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双重语境中汉语哲学的构建与发展

【编者按】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至第十年，已评选出100篇年度论文，与大多数评奖活动不同，该活动无需作者自行申报，主要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者、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开展多轮评审推荐，每年从上海学者发表在全国哲学人文社科期刊上数以千计的论文中，最终评选出10篇年度论文。

谈到上海社联年度论文评选活动，上海社科界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个活动不仅促进社科学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更给上海社科学者提供了思想碰撞和交锋的平台，在“反五唯”（ “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背景下，这个活动也是对学术评估机制的大胆创新。 

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属于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下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学者们也对此多有探讨与努力。

上海社联2022年度论文《“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一文，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关于汉语哲学的思考。文章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认为，过去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常常会采取“以西释中”的态度，把自身当作“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其实，这种比较视野是不够完善的，应以“双重本体”的原则，采用“双重语境”，认识汉语语境与西方语境这两套体系，以迂回他者的方式进行自我省思，以多重维度来理解汉语哲学中的各种概念。

文章还指出一些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在中文语境中较为清晰的“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汉语世界”与“中国人的世界”，在英语中则有混淆模糊的风险；同时汉语中的一些表述，如“生生”“亲亲”等，在英语中则没有对应的词语，这给汉语哲学的翻译，以及进一步的世界境遇提出了要求与考验。

那么，“汉语哲学”有哪些现实意义？它如何帮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有关汉语哲学的问题专访孙向晨。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关注到汉语哲学这一话题的，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历了哪些阶段？

孙向晨：我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这些年，论题逐渐聚焦在“汉语哲学”这个概念上。对我而言，关于“汉语哲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酝酿阶段，也就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初步设想，肇始于本世纪初和北大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组织海峡两岸暨香港四校哲学论坛的时候。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共同的哲学语言是汉语而不是英语，我们有责任对于作为哲学载体的汉语以及汉语世界的精神传统进行深入反思；同时海峡两岸暨香港哲学的汉语用语也有一些差异，这也需要我们进行有意识的规范。

第二是论坛阶段：2016年，我在复旦，韩水法教授在北大几乎同时举办了“汉语哲学”的论坛，并在此后一直共同推进着这项工作，至今已举办第六届。这篇入选年度论文虽发表于2021年年底，其主要的思想2016年在会上就表达了，之后又不断积累提升。

第三是深入的研究阶段：目前我对“汉语哲学”的研究正在三个层面上推进。一个方面是“汉语哲学”概念本身的研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哲学年鉴》都发表了相应文章，来阐释“汉语哲学”概念及对其边界的勘探，得到了《新华文摘》等刊物的转载。第二个层面是对历史与现实中“汉语哲学”研究的回顾，如对张东荪、贺麟、李泽厚、张世英、张祥龙、赵汀阳等人哲学思想的研究。第三个层面是对传统汉语哲学概念与问题的专题研究，我发表了一系列“论家”“论生生”“论亲亲”“论象”等有关汉语传统概念的文章，聚焦于“汉语哲学”的具体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将是未来一个阶段的主要工作。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汉语哲学”这一概念逐渐重视，您如何看待整体趋势？

孙向晨：一个概念、一个说法，它有没有生命力，并不是作者自己说了算的，它需要得到学界同行的回应。汉语哲学一方面是一种概念的创发，由此而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与空间，如果它和“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完全重合，则没有再论述的必要。另一方面，它的展开在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循的，如张东荪、贺麟、李泽厚等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有了比较典型的“汉语哲学”的研究形态，只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恰当的概念去涵盖它们，他们的工作已经为“汉语哲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体现了强大的学术影响力。

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韩水法教授联合举办论坛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论坛，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共同来推进“汉语哲学”的思想，我对于这样的学术反响感到欣喜。 

澎湃新闻：目前西方哲学学术界对汉语哲学是否有所反馈，在与西方学界交流中是否给您带来进一步思考？

孙向晨：像这篇入围的论文，它就被全文翻译成德语，在《东西方哲学年鉴》发表。另外也有一些文章被翻译成英语，国外也有学者在他们最新著作中有专门章节来讨论我的观点，可以说我的观点还是在海外引起了一些反响。

