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杨峰：在土叙地震的生死瞬间中，希望落空是常态 | 记者在震区

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9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中国记者前往一线震区跟进报道，产出一篇篇优秀的报道。在寒冷、余震和冲突中，记者们及时地记录土耳其地震受灾情况，详实地呈现灾区救援过程，直面灾难与伤痛，撰写历史的初稿。

「深度训练营」对话了部分参与此次土耳其地震报道的记者，了解他们在震区的见闻，还原报道产生的过程，在与一线记者的对话中重新抵达现场，追寻新闻的深度，感受人文关怀。

北京时间2023年2月10日，封面新闻记者杨峰和他的同事陈羽啸赶到了2·6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安塔基亚市。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城市、在废墟上生死竞速的救援队，并记录下了土耳其震后的实况，从震区发回等震区现场报道。

2月12日杨峰记者在马拉什进行拍摄工作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后，中国多家媒体派遣记者前往震区报道。2月8日，杨峰和同事从香港乘坐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于当地时间2月10日到达土耳其重灾区安塔基亚，后来又前往伊斯肯德伦、加济安泰普和卡赫拉曼马拉什等地。在仍有余震、枪声的灾难现场，杨峰亲历了多场生死救援，发回多篇文字和影像报道，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土耳其地震的现场资讯。

作为从事社会热点突发新闻报道5年多的记者，杨峰曾参与郑州7·20暴雨灾害、2020南方洪灾、东航MU5735航空器事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他认为，向公众报道人类正在遭遇的重大灾难，是记者的职业责任之一。我们通过采访杨峰，了解他在土叙震区的见闻，还原他前往震区和开展报道的过程。

以下内容整理自杨峰口述：

土耳其发生第一次地震时，是2月6日早上9：17（北京时间），当时我正在做其他选题，对地震仅关注了当地受灾的情况和救援动向，未考虑前往报道。北京时间18：24，土耳其再次发生了一次七级以上地震，两次强震叠加的异常状况，以及媒体同行、公益救援组织汇总的灾区信息，均显示地震或造成巨大破坏和伤亡，这一变化，让我和同事们开始考虑去现场报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对当地政治文化环境、受灾情况、交通条件评估后，考虑到中国不是土耳其的免签国家，我们当务之急是先做好可以随时出发的准备。2月7日一早，我去了土耳其驻广州领馆，从领馆秘书处了解了他们目前掌握的土耳其震区情况和前往灾区报道的签证和报备要求，并通过领馆提供的指南，向土耳其国内提交了入境采访的必要材料。

等待下签的同时，考虑到土耳其震区可能处于水电、食物供给中断、交通受阻的状态，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在震区的保障物资。2月7日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和同事就分别将帐篷、睡袋、防潮毯，应急食品还有必要的电源、设备等物资准备好了。物资准备好后，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后来看到中国国家救援队动身，再考虑到当时对土耳其受灾情况的评估，决定还是要去现场报道。前往震区，我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但是作为一个记者，当灾难发生，去现场传回更详实的信息，是我们的职业责任。为了减少自己出现危险的可能性，除了之前准备的必要物资，我们还继续准备了当地的电话卡、充电头、以及卫星电话。

接下我们还通过多个渠道尝试联系翻译志愿者，因为当地英语普及率非常低，主要讲土耳其语，要通过翻译来沟通。然后是买机票，中国能直飞土耳其的机票不多，当时，一天只有三班。2月8日那天的航班，一班是广州直飞土耳其，另外一班是武汉直飞土耳其，但是这两班我们在时间上都赶不上，能买到的最早的机票是2月8日晚香港直飞伊斯坦布尔。

总的来说，跨国报道，需要很早做好物资、交通和通讯方面的准备。2月7日起，我们报社有5位记者都陆续办好了签证，准备了物资。最后，报社综合考虑了差旅预算、物资准备情况、到达机场的距离还有个人实战经验，决定派了我和陈羽啸两个人去，我主要负责视频和文字报道，陈羽啸主要负责摄影工作。

我们在当地时间2月9日早上到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陆续抵达的救援队很多，大家一起在那里等待调度，等待区有些拥挤。我和同事在机场等待的期间继续联系后续的采访和补充物资。在等了五六个小时后，我们坐上飞往阿达纳的航班。

当地时间2月9日下午左右，我们到达阿达纳机场。跟随同行的香港救援队、深圳公益救援队去往联合国设立在机场的国际救援队报到中心，救援队在那里等待车辆和任务的派发，整个房子里面堆满了救援队员和行李。

我们想尽早出发，便自己联系车辆，我和同事分别联系当地华人志愿者和华人商会。获准搭乘土耳其中国华人商会向灾区运送物资的车辆进入灾区。在华商商会援助物资集散地仓库，等候物资车辆到达期间。有4位志愿者从伊斯坦布尔开车过来。等物资车到达后两辆车组队，一起进入灾区。从阿达纳到安塔基亚路上堵车非常严重，原本2个多小时的路程堵到5个多小时，受到地震影响有些加油站停电，为了保障救援车辆用油，加油站也仅向救援车供油，其他车辆加油也很麻烦。

我们抵达中国救援队在安塔基亚郊区哈塔伊体育馆设立的临时营地后，看到了一幅类似战乱的紧张现场，很多物资和不同国家救援队都在那里集结。营地里有很多帐篷，各个路边也有人在烤火。大量军警彻夜在路口执勤维持秩序。我们到达的时间是当地时间2月10日凌晨2时左右，因为帐篷不够住，就先在车上睡到早上5点多。跟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志愿者冻得一宿睡不着，下车跟当地的士兵和救援队在一起烤了一晚上的火，这一夜也是中国救援队到达灾区的第一晚，大家都比较难熬。第二天，经协调我们在救援队的帐篷借宿，但也很冷，夜里的体感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每天都在凌晨四五点左右被冻醒。

