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对谈考研人：“文科无用论”之下，卷破头的文科考研丨涟漪效应

也许三月才是“最残酷的季节”。对于一切都悬而未决的考研人而言，每年的春天无疑都相当焦灼。3月初，一位叫做“严肃的虾米”的up主在B站上上传了一个视频，标题叫做“上海211硕士就值5000块？”一时间，“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聘会均薪5500”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极大争议。很多网民都在虾米的抱怨中找到了共情，每一年文科考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硕士学位拼尽了青春和力气，但在毕业求职过程中，却无法获得一种与努力相匹配的经济回报。但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这是一种文科生的好高骛远和眼高手低。

去年夏天，“三年内就业率未达60%的专业，到底应不应该停招”引发了全国网民的热议，直到现在，关于“文科无用”的论调也一直都没有消散，它还在持续不断地被大众所讨论。

轻视人文学科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内，也是英国和美国教育系统的通病。英国高等及继续教育大臣Michelle Donelan表示，“那些无法让学生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的课程，对花费了大量精力的学生和纳税人来说，都是一种失败。”近期，《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英文专业的终结”，这篇文章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英文系所面临的某种相似的困境。当越来越多的文科硕士都纷纷“转码”，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就业问题也再度被推上了风口。

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文科考研的报名人数却是与日俱增。文科生学历越来越卷，就业竞争越来越大，学位却越来越不值钱，经济回报也并不乐观，这一切都似乎将文科考研人推向了一种更为严峻的困境。

本期节目，我们想要一起探讨，在这样功利主义的时代大势之中，文科考研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人文学科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教育？我们的人文学科、研究生选拔制度如今面临着怎样的不足和危机？同时，也作为经历过考研的鞭笞与磨砺的同行者，我们也想聊一聊自己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和困惑。

【本期嘉宾】

@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教授，“年轻人的心灵导师”

@玄雀：文科教育从业者，“六战考研”上岸复旦大学的文科考生

@龚万莹：文学写作者，毕业十年、离开外企继续深造的“二硕”攻读者

【本期主播】

@林柳逸：澎湃新闻镜相栏目编辑

@方益：澎湃新闻镜相栏目实习编辑

【收听时间轴】

[05:27] 六战考研上岸与十年后重返校园，我们都为考研付出了什么？

[09:09] 和过去相比，考研都有哪些变化？

[11:33] 年轻人为何纷纷选择考研

[15:09] 抛开功利因素，我们为什么要考研？

[26:01] 目前录取的文科研究生，是否满足老师们的期待？

[29:23] 如何看待复试这一场选拔？

[45:02] 我们的文科教育，和其他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

[61:13] 近年的文科研究生在生源质量上有何变化？

[66:31] 保研vs考研，学生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

[74:22] 为了考研上岸，我们都选择过脱产

[84:15] 低薪的文科研究生兑现不了“体面”的生活，如何与自我和解？

[91:50] 片尾彩蛋——考研人们的“众声喧哗”：一句想对备考中的自己说的话

以下内容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

涟漪效应：

万莹学姐和玄雀学长，你们两位是怎么决定要走考研这条路的？如果抛开那些功利的角度，更本质的考量是什么？

龚万莹：

抛开功利的一些考量，很多年前，我有一个老师叫陈颖颖博士，她跟我说，有些人只是“听到了不一样的鼓声”。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会突然之间被你所听到的一个不一样的打鼓的声音所吸引，我听到了，我就不能假装我听不见，我就得往听见的那个方向走去。

玄雀：

考研，或者说考上复旦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从小到大以来，勇敢地自己做决定的第一步。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习惯被别人安排。不管是读初中也好，高中也好，甚至说我在上师大读书也好。都是我家里人，我父母去安排的，而只有考研这一件事情是我自己真正下定的决心。于我来说，考研代表了一种给自己人生带来一些变量的可能性，它真正让我觉得我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涟漪效应：

我觉得我有比较典型的一种体验，我是在一所比较偏重理工科的985大学读的研，在这样的学校氛围当中，我作为文科的研究生能明显感受到两种氛围之间的区别和落差。比如说其实理科学术它是非常讲究数据和量化的，是结果导向、效益导向的。梁永安老师，您也在日本、韩国等很多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您觉得我们国家的这种文科的教育模式和其他国家相比，不同是什么？

梁永安:

这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逻辑的复杂，而是因为文化传统、文明发展的轨迹都不一样。其实，人是具有生物性的生命，它有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但另外一方面，人又是精神性的生命。所以他又有情感、思想、动机、欲望等等。包括经济建设和人的建设，其实是双轨制，其实都很重要。

