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要让中国“农民工”这个称呼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上午，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仓前大楼举行。

来自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主题展开探讨。

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战略

要特别关注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赋予农民工专门的应有地位，农民工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陈志钢在主旨发言中表示。

在陈志钢看来，城镇有着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工贫困在体制和政策层面基本空白，比如难以享受城镇扶贫待遇，难以被列入农村扶贫对象，随迁子女教育难以进入城镇正规教育体系内。

当前，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预计到2020年实现应保尽保、制度全覆盖，但在缺乏全国城乡统筹的扶贫政策的背景下，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仍存在障碍。所以，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战略, 需特别关注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

基于此，陈志钢建议建立城乡统一的贫困测量、识别、瞄准和干预体系；确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战略方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村教育、营养状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革扶贫财政体系和创新金融机制。

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

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

“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按照国际上替代城市概念的‘人口稠密区’概念，我国不仅绝大部分建制镇是属于城市范畴，就是一些村庄也属于城市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院党国英认为，现实中我国农村大量的所谓农民，是不真正下地的“地畔农民”。

我国自耕承包地以及租地经营的人口，现在应该在4亿左右，而实际的城市化率估计已经达到65%以上。这意味着，今后每年需要进城的实际人口应该显著小于1500万人，待“城市化”的人口也不是3亿，而不到2.3亿。

党国英表示，如果我国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降低城市门槛，城市人口总量就会显著增加。通过改革，一批村庄，特别是建制镇所在地的居民点，应该被划为“县辖市”。将“市管县”制度撤销，再将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做大幅度的合并，例如陕西秦岭以南的25个县区，可以合并至7、8个，全国合并到800个以下，就可以全面推行“省直管县”，并在每个县里发展几个“县辖市”。全国各类城市发展到3500个左右，这样也不需要将每一个建制镇当做“城市”，就是踏踏实实的农村镇，全国这种镇可以有3-5万座。

经济转型震荡期给农民工带来空前挑战

农民工的转型与发展的三个方向

“东部转型升级不仅‘腾笼换鸟’与‘机器换人’，而且要‘电商换市’，可那个‘鸟’如何办？这对农民工意味着是失业。”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黄祖辉看来，经济转型震荡期，对农民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不平衡战略的高速发展已不可持续，农民工乃至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就业正面临空前挑战。

一线城市改造中的拆迁与整治，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形成倒逼机制，城市如何善待农民工？乡村振兴究竟应该助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让农民回流乡村？

要让中国“农民工”这个称呼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要让中国“农民”这个名词不再隐晦难懂！农民工也面临着转型与发展。

对此，黄祖辉认为未来农民工走向应当是：

市民化农民工：坚定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障碍，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与城乡社保一体化的相互协同；拓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实现农民工就地与异地市民化协同；完善城市治理水平。

创业型农民工：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与就业业态；鼓励自主创业与合作创业；实现农民工进城就业与返乡创业协同；把握劳动力替代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高素质农民工：加快多种类型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转型期农民工就业适应性和就业能力；提高教育公共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水平。 

（原题为《农民工贫困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农民工未来如何转型？这个关于农民工贡献与发展的研讨会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