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学院视域下的文学书写，她们提供了哪些新元素

2022年，中国作家网开设“有态度”栏目，其中一期话题聚焦学院视野下的文学书写，聚焦当下高校中的文学创作力量。他们长期在校园内求学、工作，经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

延续着对这期话题的讨论，最近，中国作家网主办了“学院视域下的文学书写——项静、朱婧、张怡微作品研讨会”。研讨会以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作家项静，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作家朱婧，复旦大学副教授、作家张怡微作为研讨对象，邀请多位作家，共同探讨高校视域下的写作为当下文学发展提供的新元素。

研讨会现场

是阶梯，还是枷锁？

三位作者都是从记忆和经验出发，在记忆和经验的前提上“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教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郭冰茹谈到，比如作者对文学理论的了解程度、对写作技法的推进等，都与学院脱离不开关系。并且，三位作者在学院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受此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评价标准，在自己心目中一定有理想的文学，并在写作上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

《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指出，三位作者的学院背景主要体现在知识素养和文学技巧的修养上，这表现在写作当中往往是反讽、自讽、自嘲式的剖析，这是一种自我指涉性的写作。他觉得这种写作是区别于完全出自于浪漫式、本能式、迷徨式的写作，是一种体面、优雅、理性的写作。并且在这种写作当中，实际上体现的是写作者自己，作者并没有说要反映某一社会，窥测出社会的某种变化，而是自我的表达，折射的其实是自我内心丰富的情感。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兵比较在意作家会不会写创作谈，他认为，只有能够兼顾创作谈和小说的才是比较好的作家。这三位作者的创作谈马兵都读过很多，认为她们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学院派的素养，同时马兵认为这也会成为一个风险，文体自觉过甚则可能形成某种拘束性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资料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提出，像项静、张怡微和朱婧这种在学院中有生活、有课教、有学生的大学老师，或许能发展出某种专属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可以与我们的现实之间保持距离或者形成对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杨庆祥觉得学院写作这个概念是成立的。他认为这个理念有几个要素，比如自立，是学院的内在要求；又如克制，作者不会特别偏执地去写，不走向极端的审美；还有文脉，像从《红楼梦》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下来，在她们的作品中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是“修远”，学院不会被一时一地的政策、形势完全裹挟，这是学院的特点。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对于将项静、朱婧、张怡微划为学院派下的写作对象观察保持着警惕。他认为，她们的教育背景和现在所从事工作的环境，的确跟她们的写作之间发生着联系，包括知识、视野、文学观念，包括对于前沿性、当代性问题的把握。但归根到底，如何写作是她们自己的一种选择，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跟学院联系到一起的，像是写作的可持续性，与学院保障是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保障不仅仅是外在的，也包括知识的、学生给作者带来的启发和更易获取新的知识、改变思维等。何同彬还强调，讨论学院写作的时候要避免被权力和秩序的话语操控。

从记忆与经验出发，彼岸在哪里？

项静写的是傅村，朱婧写的是金陵南京，张怡微写的是上海。马兵发现，小说恰恰提供了三种地方性或三种空间性，“傅村更多写的是乡村的常类语言，我们会发现这个小说的叙事者主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意志性，而是意图回到‘场’里面去找到某种乡情的安慰。”即便不是乡土题材，项静小说的重心也不是放在已经离别故土的游子，而是牵挂的游子，还是按传统伦理去生活的一个人。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指出，项静每一篇短篇里面都有一个前文本，仿佛是她在说，在我所有经历过的文学教育后的阅读前史里面，再投射回乡村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什么。季亚娅觉得项静很好地处理了情绪的距离，因为这带有某一知识结构，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站在哪个位置去回看乡村。在她的作品里，离开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站在新的乡村看老乡村拉开的离去和归来的这个结构，但是里边可能不仅仅存在对空间的处理，还有对时间的巧妙处理。

朱婧。资料图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理论处处长岳雯的探讨集中在项静、朱婧、张怡微的小说到底在写什么。读完三个人的小说后，岳雯觉得她们的创作是和人生建立关系的，她们要在小说中找寻人生的意义。岳雯指出，项静看上去好像是写农村题材，但是已经和大众熟悉的乡村写作不太一样了，她觉得项静写的不是乡村现实，是作者想象中、体验过的乡村，她是在借傅村表达她的人生态度。而张怡微的状态更像是创伤抒发时喊出心中不平之音。

