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从当时的社会来讲，龚自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从当时的时代来讲，龚自珍又落到时代的后面。这种又先进又落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的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这种特征又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尚不明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中，无人觉察到中国面临的时代，那就成了整个中国的悲剧。

我们仅仅用时代局限来贬斥龚自珍和经世致用学说，中国社会就会变得一片黑暗混沌，也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就不能寻觅出中国近代思想的艰难起步，19世纪后半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不能否认其起点很低，以致到今天都不能说臻于完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起点，我们才有了后来缓慢且不充分的进步。

*文章节选自《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2023-3）

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一 家世、生平与才华

在 19世纪上半纪，龚自珍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士。从其家族的谱系来看，完全是官僚与学者结合的完美产物。祖父龚敬身、父亲龚丽正皆为进士出身，分别放过云南迤南道和江苏苏松太道的缺，叔祖父龚守正，更是官至礼部尚书；他的外祖父是清朝著名的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母亲段驯，能诗工画。他的元妻段美贞亦是段玉裁的孙女。成长于这么一个家庭背景中的龚自珍，精于经史，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的官。从其人生起步来看，他于仕、学两途似皆可为，或从龚氏先祖，在仕途上谋显达，或从其外祖父，在学术上扬声名。进据退守，都没有什么问题。

脱出其家庭背景，放眼于社会环境，龚自珍生活的乾、嘉、道三朝，“圣朝”的威风依然，而内中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今天的人们从历史的结局很容易看出清朝在当时已经衰落；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感受到康、雍、乾“盛世”风光的人们，不会也不愿将当时已经出现的局部性地区性的问题，当作朝运的根本来思考，他们依旧歌颂赞扬，缩小甚至无视问题的存在。个别极富现实精神的官僚士子，也仅仅把各种问题（如漕运、河工，吏治，武备，冗员）单个排列，谋求单个解决，而不知问题的总合却是要害所在。分项治理，皆无功而返。

龚自珍是个很敏锐的人。他当过小京官，明了上层政治的运作；又随父久居地方衙署，了解民间百姓的生活；且身为文人，与士子们交游甚多，对知识界思想的感受则是更进一层。就是这样，从上到下，从政经到文化，使他有了一个个结实可靠的观察角，因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此时的清朝已经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相、史、将、士、民、工、商皆为“无才”，甚至连小偷和强盗都“无才”。人才的匮乏，正是“文”“名”“声音笑貌”百般“戳之”的结局。他呼喊：“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

龚自珍的这种振聋发聩的呼喊，以及他在一些政论文中对清王朝的激越批评，虽醒目于当时，却不见重于当局，并没有成为清王朝自行改革的助力。但他的议论和对“公羊”学说的探究，却给了当时和后来一部分士子学人以思想的拨动和启迪，使他在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时成为众所共认的摇旗呐喊的有力人士。由此，一些士子学人从书斋转向社会，由宋、汉之学转向经世致用，开启了知识界风气的转变。

龚自珍对时政的批评，使他退出了龚氏世代的官宦仕途，而他名士气质的洒脱，也不太合乎当时的官员形象；龚自珍对宋、汉之学的指责，又使他未能退入段氏的治学门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才学功力，已经得到当时很有分量的承认。社会环境使他背离了家庭背景。以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来衡量，他的这种举动无异于“颓唐”。而恰恰是这种“颓唐”，使龚自珍的名声和社会对他的思想评价高于他的祖辈们，而成为今日学术界所推重且不断研究的人物之一。

龚自珍纪念馆

二 传统意识下的危机感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当时已经遇到了双重的危机：一是传统的王朝危机，即兴废、治乱、继绝；一是西方殖民主义及其近代化的政、经、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从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来看，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尽管前者所显露出的痕迹远远多于后者。

从思想体系而言，龚自珍仍是传统之中的人。他从传统之学中切身感受而体会到的清王朝即将面临的“乱世”，仅仅是传统的王朝危机。从他去世十多年后发生的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乱来看，不能不赞叹他的先见之明。这种机敏，还可以举他的《西域置行省议》为证。这篇完成于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文章，提出以优厚条件迁内地之民实边，改新疆为行省。就在这年，南疆爆发了长达 8年的张格尔之乱。若联系到同治初年开始的包括阿古柏在内的全疆战乱和 1884年（光绪十年）的新疆建省，龚自珍的预见性可谓高明。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传统之学中的应有之义，看不出多少时代的新精神。

