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养在精神病院的老人

湖南省邵阳市双拥路“邵阳市老年病医院”大楼前立着一块石台，上面刻着：邵阳市老年病医院、宝庆精神病医院。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少有人知道“邵阳市老年病医院在哪”，他们都管那叫“宝庆精神病院”。

从大门进去，一条四五米间宽的水泥路通向院内，六层的精神科住院楼立在路旁。住院楼东面是“养护楼”。两幢楼之间隔着一条间距不足十米的马路。

2010年，隶属于邵阳市民政局的宝庆精神病院，加挂邵阳市老年病医院牌子，2016年，养护楼建成，健康寄养科（下称“寄养科”）就设置在这幢楼内，与普通老年科接收失能老人不同，寄养科只接收尚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宝庆精神病院寄养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不到半年，住进寄养科的老人从48人增至现在的75人，年纪小的70岁左右，最大的98岁。主要是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多数有三个子女，最多的有六个孩子，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二，并且丧偶老人居多。

对于一个以工业见长的城市，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长期主导着这里，到养老院生活也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事情。上述工作人员说，来寄养科养老的需求还在增长。

在寄养科生活

张桂芳和邓玉华住在养护楼一楼的“寄养科”。

“你打的什么？”张桂芳一头银发盘在脑后，圆脸庞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瞅着桌上一摞牌问坐在对面的邓玉华。

邓玉华歪着脑袋，紧皱眉头思考了三分钟才从手里缓慢地抽出一张牌，“小三，这张没得一样的”。

“不要说出来，插插看也能生胡子。”张桂芳看看自己的牌，嘀咕道。

5月13日是母亲节。这天上午，张桂芳和邓玉华靠在窗旁打字牌。她俩年纪相仿，今年都八十岁。五十年前，她们是邵阳市制药厂的同事。

张桂芳和邓玉华时常这样坐在窗口打牌，有时玩上一下午，有时能玩一整天。“我们不打钱的。没事干，就玩这个。”张桂芳话音未落，邓玉华接过话去，说道：“自从来寄养科，跟着张桂芳学会了打牌，这一天过得飞快。”

据邵阳市政府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邵阳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是79.66万人，占总人口10.8%。目前，邵阳市已经拥有近三万张养老床位，但硬件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仍未能满足当地的养老需求。

寄养科老人一天的生活从做回春保健操开始。

早上六点左右，音乐一响，老人们陆陆续续从房间里走出来，稀稀拉拉呈散落状地站在大厅里。有的人围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有的人坐在自己代步的轮椅里。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他们当中一些人没法站立着完成这套耗时近一小时的早操。

张桂芳做完前半套动作便回房了。洗完澡，她从柜子里取出两只保鲜盒，里面装着前一天早上领来的馒头和剩菜，拿去餐厅的微波炉加热后，端回房间吃。“我每天七点一定要吃早饭。”每天的一日三餐，护工都会准点送到房门口。张桂芳大口啃着馒头，为了不打破自己多年的习惯，她想到了这个办法。

邓玉华说：“房间的卫生都是张桂芳承包的”。他们所在的楼层只配了两名护工，除了负责送三餐和开水来房门前，平时还帮老人做卫生、洗衣服。张桂芳想着身子还能动，房间也不大，便总是自己动手清理房间、手洗衣服。她说：“这现在是家嘛，得干干净净的。”

“养护楼”的第九层开设了阅览室、健身房和书画室。阅览室里除了最新的报纸，还有一些老年人爱看的养生书籍，健身房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和几台跑步机，只是好像少有人光顾。

聚在一起，聊一些陈旧的“八卦”成了为老人们生活的日常。

“当时主任安排亲戚来厂里工作，就挂了名领工资，根本没见过人。”曾爱莲说话时，总爱眯着眼笑。“不只是她，还有之前那个老师”，邓玉华接过话说。“老师来过的，我都见过她”，一旁的张桂芳抢过话说道。而罗永清不爱表达，坐在一旁听。

罗永清、曾爱莲都是张桂芳和邓玉华邵阳市制药厂的老同事。五十多年后，没想到同样遭遇晚年丧夫的四人，在寄养科里成为了邻居。四个人坐在张桂芳和邓玉华的房间里消磨时光。年轻时共同的工作经历是几位“老相识”平日里最常谈起的事儿。