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些论题要翻译成西方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汉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区隔“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区分“汉语世界”与“中国人的世界”，但在英语表达中都会被统一模糊为“Chinese Philosophy”、“Chinese World”，进而引发一系列歧义。另一些关键性概念，如“生生”“亲亲”等也非常难以翻译成外语。为了和国外学者讲清楚这些概念，就需要有许多额外的学术注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进一步体会到汉语系统和印欧语系的根本性差别。语言与思想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语言不仅仅是载体，其自身的特点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会构成重要的影响。

另外有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在汉语世界中，经常会提到的“亲亲”，在西方语言里就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其实“翻译”就像是中西两个文明板块相碰撞的过程，两个板块之间一定会有一些裂缝和空隙，有无法完全衔接的地方，这恰恰说明汉语世界里有一些特别的精神特质，值得向西方传递和表达。 

澎湃新闻：您的学术成果已第三次入选上海社联年度论文，从入选第一篇论文到现在，您的研究方向有没有什么改变？

孙向晨：非常荣幸能够三次入选社联年度论文，这是对我这些年来研究的一种肯定。这三篇文章看上去讲的是三个话题，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三篇文章中，《“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阐述的是“汉语哲学”研究的总论题，《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一文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则性的方法论，而《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则可以看作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讨论的具体问题，即对于“个体”问题的理解。这三个方向都能获得肯定，对我来说是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于我的研究工作而言，虽然研究的是西方哲学，如前所述，恰恰在这样一种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碰撞，也就更能发现“汉语世界”中的一些独特性。我会继续坚守“汉语哲学”的研究领地。同时也会用另外一种眼光，通过“迂回西方”来推进汉语哲学的研究。 

澎湃新闻：具体而言，您前面论文中讲的“双重本体”，与这次文章中的“双重语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孙向晨：“双重本体”这个概念想表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作为中国人，一方面有一套传统的意义体系；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又不是一个传统中国能涵盖的，有许多新的元素，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过去我们曾用“古与今”、“中与西”、“先进与落后”、“普遍与特色”等论述来表示两者的不同，但“双重本体”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这些说法中已经包含了某种优劣主从的差别，事实上，这是两套不同的意义体系，各有其自足性。“双重本体”不关注其从哪里来，也不关注其主从性，而是关注这两个体系在当代中国人身上如何融合，如何保持平衡。这个理念其实也和王国维有关，他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就是自三代以来，一直到近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一直是相对较为稳定的，但“泰西通商”以后，便“道乃出于二”，针对这个局面，历史上多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表述来破解这个难题。事实上，关键是要正视“道乃出于二”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是一方面接受现代世界的观念，同时也要注意其与传统价值的匹配。

“双重本体”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原则确立以后，就会涉及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双重语境”的意义。比如，我们今天讲到“功利”，这里既有源自西方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概念，也有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意涵，今天讲“功利”就会杂糅这两种含义，现代汉语常常有两种语义脉络。又如，今天所讲的实践（practice）也是源自西方语言的，这和中国古代所说的“知行关系”的“行”有关系，也不完全等同。现代汉语并不完全是从古代汉语中来的，很多词汇是从西学、从现代学科体系中来的；在现代汉语世界中要理解这些关键概念，只从任何一个单一的维度来理解都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双重语境”，把两束光柱聚焦到同一个点上，这样才能很好地理解汉语世界中的各种哲学概念。 

澎湃新闻：现在不仅在学术上，在各个方面都要讲好“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既挣脱西方概念的束缚，也避免陷入汉语主义的陷阱？

孙向晨：做好“汉语哲学”的研究工作，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一脉相承的。第一点，只有把自己的故事研究透了，想透了，才能讲好故事。这里最主要的基本前提是要忠于生活，要实事求是。第二点，得有很强的反思意识，就是对生活和概念，生活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有高度反思。今天要想透现实中任何一个问题都离不开“双重视野”，由此我们才能做出最恰当判断。第三点，摆脱西方概念的束缚，并不意味着就要坚守本位主义，而是要本着开放的精神，既讲好自己的故事，也学好世界上一切宝贵的经验。 

澎湃新闻：您觉得西方的节日、电影等是否是西方价值的一种渗入，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内容？