在龚自珍的文献中，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只有两篇，一是与《西域置行省议》同时完成的《罢东南番舶议》，一是鸦片战争前的《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前文已佚，仅在龚氏自刻本《定庵文集》中存目。文章的内容今已不可得知，但从标题来看，似乎是要求停止中外贸易。这一种推测，我们又可以从后一篇文章中得到证实。

道光年间的烟毒泛滥，引起了清王朝内部正直人士的警觉。道光十八年（ 1838），林则徐奉旨进京，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龚、林这两位交往已久的朋友，在京有过一次晤谈，龚并当面表示愿随林南下，参予禁烟。《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正是林临行时龚的赠文。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了十项建策——三项“决定义”、三项“旁义”、三项“答难义”、一项“归墟义”。

“决定义”是指应当决而断之不可游移的决策，其分别为：一、严禁白银外流；二、吸烟贩烟造烟者皆诛；三、宜带重兵自随。“旁义”是指应该连带一并解决的问题，其分别为：一、杜绝呢羽、钟表、玻璃、燕窝等奢侈品的进口；二、限期令外国人全部离开澳门，仅留“春馆”一所，供外国商人来船交易时栖止，交易结束即随船离去；三、讲求火器，并从广州带能工巧匠以修整军器。“答难义”是用来对付各种非难的方法，其分别为：一、用禹、箕子的食第一，货第二的言论，说明禁银出海时期减少对外贸易更为有利，以对答儒生利用汉朝刘陶关于食、货旧议论的非难；二、以对外贸易之大利在于米，其余皆为末，国家断不恃海关税收的论点，以对答海关官吏关于禁止呢羽等奢侈品进口必将减少关税的非难；三、以仅仅驱逐外国人，并将不逞外国人和奸民正典刑，而不予之海上交战的做法，以对答迂诞书生所谓宽大为怀、不启边衅的非难。“归墟义”是指总结论，龚自珍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

龚自珍的这篇文章，是其唯一较系统地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论著，因而值得细细究察。综观他的十项建策，不难得到以下印象：一、坚决的禁烟决心。这表现在决定义的第一、二项。白银外流，烟毒害民，这是任何一位未坠入鸦片贿赂陷阱的正直士大夫都会痛心疾首的，龚自珍正是其中的一员。他主张用激烈手段力断恶流。但是，他也同当时其他人士一样，没有看出鸦片在中、英、印三角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把障碍仅看为国内“黠滑”官僚、幕客和商人，因而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认为两整年（“两期期年”）即可“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实际上，他还没有看出鸦片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敌手——英吉利。二、没有意识到禁烟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无准备大规模的武力抵抗。一些论者引用其决定义第三项、旁义第三项，即劝林多带重兵讲求火器，来说明龚已有用武力抵抗侵略的思想。这其实是误解。龚自珍因为不明林则徐禁烟的具体做法，以为林会远离广州城，以文臣孤身进驻“夷勒”澳门，故建议“重兵自随”，以防不逞之外国人和奸民的破坏。讲求火器也是针对此事。而在“答难义”第三项中，龚还明白声言，“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因而不可能“开边衅”。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他仍没有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也没有发出这方面的警报，他的用兵规模，大抵相当于今日反走私的警察行动，只不过当时的清朝还没有警察。三、保守的封闭思想。《罢东南番舶议》的内容虽不可得知——若从题目来看是要求停止外洋船只的来华贸易，但从这篇文章可知，龚自珍是轻视对外贸易的，至少要求缩小对外贸易的规模。由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产米不足食用，需进口洋米来调剂，龚在此文宣称，“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西方“所重者”，皆中国“不急之物”“宜皆杜之”。由此反映出来的龚自珍的政经思想，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重农主义。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他另一篇最能反映其理想社会模式的论文《农宗》中，得到最清晰不过的证明。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

以武力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夷”变夏为基本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冲面而来，而龚自珍等社会精英们尚无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没有理解他所处在的时代。

