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翦商》：在历史的深渊，一窥我们何以如此，何以至今

编者按：

在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对于背后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纣王“无道”的表现有哪些？商朝王室的贵族生活是怎样的？商朝人的日常生活与祭祀之间有何秘密？2022年10月，青年历史学家李硕，其里程碑式的杰作《翦商》问世，震撼无数人心。从夏朝到周灭商，李硕跨越一千余年的时间隔阂，重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这本书以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这一页，从杀伐与屠戮开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中国古代第一王朝夏朝，沿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杀人献祭”风俗，“人祭”的传统最终在商朝登峰造极。武王灭商后也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直到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由此留下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本书从还原深渊般恐怖的“人祭现场”开始，引领我们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在撒满尸骨的历史荒原上，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

（本文摘自李硕《翦商》）

历史学家李硕

殷商最后的人祭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祭坑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却是绕不开的。下面，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区。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是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三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发掘上千座人祭坑，但大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头），且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2.8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被修整夯打过。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颚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摘自《翦商》）

鸟神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种，最崇高的是“帝”，此外，还有鸟，而这应该跟商族的创始神话和早期图腾有关。

在上古时代，鸟崇拜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画鸟类图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显的鸟崇拜，如古国王族最高级的玉器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旁边相伴的是鸟形图案。

春秋时期，山东南部的土著小国郯国的一个著名传统就是用鸟来命名各种官职。郯国国君说，自己的始祖是“少皞氏”（少昊），而少皞氏建立的国家的各种官职都是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也是东部沿海崇拜鸟的记忆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后所生，说明鸟是天帝和商人联系的纽带。《山海经》这样记载商族第六代首领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看着很含糊，难以确定是人要吃鸟的头，还是鸟要吃人的头，但王亥和鸟的联系在甲骨卜辞中有证据：“辛巳……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

这条卜辞占问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举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显的鸟形，而那些与王亥无关的，

 比如地支记日之“亥”，则不会有鸟形。

《易经》中也多次出现过鸟。周人和商族起源不同，并不崇拜鸟，但在创作《易经》时，周文王引用了一些与鸟有关的商人的历史掌故，如《旅》卦上九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这条爻辞涉及王亥在有易氏丧牛和被杀之事。“旅人先笑后号咷”是关于王亥旅行在外的遭遇；而鸟巢被焚毁，则象征王亥的命运。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发现《易经》里隐藏的这段掌故，直到民国时期才被顾颉刚破解：“丧牛于易”是说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难，牛群被夺走。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商王祭祀“鸟”的内容，如焚烧“一羊、一豕、一犬”和“三羊、三豕、三犬”献祭给鸟，但不知道接受祭祀的是随机飞来的野鸟，还是商王专门饲养的神鸟。此外，商王还多次从鸟鸣中占卜吉凶。

《史记·殷本纪》记载，某次祭祀商汤时，一只野鸡落在鼎的耳上不停鸣叫，高宗武丁非常紧张，大臣祖己趁机发表了一番道德说教，最终“（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此事的道德元素应是后人添加的，但野鸡引起武丁紧张之事应当有原型。只不过，这需要放在商人崇拜鸟的背景中才好理解。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曾出现“玄鸟妇”三个字，可能是通灵降神的女巫，负责在王族祭祀中召唤玄鸟之神降临。

那么，商人这种崇拜鸟的宗教，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

其一，在甲骨卜辞中，有多条商王捕猎野鸡“雉”的记载，但未见捕猎其他鸟类，而且从来没有用禽类和蛋类献祭或食用的记载。其二，在商人的遗址和墓葬中，食用家禽的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的确比较少。殷墟宫殿区灰坑中曾发现猛禽和孔雀的骨头，王陵区的少数祭祀坑中也有猛禽骨，可能是王室豢养的猎鹰和珍禽，但不清楚是否有供奉崇拜的神鸟之意。总之，商人对禽和蛋的禁忌要多于别的族群。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其含义不明。有人认为，它是各线条汇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间的中心；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捆支起来进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卜辞中，帝也称“上帝”，有时会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横，是为“上帝”二字的合文。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不管“帝”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关键肯定是神圣之意。作为一个偏旁，它也被用于其他带有神圣含义的文字，一般只保留上半部分的倒三角形状。

比如，龙，甲骨文中是顶着帝字头的龙形；凤，甲骨文是顶着帝字头的鸟形；商人自己的“商”，甲骨文中，帝字高高站立于一座大门（牌楼）之上，有时上面还会有两个并列的帝字头。

“玄鸟妇”铭文拓片

殷墟出土的武丁夫人妇好的墓，就随葬有多件龙凤造型玉器，而且龙和凤头上都有如甲骨文中的角（帝字头），特别是354号标本，“为一龙与怪鸟的形象，颇似怪鸟负龙升天的画面”：龙头上有一只“角”，怪鸟则有两只。此外，妇好墓371号玉器是跪坐的人形，身上雕刻出衣饰花纹，身后伸出如同羽毛的鸟尾。这些玉器可能都反映了商人对鸟的崇拜。

商族人有奇异的来历，他们开创的王朝也注定不会平凡，特别是王朝建立之初，产生了诸多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摘自《翦商》第五章“商族来源之谜”）

后记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巍兄，一位是高一级的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入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烦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摘自《翦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