杨庆祥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一个非常完整内部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坚强，很有韧性，就像一株植物一样，人是植物，写作也是植物，有潮湿，有韧性，所以有很多弹性的东西。比如像项静是可以放到乡土写作里面，但是她跟老一代作家写的是不一样的，她有一个内在的体温和视角，有更内在的弹性，压一下是能够弹回来的。张怡微的上海跟王安忆不同，实际上这样的写作既在传统之内，又在传统之外，张怡微在上海这个谱系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朱婧的写作有毛茸茸的质感，就像她写的那些小动物一样，能够将之处理成日常的生活经验，证明作家正在进行非常细腻的、能够把握住生活质感的写作。

独立房间里的写作者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看来，她们三位其实都是拥有了“独立的房间”的写作者，因此，她们的写作可能既和其他的女性写作或者其他作家有很多的不同，又有一些很重要的关联。

项静的写作，不仅体现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更可贵的在于她有时光的疏离感，用她那种受过教育，但是又是从农村里生长出来的女性视角，重新回看一些人。张莉一直觉得朱婧有可能会写出更切合自己对女性文学或者女性生存理解的作品，她找到自己文体的疆域，家庭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她不把家庭生活看作私人生活，她把它放在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面。

在张莉眼中，朱婧其实是典型的女性写作，她把别人眼中狭窄的天地写成了一个广阔深远、意味深长之地。张莉指出，朱婧最近非常让自己欣赏的是她捕捉到了那个看不见的家庭主妇，她们薄如蝉翼的情绪、难以言说的情感。

张莉认为，张怡微和朱婧、项静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她写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流动的家庭、流动的情感。她不是一个固定的三人的情感，她的人物往往不是一个原生家庭，往往有继母、继父，情感关系有一些复杂，但是有一些看似复杂又有一些纯粹。当张莉用这样的视角去理解张怡微作品的时候，就觉得所有日常生活里面那些寻常的细节都变得不寻常。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举例，朱婧的小说像显微镜跟内窥镜，深入人体内部勘探；张怡微就像魔镜一样，把我们这个世界里光怪陆离的东西都释放出来；而项静是带有城市知识女性的滤镜，经历了从山东到上海，又是教育者，再回过头来去看那些事，自然而然会把自己包装得美美的，当然，这个滤镜并非贬义词。

“她俩的作品也有共性，叙述占了大部分，描写比重是比较小的，叙述过程当中不断夹杂着分析，叙述者超离出来的反观式的分析，那种自我反思，自反式的一种写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表示，张怡微跟朱婧更像是所谓打着引号的学院派，可能一个侧重于写情绪、情感，另一个是写认知。

张怡微。资料图

刘大先觉得张怡微的好处是写细节特别好，她的比喻堪称精彩绝伦。她俩的写作跟项静有一点比较大的区别可以归结为“20度室温性的写作”，这种写作不会过于温暖、过于热，让人在激情中迷徨丧失了自己，也不会太冷，感觉像现在主义、存在主义。

《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指出，朱婧的小说有一种心理小说的艺术趋向，着力的并不是故事的跌宕起伏，而是侧重于与种种人之间微妙的心灵连线，朱婧给人更多的感受是她在小说当中的那种含蓄和清冷，而张怡微是那种积极入世和有热度的情感。所以在朱婧写作中鲜有热烈的感受，这种热度在张怡微作品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张怡微的文字里面都市不是那种很硬挺、直立的存在，恰恰在作者的讲述之中有着生活毛茸茸的质感，所以那种平衡、温情、温润和温热适度而深情，从来不是阴冷的叙事。

项静、朱婧、张怡微同为“80后”女性作者，同时代写作者在身份代际与文学经验上常有共鸣。“以专业研究者视角看，我们存在同时代写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共建”，朱婧说。学院派教育给予她们足够的文学能量与成长空间，项静在写文学评论过程中开始小说创作，“看当代文学作品时，反而让我产生了想继续写一点东西的愿望，学院派给你带来一种眼光，能够发现在创作中的一些缝隙，跟传统文学又不太一样。”另一方面，学院写作某种程度也存在亟待跨越的壁垒，张怡微是高校教师，教师身份有时会让她在文学创作时陷入困境，“这是一个老问题，有外部环境的局限，也有自我意识的束缚，是需要在未来突破的长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