着“,而这种性格造就了他的悲剧命运,走向极端的不归路。
对于自己遇到的困难,马东斌多选择独自承受。他曾经做生意的损失,没有和家人透露具体数额。白长菊说,工作上的事情,夫妻之间交流很少。即便是这次高达数百万的反担保,也是被起诉之后,自己才知情。
林玉恒透露说,事发以后,镇里了解马东斌曾以虚假的购房合同,找两位同事做担保人,从银行贷款16万元,至今未还。
性格有些内向的马东斌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他也怕因为被起诉失去公职,没脸见人。“我奋斗了一辈子,再做一个农民,我有什么脸面啊。”
“马东斌演绎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苦孩子,面对权力、利益时,展现出来的命运结局。“卢俊峰感慨,反担保的事情,掐断到了马东斌的经济命运,让他选择了不归路。
学习优异的女儿一直是马东斌的骄傲。“你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马东斌自杀以后,镇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和家属进行过多次协调沟通,但尚未达成一致。
“因为一个贷款合同把我们孩子给逼死了,希望能把合同的事情解释清楚。”马东斌的父亲说,6月25日,他在镇里向临清市的政法委书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康庄镇镇长林玉恒表示,他们对于马东斌的死亡非常痛心,一直在积极协调处理这件事情。对于一次性抚恤金、家属补助、孩子就学等问题镇里都在想办法,希望马东斌早日入土为安,家人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一切诉求也都要在政策和法律范围内”。
针对马东斌的悲剧,镇政府接下来也将进行讨论,警醒这种担保和反担保的行为,更多的考虑自己家庭,权衡自己的实际承担能力。
临清市委宣传部向深一度记者表示:事情发生以后,临清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排查,目前没有发现政府强制公职人员进行反担保的情况,均为贷款企业和反担保人员之间的个人行为。
对于未偿还的贷款,盛祥担保公司将依法最大限度地对已代偿企业进行追偿;对于已经在担的人员,市里将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加强沟通,研究相关措施。
6月29日,深一度记者来到马东斌家中,他的遗体摆在堂屋,灵堂甚至没有仔细布置。在其去世以后,父亲和妻子住进了临清市人民医院,其他家属为讨个说法,继续奔波。
他的女儿今年13岁,六年级,父亲去世以后,小女孩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坚强,搂着哭泣的母亲说,“妈妈你要保重身体,不然我怎么办啊?”。
女儿是马东斌最挂念的人。去世前不久,他曾拉着妻子的手嘱咐,“孩子你能带你就带,带不了交给他叔叔管。”
女儿也是马东斌的骄傲,“遗传”了他的优秀刻苦。屋子的墙上,挂着很多奖状,还有一些收藏在文件袋:“临清市优秀学生干部”、 “临清市演讲比赛三等奖”、“学习标兵”。
在生命最后的诸多不顺中,女儿是为数不多的光亮。
“我希望给我丈夫一个说法,给我孩子一个心灵的安慰,不然以后孩子长大了,会怎么去认为她父亲这个人呢?”白长菊说。
去世后的一天,6月23日,他的女儿写了一篇3页纸的文章,悼念父亲。
“你走了,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当时你在想什么,我们完美的三口之家(你)都肯舍弃。”
(原题为《为企业贷款反担保而自杀的副科级乡镇干部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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