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它是同等重要的，甚至人文主义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有的人问文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经常会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莎士比亚和牛顿，谁重要？谁可以缺失？我们从小就听故事、文学，各种历史，其实你无形中在受人文的这样一种熏陶，一种馈赠！但是呢，因为它有很大的无形性，所以有人就觉得比起有形的东西，房子，汽车啊，那个无形的东西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再加上我们以前经过了一个贫困时代，所以人就有一种“饥饿后遗症”，就会觉得物质的东西更可靠。

龚万莹：

梁老师刚刚讲得真的太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更加看重那些看得见的，去数算那些能够数算的数字。但是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问过的那一句，“凭什么二二得四，要决定我们人类的命运呢？”我们给自己垒起来一个石墙，但是这个石墙它扭曲了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它遮蔽了我们。

谈人文教育的意义：“对人的生存保有一种刺痛感。在一个也许你不太热爱的世界上，依旧释放出巨大的热情。”

涟漪效应：

万莹学姐，您目前就读的是文学专业，接受的是文学上的教育，跟您之前在商学院就读的体验相比，您觉得在培养模式上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龚万莹：

说到培养模式，有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往里问，问自己，“我作为一个学生，我来这个学校，我要学什么，我要怎么学”，还是向外去问，“这个学校它给我什么，有没有给我什么，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这个学校做错了什么，或者没做够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两个问题是同时要问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内在主动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个我的一个内在主动性究竟是否存在？

回到我过去读商学院的体验上来说，我读的商学院是在曼彻斯特大学，在英国的培养模式里，商学院就像是一个资源集散地，就像是一个瓜果蔬菜什么都有的菜市场，但你要自己冲进去，你要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买番茄、鸡蛋，我要做一个番茄炒蛋，它会给你很多的自由度。

涟漪效应：

玄雀学长，您之前也从事过像中学的语文教育这样的工作，在教学中您会将备考期间学到的内容融入进去吗？如果你在书本上学习到的是一套知识体系，教给您的学生来应试的又是另一套体系，你会从中感觉到割裂吗？

玄雀：

说句实在的，我自从考上了复旦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跟原有的那个教育体系分裂了。具体的体现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应试教育里的文学，并不是我们所要去追寻的那个美好的文学。我甚至觉得如果一个人他高中的时候就对文学感兴趣，那种对文学的兴趣是虚假的。现在的这些孩子就是在功利主义的路上刹不住车，我们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些孩子是非常见多识广的，他们也读很多书，也学很多知识，但是其实他们的文学气质其实是逐渐衰弱的。我在想是不是也跟应试教育走向新的极端有关。我觉得文学，文学教育，文化教育，还是要下沉到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的课堂上。

我不否认现在的应试教育体系，尤其是上海的应试教育体系，它其实是在尝试兼顾选拔效率和素质培养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就我带过的学生来说，我觉得他们身上的文学气质，对世界、对生命的感悟力，其实比我当时的同学们是要低很多的，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人生、没有生活的。他们虽然说长得比以前高了，他们穿的越来越好，家长给的教育也越来越好。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聊不出那些能让你感动的、很真实的东西。

涟漪效应：

梁老师，您和玄雀一样，也是文科教育的从业者，他的这种对于学生代际差异的感受，您有感受到吗？

梁永安：

总的来说，世代交替，文化和文明也在变化，十年前的学生对于世界的理解中会有一种宏观叙事，或者说是一种家国情怀，包括写作的题材中可能也有比较多的这种价值探索。因为那时候的全球化过程还显得朝气蓬勃，所以人类在构造自己的神话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乐观主义吧，也有不少对于物质不断增长、不断跨入更好文明的一种信心。

随着这些年的很多变化，前方突然就充满了挫折，这些年大家对于不确定的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其实从历史逻辑上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这种时代的未经性，也给每个人提供了很多新的、往前发展的余地。当下的时代，可能还是需要一种行动力吧，需要在行动中去寻求答案。所以现在的文学创作，可能更有自发性一些，但这种自发性不同于农业社会那种模式化的自发性，而是更加的发散，是对微生活的一种渗透。我们今天的时代很难进入到一个概括的时代，它太多样，太复杂，变化太快。所以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创作观念，普遍来说，都是在还原个体，还原一个个体对于生存的感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需要加强一个东西，那就是沧桑感，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都特别需要一种沧桑感，文学尤其如此。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不能光是停留在肌肤感上，停留在一种直接性的感受上，还需要对人的生存、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变化，有一种刺痛感。