2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我们和救援队进城一起搜索被困者的生命迹象，城里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有些地方还有浓重的腐臭味。我们跟救援队到达的一处现场，是一栋近7层的楼房发生了“馅饼式”坍塌，一位土耳其女性和老公从瑞典回来，说她的父母和哥哥一家被埋在楼里面，救援队往缝隙中钻了好几次都无法深入其中。夫妻俩开始看到救援队过来态度很热情，给大家拿吃的喝的，我和他们用英语进行了简单的采访，但是后面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这种场景在震区中反复上演，给了我们很多无力感。据当地人介绍一栋楼里可能埋了 72 个人，但因为靠近用仪器检测后，没有生命迹象。楼外的小孩不想让我们走，希望我们再多测一测，觉得里面一定有活人，还有一次，建筑物下面一开始测，可能有 3 个生命信号，但最后只有一人被活着救出。

安塔基亚震区现场

我们在当地受灾民众脸上见到的最多的表情就是无助，他们的眼神会望着你求助，但是大部分废墟下被困者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就在救援的过程中去世。整个现场最常听到的是两种声音状态的交替，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倾听废墟下面有没有活人的声音和反馈，听了一阵子以后，又开始工作。

中国救援队救出了6个人。救第4位、第5位的时候，我都在现场，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是中国救援队历经3个小时从一片灰色的废墟上救出来的，当救出来活人时，这条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和同车的志愿者也参与了第6人获救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当地有人求助说某个地方可能有人活着。我同事转给新华社驻土耳其分社记者，他在大本营跟中国救援队一起开会，把信息给了救援队，这个线索的求助者未能活着被救出，但救援队在作业点附近的另一现场救出一名幸存者。

中国救援队救出第四个人

在安塔基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叙利亚在土难民。他们可以很容易被一眼认来，精神气质跟土耳其本国国民很不一样，在痛苦和沮丧之外，更缺乏自信感。有些叙利亚小孩子会向路人乞讨。当时比较难过的是我只带了银行卡，没有现金，只能给他们一些食物。

在安塔基亚待了三天后，我们离开去了阿达纳，在那里休整了一晚，第二天前往加济安泰普，那里有很多叙利亚难民，近两千年历史的世界遗产加济安泰普古堡在地震中三面城墙倒塌。后来我们又去了卡赫拉曼马拉什，因为我们出稿节奏要求比较快，希望多覆盖几个城市。走完一圈又再次前往阿达纳，16号返回伊斯坦布尔。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当晚，我们去吃了一碗兰州拉面，把汤都喝完了，感觉回到一个安全、有序的地方，不用再担心奔波和余震了。

2月18日我们坐飞机回国，回到中国之后，我把素材归档，接着就开始修理带回来的各种设备。比如说麦克风支架有点松动，需要用手扶着它的指向方向才不会偏，我同事的无人机、相机镜头也故障。回来的这两天，把有问题的设备修了一下。到了震区那样的环境里，我会发现有些东西带多了，有东西带少了，有些东西带了也不合适。经历一次以后，回来就把物资重新调整了一下，包括背包配件都清洗干净，重新放在了一起。如果现在有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出发。

Q：您在之前的灾难报道中有遇到过一些突发状况吗？

A：在土耳其灾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他们讲土耳其语，没法高效地直接交流，开展详细的采访。我之前没有去过大的地震现场，但看过南方报业出版的《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记录》，学习了一些汶川地震报道经验。所以我们的准备相对还比较充裕。但从2008年到2023年依然有很多技术问题在灾害现场无法充分解决，比如通信、交通，这些都是我们开展采访发回报道的主要障碍。

Q：您在出发前会有什么样的顾虑或者担心吗？

A：最担心的是灾区的物资条件，因为听说出现过灾民和救援队因救援物资发生冲突的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评估，自备了7天的食物和水。实际上，因为借助了救援队的一些补给，我们只用掉了大概三天的物资。

我们准备最不足的是高估了当地的温度，携带的帐篷、睡袋是公司之前统一采买的，基于四川地震时的气候准备的，到了土耳其以后发现还是太冷了，每天半夜都会被冻醒。

Q：对于前往灾区工作的记者，报社或者其他组织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吗？

A：我和我同事是个人经验比较多吧，他是四川人跑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泸定地震，对地震现场的自我保护、物资准备以及采访都有经验。

他到了土耳其以后，先跟翻译去学一句表达“节哀事变”意思的土耳其语。有一次他给比较悲痛的受灾民众拍照的时候，被拍摄的人有些愤怒，但当他说了那句话以后，灾民没有再怪罪他还抱着他哭起来。

Q：之前灾难报道的经验给这次报道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A：之前的经验除了让我们带有必要的物资外，还让我们在灾难现场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去拍摄采访，以及避免对受害者家属的直接伤害。他们本身是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也是受害者。另外就是我和同事在采访设备上也都带了备用的，基本保证有一个可替换、可备份的设备。而且本次采访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设备损坏或者故障的问题。

Q：您认为媒体在灾难报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A：媒体，搜集、整理、传递现场的信息，关心受灾的人之外，也应该关注有哪些机制可以防止这样悲伤重演。土耳其叙利亚的本次地震中国际救援队去了一万多人，救出不到 300 名生还者，从救援队的建设投入和成果去看，靠救援队去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是杯水车薪的。提升建筑物的防震抗震水平才是更有效的减灾策略。媒体在现场信息之外也应该去关注这些机制、举措，发挥更大公共价值。

*文中图片来源于杨峰

原标题：《封面新闻杨峰：在土叙地震的生死瞬间中，希望落空是常态 | 记者在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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