孙向晨：当我们面对一些西方元素、西方节日，很紧张地要抵制的同时，又对老外穿汉服，过春节觉得很开心，很骄傲。这种现象其实很悖谬的。事实上，当我们对自己文化比较自觉、比较自信的时候，往往会持更开放的态度，中国古代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文明是可以封闭起来发展的，文明发展一定是一个不断吸纳、不断学习，懂得欣赏、懂得借鉴的过程。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发展至今，也经历了许多轮的嬗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对自己文化的根本性也没有自觉的理解，那么很容易盲目跟风，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失去自我。总之，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要从容中道。不能既不允许西方的节日进来，又不允许在自己的节日里放鞭炮等，如果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有文化支撑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接纳优秀，充盈自身。 

澎湃新闻：目前ChatGPT十分热门，您认为AI对哲学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孙向晨：我对ChatGPT的技术细节并不很了解，按照我个人看法，我觉得“他”对人在知识层面上的拓展是很有帮助的，对常规性的提问有非常不错的解答。但我认为，最优秀的哲学都是一种范式性的转变，那么AI对于这种非线性的创造，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我现在暂时还不敢作出判断。哲学确实需要更深切地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

这种智能技术确实对哲学造成很大冲击。我们常说哲学是猫头鹰，它在黄昏时分起飞，哲学是一种反思型的学科。但很多AI技术，它是面向未来的，还来不及反思就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所以，哲学除了回顾，面对AI技术，还需要有前瞻性。它还没干什么时，你就得想想究竟能不能让它发展，人类会不会因此遭遇灭顶之灾。现代世界是建立在“进步”神话之上的。但“进”得太快，来不及刹车，到了悬崖边就不一定能刹得住了。所以，我们还必须重温传统关于“止”的智慧，要“止于至善”。我们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系”，也成立了“科技伦理和人类未来研究院”，就是为了应对人类这一巨大挑战。 

澎湃新闻：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双重语境”等哲学概念对他们更全面、冷静地观察目前国内外的形势与热点事件有什么帮助？

孙向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认识自己，就不能简单地热衷于自己评价自己，自己表扬自己。在我的方法论中，特别强调“迂回”，通过“迂回他者”来认识自己。对自我的评价，不能以他人为标准，但也不能不面对他人；不认识他者就不能进行正确的自我判断。在当代多元文明的世界中，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其他文明的优点，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这样的你才能够“理解别人的不理解”，而这也正是你的优势。

讲到“双重语境”的问题，它也有大小“双重语境”之分。小的双重语境是指在汉语世界内部，不只是单纯的传统或现代，而是有着“双重视野”，努力促进其双方的逻辑自洽。对大的双重语境而言，它包含当代中国语境以及国际语境，这也是“双重语境”。判断自己不能只从自己视角来看，或者只听和你逻辑相近者的一面之词，而是要进行“迂回”，听听和你逻辑不一样人的肯定或否定，这对于认识自己是很有帮助的。

“双重语境”虽是学术性概念，对理解生活也是有帮助的。当然，这种转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的帮助，采访报道我认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澎湃新闻：您对上海社联年度论文评选活动有什么改进建议？这样的活动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软实力？

孙向晨：首先对上海社联连续十年成功举办年度论文评选表示热烈祝贺。我常说，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是十年，十年之后才会有一些积累，有一些特点。社联举办的这个学术活动很了不起，他默默地付出与实践，同时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与重视。社联的工作方法，我也特别推崇。现在很多评奖都需要自己去申请，我认为是不太恰当的，社联的这个荣誉我非常认可，因为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评选方法，我三次获奖都是被通知之后才知道的。

如果说要提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十年之后，这个活动可以有2.0的版本，可以围绕这个评审开展更多丰富的学术活动，可以就获奖者的论题展开系列的学术演讲或者学术研讨，通过学术上的配套活动在更大范围引起重视。

正如刚才所说，如果社联这个评审活动的学术互动能够更加丰满，它将成为上海这个中国文化中心展示自身人文社科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向全中国，更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上海学术的形象。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对于上海人文社科的思考与脉动，有一个集中了解。这个活动，通过多年的积累与提升，完全可以体现上海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这些文章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影响力，更是这个城市思想上的感召力与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