但是呢，刺痛感里面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东西，而是如古希腊斯多葛主义所说的那样，你必须有力量去承担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同时也必须要有勇气去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东西。这关乎你怎么更深切地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面对现实，然后呢，在一个可能也许你不太热爱的世界上，依旧释放出巨大的热情。

这种精神的张力，我觉得就是以悲观主义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同时要用乐观主义的精神去投入这个世界。这种时候，文学里边才会有一种能量、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既不是简单的民族理想主义，但是也不是那种苍白的无力感。

谈文科硕士的“经济体面”：年轻人，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幸福点在哪里

涟漪效应：

大家好像都有过“脱产考研”的经历，那时候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吗？

玄雀：

因为我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大概三年半，包括现在虽然在学校上课，但是我周末也会兼职工作，我讲句实在的，其实我的经济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不工作的话就会很焦虑，其实我也很羡慕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周末可以出去玩。我也希望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学习，但是现实的情况不允许我这样。

我觉得考研的话，其实只有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脱产”会好一点。个人觉得，如果一直关在房间里读书，只能从一个窗子去看四季的变化，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脱产的那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空白，甚至，我对于整个生命的体悟都缺失了。

反而我考研状态进步最大的时候，是在我工作之后的那几年。每天白天上班很累，到了晚上挤出一点时间，到自习室待到12点，第二天早上依旧起来按点上班。那段时光对于我来说是很快乐的，因为我觉得我既能够把控自己的生活，同时又能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我反而很不理解，B站、小红书上那些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待在家里一直考研的人。仿佛考上研之后，你的生活就一定能改变，一定就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考研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程，它不见得就能让你的生活产生这么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觉得你应该积极地去拥抱现实，拥抱社会，这样对于你的考研复习，或者对于你今后的读研生活，都有更大的意义。

涟漪效应：

经济上的压力好像是很多文科生初入社会的时候都会遭受到的一个“打击”，大部分文科研究生毕业之后可能都无法去兑现一种所谓的“体面的生活”很想问问梁老师，您是怎么看待文科生薪资低的现象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梁永安：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你自己的工作发展、事业发展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就是你生活的“幸福点”在哪里？我们系里有一个老师，他有一次兴高采烈地说，自己从小喜欢文学，那么现在留在学校里任教了，整天还是看自己喜欢的书，讲自己喜欢的作品，本来自己就很开心，结果学校还给自己钱。哎呀，他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虽然文科教师的工资并不高。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收入多少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个标准对于人人都是不同的。

比如，在美国也是一样，计算机硕士毕业的学生到硅谷工作两三年，就超过了哈佛文科教授的工资水平。那么，在入行入业之前，你在进行选择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价值点、你自己所认为的人生的快乐点，到底在哪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走出农业社会的那种一维的、一元的，比收入、比地位的思维，要走出这个怪圈。比如说，为什么文学能存在？并不是社会施舍文学，让文学存在，而是人在社会生活里就是会有精神需求。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努力追求两个“性”，一个是浪漫性，就是对人文、世界、生命、历史的澎湃发展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激情；另外一方面呢，人也要追求高度的专业性，不要总是抱怨种种不均衡等等，我觉得人在世界上，应该一心一意做好事情，把自己的专业性发挥到比较高的程度，同时又不丧失我们的赤子之心。

涟漪效应：

谢谢梁老师给年轻人的建议。确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比如“文科女在内卷的中心”，比如“北大女博士毕业如何与生活和解”之类的困惑，好像学术、学历、文科教育，最终反而成为了一个人融入平凡生活时的一个阻碍，或者至少是让人变得越来越困惑了，使我们无法与生活和解了。如梁老师所说的，也许大家还是要找到自己生活的幸福点，同时要去追求浪漫性和专业性。

龚万莹：

我是一个在厦门鼓浪屿岛上长大的人，每年都有很多的台风来袭。台风的外在看起来是一种很狂暴的爱，不管不顾，席卷一切。但是台风的内里，那个台风眼，是非常平静的。所以我也想祝福各位理想主义的考研人，或许也可以这样，拥有很热切的爱，但是也用很冷静的安排，来保护自己的这份爱。有很多的智慧，但也殷勤地去规划。不要为明天有过多的忧虑，虽然要规划，但不要忧虑，就让明天去担心它自己去吧。

【播客活动】

在小宇宙app中关注“涟漪效应”，并在本集评论区附上一段“想对考研时的自己说的话”，3月31日，我们将从留言中选出三位听众，送上由梁永安撰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品的《梁永安：爱情这门课，你可别挂科》一本！祝你好运，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