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卢沉纪念展：“寂寞之道”与中国画史未完成的悲歌

正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几度相看忆故人——周思聪、卢沉纪念展”，展出了20世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周思聪、卢沉作品80余件，时间跨度近40年。其中，构思创作于上世纪60-80年代的《矿工图》组画，直指人性深处发出叩问。最终虽未完成全部创作计划，却成为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中国画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与入世的《矿工图》组画不同，展览中亦有十分出世的周思聪《荷花》系列，以及卢沉在他生命末年，将“欢不足而适有余”的心境融入画中的表现。

周思聪、卢沉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画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二位先生英年早逝，但对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跃于当代画坛的许多重要画家都曾在青年时期得到他们的无私引导与大力提携。

作为纪念性特展，6月30日起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几度相看忆故人——周思聪、卢沉纪念展”共展出周思聪、卢沉作品80余件，时间跨度近40年。二位先生重要创作阶段的代表之作如《机车大夫》、《人民和总理》、《矿工图》组画、《清明》、《荷花》等均有收录，清晰可见他们从写实到表现、从入世到出世的水墨探索和命运抗争之路。这也是周思聪、卢沉的作品在江苏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呈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前，西方现代绘画技艺借助开放之风席卷中国，令中国美术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传统水墨画也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周思聪、卢沉依托严谨扎实的表现技巧，以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尝试在东西方艺术之间架起一座借鉴与融合的桥梁，由此成为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充满磨难，但通过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诸流派，审慎地改革水墨写实传统，将普世的人文关怀与中国画的现代化创新，化作“生命美学”的力量源泉，完美诠释了“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化自觉与“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人格魅力。40年后，由二位先生所倡导的从中国传统出发的形式探索虽得以前赴后继，却也在这个浮躁蔓延的时代艰难前行。传统已不再是画家唯一的文化归属，水墨画逐渐步入了当代艺术市场的中心区域，却只局限于少数有识之士所产生的语义效应。

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认为：“此时此刻，当回顾周思聪、卢沉的艺术生涯，依然能被作品中流露出的朴实率真与执着坚韧的士人风骨所打动。面对当下脸谱化倾向的主题性创作与泛滥于市的当代水墨拼凑之作，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画乃寂寞之道’，这一充满孤独、艰辛并难以获得市场青睐的工作只有如二位先生这般完成从精神到技艺的升华质变，才能令作品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历久弥新而又感人至深——这也正是今天，纪念周思聪、卢沉的现实意义所在。”

部分展出作品赏析

人民的艺术家

新中国初期的中国画坛，以苏联模式为艺术典范，奉行严格的写实主义，注重艺术的教育功能，强调文学化地塑造典型人物与历史主题，并进行情节性、戏剧性的刻画。周思聪和卢沉均求学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等中国画大家，有着严谨的造型基本功，并在当时继承发展了“徐蒋体系”的写实人物画。他们顺应时代的要求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这一时期的绘画，集中体现了二人卓越的水墨写实才能。虽然运用了普遍的表现模式，却总能以坚实深厚的人物造型和单纯真挚的情感取胜。也正因为具备了结构画面、塑造形象和驾驭笔墨的扎实功底，为他们今后探索中国画变革之路打下了基础。

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矿工图》组画一经诞生，便给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看到了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更看到周思聪和卢沉在艺术本体上的全新探索。他们大胆运用拼贴、分割、并置、重叠等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手段打破单一时空、强化抽象结构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大胆夸张变形，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实性走向表现性的一代新风。

这一鸿篇巨制凝聚了周思聪和卢沉的巨大心血与创作才能。1956年，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创作的《原爆图》来华展出，周思聪看后深受触动。1966年，卢沉开始构思表现旧社会矿工悲惨生活的组画。1978年，周思聪和卢沉开始了《矿工图》的创作，到1980年共同完成第一幅作品《同胞、汉奸和狗》，已历时14年。其间他们花费多年进行创作构思，赴辽源煤矿实地采风写生，不断地搜集、整理素材。但随后的创作进度并不顺利，卢沉由于身体原因退出，周思聪独自承担起创作重任。1983年，周思聪因患类风湿病也不得不放弃组画的创作。至此，《矿工图》组画仅完成“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同胞、汉奸和狗”、“遗孤”四个主题。《矿工图》组画超越了一般叙事性的范畴，不再局限于对矿工苦难生活、侵略者暴行的具体表现，而是对人性展开了更深层次的追问，成为中国画史上一曲未完成的悲歌。

笔墨实验

19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画坛。周思聪和卢沉都是新思潮的积极参与者，自《矿工图》创作以来，他们便开始了水墨实验，并一致赞同“国画现代化”的趋势。提出通过改变观念，在造型、构图、色彩上拓展中国画的主张。卢沉认为过去的中国画基础教学存在很大缺陷，尤其受苏联影响，迷信素描与写生训练的万能。1987年，卢沉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水墨构成班，周思聪也参与其中，共同着手教学层面的改革，第一次在中国画教学中引入西方的“构成规律”以打破传统的造型规范。

卢沉试图弱化长久以来的写实主义思维，希望能将现实主义的图像信息置入立体派、野兽派、甚至超现实主义的构图和语言系统中去。这一时期的周思聪则因自身身体原因，以及创作《矿工图》组画所带来的身心重创，将创作目光转向少数民族妇女，并通过对负重女形象的塑造，敏感而灵性地映射出自己在当时负重前行的人生状态。

静谧沉思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卢沉倾心于水墨写意人物画的艺术表现。此后的十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古代文人和现代市民生活为题材的水墨小品，集诗、书、画于一体，以传统勾勒为主，十分讲究笔墨品格和趣味。

晚年的周思聪因风湿病加重，四肢关节严重变形，手不能握，只以两个手指夹笔作画，荷花是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常见题材。度过了《矿工图》悲天悯人的入世阶段，《荷花》成为周思聪艺术生涯中最出世的作品。她画荷花没有明显的师承，也无速写的积累，全凭想象。对荷花的表现抛弃了诸多技法的牵制，更接近艺术的本质。与她当时饱受病痛折磨的心态有着直观联系，致使最终的画面产生了一种隐隐作痛的哀悼感。

在卢沉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历了丧妻之痛、疾病之痛、艺术探索之痛，写书法、画小品成为他的日课。以“醉酒”入画，是卢沉晚年创作的一大特色，他借助自己手中的画笔尽情描绘中国古今人物的“醉状”，将自己“欢不足而适有余”的心境融入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