龚自珍不是一个政论家，他并未提出改革中国的完整方案。然其枝节零散地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无不可看出中国传统的背景，并无新时代的气息。龚自珍只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才气思辨显露在他对社会的批判之中，但这种批判仍是用中国传统之是，来非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人人皆可感受到的浓郁的复古主义味道。在儒、道、法、释糅合羼杂且以儒家为主的龚自珍思想中，他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类的境界，仍未脱离中国传统的窠臼。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力图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当时社会中的传统类型的问题，一开始就与时代要求不相合拍。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结局足以证明：清王朝在后来的实践中平定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乱，可以认定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巨大成功，但对付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却战无不败。

三 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

从当时的社会来讲，龚自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从当时的时代来讲，龚自珍又落到时代的后面。这种又先进又落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的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这种特征又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尚不明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中，无人觉察到中国面临的时代，那就成了整个中国的悲剧。

尽管人们常用预见性作为衡量思想家的标准，但是，当时中国无人预见新时代的到来，又恰恰说明此类预见之难。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没有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思路，要对另一种陌生的文明的未来趋势做出判断，无论怎么说也是难以办到的。人们因此而对龚氏及其同辈人并不苛求，予以原谅，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理解精神。但是，我们又须指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又存在着多么沉重的历史遗憾。对龚氏一人而言，缺乏另一种文明的思想资料而感到陌生，或许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子而言，没有收集此类资料而加以分析或供他人分析，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为是正常的。海通二三百年后，中国士大夫阶层仍然如此无知，正说明了他们的病症。

龚自珍于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去世，没有看到战争的结局和历史的归处。设或天假以寿，他的思想会否有大的变化？人们常常以他同时代的魏源为例，说明经世致用思想之必然归途。

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

魏源是龚氏的好友，除亲身的交往外又别有心交。以魏氏为例，应当说是恰当的。

人们常用魏氏撰刻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遭遇，来说明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来说明《海国图志》所具有的先进品质和历史功能。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能否呼喊出学习“蛮夷”的口号，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局限性，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日本社会对《海国图志》的接受，得力于它的“兰学”传统，得力于它正处于社会变动的大转机之中，得力于它的众多优秀思想家对外来危机及西方知识的敏感……没有这些条件，仅仅是《海国图志》这一部著作，在日本不会兴起比中国更大的风浪。而且，在日本的变法维新过程中，正如几十年后即洋务、维新时期清朝重新认识《海国图志》的价值那样，这部著作的发挥作用时间和作用力，都是极为有限的。这也恰恰说明魏源思想的功效有限。

《海国图志》1847年刻本

如果从 19世纪后半纪的历史来看，不难得出结论，经世致用是通往社会变革思想的一个中介，就同龚自珍是处在中国社会和时代要求两者之间的中介那样。我们也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许多反对改革的保守主张也来自经世致用，而并非直接源于宋、汉之学。进步与保守的差别，不在于是否要求改变现状，而是用什么去改变，即用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传统的方法。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去考察经世致用学说的根本实质，很显然，它所倡导的仍然是后者，它并没有导向社会变革学说之必然。

因此，我们绝不应否定龚自珍才学品识之优长，也绝不能低估龚自珍身上的时代局限，因为只强调前者而不认识后者，就无法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何如此曲折，多灾多难。今天，许多社会科学家们只强调前者而回避后者，使得更多的非研究者误以为：在 19世纪上半纪，中国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正确的领路人。中国社会的矛盾，只不过是腐败的统治者压制已经正确把握中国命运的先进中国人。似乎只要龚、魏等人当政或他们的主张被当局全盘接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难题就可以迎刃化解。实际上，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也等于说，中国的传统方法就可以救中国，西方的方法则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推论无疑是不准确也不可靠的，但在许多人身上，包括我本人十多年前初习近代史时，又实实在在地产生过。毫无疑问，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内心中，非为不晓得龚自珍等人的时代局限，但对龚氏等人的偏爱和“善善”“恶恶”的思维模式，有意或无意地缩小了龚氏等人的局限，也就极容易导出上述推论。

同样，我们仅仅用时代局限来贬斥龚自珍和经世致用学说，中国社会就会变得一片黑暗混沌，也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就不能寻觅出中国近代思想的艰难起步，19世纪后半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不能否认其起点很低，以致到今天都不能说臻于完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起点，我们才有了后来缓慢且不充分的进步。

由此而知，在龚自珍身上集先进与落后于一体。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发展的一个最初步的中介，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刊于《社会科学》（上海）199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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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

茅海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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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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