“在家没人说话，好像个哑巴。我们老人家聊天就是这样，过去的事反反复复地讲，年轻人几个爱听。”张桂芳说，好在生活在寄养科，这种相互陪伴正也消减了孤独。

2009年丧偶后，邓玉华一直围着各种保健品打转。她每天早出晚归，就为了参加售卖保健品的商铺开展的各种讲座、理疗、参观活动。“我大概花掉了一套房子的钱，用来买那些东西。”她说着，也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知道那些没什么用，但买了他们的东西，我就有事干。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

张桂芳和邓玉华都觉得，“住在这比在家里强多了。”张桂芳看看邓玉华，笃定地说道：“我们说好了，今年过年都不回去了，就在这儿过。”

从家里搬出来

张桂芳们在这有了自己的圈子，日子也变得没那么难熬。但孤独仍主导大部分老人。

一楼大厅的沙发上，一些找不到事也找不到伴儿的老人三五成群坐在那，相互一言不发，呆坐着，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些“打坐”的老人中，有的坐得太久，杵在那睡着了。

5月12日，乌云笼罩，空气闷得让人想大口喘气，眼看要下雨了，张桂芳和几位老人闲坐在养护楼后的凉亭里。

“说老奶奶好”，中年妇女的声音打断了在凉亭里聊天的老人。大家随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手上抱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等两个人走近后，张桂芳才认出是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媳妇。

“好久没看见小宝宝了，还认识老奶奶吗？”张桂芳笑着抓住孩子滚圆的小手。

“妈，今天是妹妹他们家孙子百日宴，我们来接你去吃饭。”

“怎么没提前告诉我？我之前算过，应该是明天，你们算错了。”张桂芳有些抱怨，一边说着，并没有起身。

“奶奶，车子在那边等你了。”张桂芳的孙媳妇一边说，一边指着停在养护楼旁的黑色轿车，张桂芳看到孙子站在车旁，这才起身挪出凉亭去。

张桂芳有一儿两女，2013年，在卖掉自己的老公房后，她和老伴儿轮流在子女家里住。2015年，老伴儿去世后，更多时候她住在大女儿家。

“有一天，女婿问我，你为什么老爱住我家呢？我家好住些吗？我当时就跟他说，就是好住些，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张桂芳说得理直气壮，但她知道“人老了被嫌，自己脾气也大”，在子女家住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她还清楚地记得：“老伴临走前跟我说，要我早点住去养老院，这样晚年生活能幸福点。”

在来寄养科之前，张桂芳住在儿子家。2017年5月，儿子家添了孙子，四个月后，“因为带小孙孙和媳妇产生分歧”，张桂芳决定搬出儿子家，住进养老院。

张桂芳说：“我的儿女都当爷爷奶奶了，家里添了小丁丁，谁还有空照顾我这个老家伙。”加之，她的眼疾恶化，“在家做饭摘菜，夹在绿叶菜里的杂草，完全看不清。”帮不上忙也让张桂芳觉得自己在儿子家成了个多余的人。

与张桂芳的处境不同，室友邓玉华丧偶后，曾独居过六年。2015年，一场电路起火将她的屋子烧得乌黑，实在没法再住人，她才答应了大儿子搬过去一起住。去年，邓玉华的大儿子搬了新家，她不愿再跟着搬过去，便提出来要自己去住养老院。

起初，她的四个儿女都不能接受母亲的决定。“小女儿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个又不是养不起我，干嘛要去养老院。儿女怕人说闲话，但我不习惯住在他们家，住电梯房就跟坐牢一样，我是个爱出去走动的人。”住在大儿子家那段时间，儿子、媳妇忙生意，都很少回家吃饭。邓玉华说：“在家，我也总是一个人”。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居民的养老计划中，依靠子女养老的居民占比呈下降趋势，在50、60、70和80后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31%、25%和19%。可见，父辈对子辈养老责任的依赖有代际差异，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个人自主独立意识的提升，“靠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转变，个人养老责任意识增强。

为自己挑选养老地

张桂芳下定决心要搬去养老院，儿女没有反对。去年八月，她和家人一同在邵阳市城区四处考察养老院。

张桂芳考察工作做得很细致，居住条件是考察的首要指标。张桂芳先看了一家民营养老院，能接纳四五十人左右，每月费用在1000元左右，但 “根本没法住”。她回忆说：“上完厕所马桶按不出水。”管理人员解释说，住在那里的老年人大多不会用马桶，这才关了水闸，每天他们负责冲一次。“你说那个房间，气味有多难闻。”张桂芳一边说着，一边摇头瘪了瘪嘴。

家人又陪张桂芳实地考察了市福利院新修的养老科。“我有意提出要去洗手间上厕所，打开水龙头，发现只有冷水。院方告诉我，这是新装修的房间，热水还没入户，洗澡只能在规定时间去楼道尽头的浴室排队，马上就是冬天了，房间里没热水，可过不得。”

张桂芳最后选择了宝庆精神病医院的“寄养科”。精致的布置让张桂芳觉得“这里像宾馆”。

寄养科的每间房都单独配备了设置浴室的厕所，屋内铺着木地板。两人房室内放着两张单人床，除了电视，还有简单的家具，包括衣柜、储物柜和两只床头柜。

相对市福利院，宝庆精神病医院离邵阳火车站只有一公里左右，地处中心城区，交通也更加便利。“住在城里，家人探望方便，也不至于把我忘了。”从张桂芳儿子家开车来医院一刻钟，这样的距离让她觉得，“虽然离开了家，但还存在于在他们的生活里。”

选择养老院，费用也是重要的考虑项。寄养科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差不多是2040元，这笔费用包含了900元床位费、600元护理费、420元伙食费和120元空调费。张桂芳2300元退休金能保证自己在养老院的开支。经济独立是在这里生活的老人能自主决定养老方式的重要前提条件。

但这家医院目前提供养老服务也并非没有不足之处。医院被四周林立的高层住宅围住，新建的养护楼和家属院占去了仅剩的空地，留下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不宽裕。尽管如此，但张桂芳还是坚持要去养老院生活。因为通过几次实地考察，她发现要找一家心仪的养老院并不容易。

2017年12月19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这个中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管理方面的首个国家标准，对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医疗与护理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安宁服务等9方面服务项目提出明确的质量要求。

政府希望通过规范标准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特别是心理需求，而这正是目前养老服务机构欠缺之处。

遇见“死亡”

“呀，楼上死人了。”

因为张桂芳去参加重孙的百日宴，已经习惯两个人一起午睡的邓玉华没有睡觉，吃过饭后，便坐在窗旁休息。她看到两个高壮的中年男人抬着一副担架往院外走去，担架上用白色床单似乎包着一个人，旁边走着的三个人提着桶子和大包小包的东西。

“这一看抬的就是死人”，邓玉华有些惊讶，医院规定人在病房过世后，得从地下室抬出去，鲜少见这样急急忙忙抬着往外送的。

遇见死亡和谈论死亡，在寄养科似乎不是稀奇事儿。那一天，医院老年科“过了”两位老人，邓玉华看到的正是其中一位。或许是对死亡的畏惧，有些老人会用算命这种方式来预知自己的寿命，邓玉华就算过命。

提起“算命”的事，张桂芳还数落过邓玉华。“之前你还去算过，不是说今年3月会过掉，现在都5月了，你还不是好好的吗？”张桂芳对邓玉华说，劝她不要信那些。邓玉华低着头，没答理。

而在这场聊天的前几日，邓玉华为了今年能正常领取退休金，去银行办理第二次身份认证，可偏偏机器连不上网络，还是没能完成认证。回来后，她笑着说：“怎么老认证不上？也许……怕是今年过不了了。”话刚脱出口，身旁坐着的几位老姐妹就连声喝止，要她别说“傻话”。

邓玉华看见“死人”的当天上午，张桂芳与邓玉华、曾爱莲以及其他几位老人一起坐在凉亭里聊起死亡。

张桂芳说：“我从不信这些东西，老头子死我都没准和尚来敲。你们不要信这些鬼话。”七嘴八舌的氛围突然安静。

“我们就像是被社会遗弃的垃圾”，养老院的老人常用这样的比喻来自嘲。无用的心理，以及对死亡心口不一的态度，使得这里在快乐表象之下阴郁隐约可见。然而，现在养老机构对这样的老人心理的干预还远远不够。

中央党校科社部青连斌在对全国421家养老机构调研后发现，54.6%的养老机构没有配备心理咨询师。他在报告中指出，一些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既是管理人员，又是护理人员。

每逢阳光灿烂的午后，楼上的护工们就会用轮椅推着老人下楼来，坐在养护楼前坪晒太阳，队伍有时能排二三十米。有的老人胸前围着口水巾，嘴角挂着的唾液还未滴下去。有的老人手上套着一只袜子，因为身上皮肤瘙痒，为了防止他抓挠患处就用这种方式把手蒙上。还有的老人细看去，身体是被布条绑在轮椅上的，他们几乎无法单靠自己坐稳在轮椅上。

张桂芳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前坪，每当看到那些东倒西歪嵌在轮椅里的老人，她心里总会滋生出无法言喻的难受：“老了，总会有那天。”

（应采访者要求，张桂芳、邓玉华、曾爱莲、罗永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