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关系重拾古典现实主义

原创 PUP China 普林斯顿读书汇

Editor's Note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仅仅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就见证了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俄乌冲突爆发和持久化，地区危机此起彼伏，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塑等等数年前还难以想象之事。毫无疑问，过去30年的常态正在坍塌，世界正飞速滑向大国竞争的轨道。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智慧，来防止人类步入自相残杀、甚至自我毁灭的深渊？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 Jonathan Kirshner 在其新著 An Unwritten Future: 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中大声疾呼，我们需要重拾古典现实主义这一“失落的智慧”，以审慎、包容、负责任的态度面对我们的时代之问。未来并非已经写就，政治智慧的巧妙运用仍然有机会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一些、甚至好得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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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是西方国际关系最为悠久的思想传统之一，其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及其不朽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对国际权势的深刻探讨，在中世纪神权政治的笼罩下这一传统曾一时隐没，随后又在文艺复兴中被马基雅维利挖掘和重新阐述，经由博丹、霍布斯、休谟、黑格尔、韦伯等思想家在不同方面发扬，以及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等政治家的政治实践，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都形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39年，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明确地提出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同时也开了现代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先河。此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和雷蒙·阿隆的《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都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作。

然而，在今日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古典现实主义却处于边缘地位。在现实主义学派内部，其地位被结构现实主义所压倒。

结构现实主义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它将国际体系中国家视为彼此相似的单元，认为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及其变化——即国际体系的“结构”——而非国家自身的属性（例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乃至具体政策），才是制约和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而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广为应用的则是抽象的政治讨价还价模型，这一范式“根植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关于行动者理性的、极其狭隘的假设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如此极端（而且无效），最好被描述为超理性（hyper-rationality）”。（编者按，超理性主义是作者讽刺性的说法，就其所指而言，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科学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例如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

有感于这一情况，著名国际关系学家 Jonathan Kirshner 在其新著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中，呼吁重拾古典现实主义方法。他在书中详细论证了为什么这一方法在描述、解释和理解世界政治是有效的，而且比它的主要智识对手结构现实主义和超理性主义更加有效，同时也并未回避古典现实主义的问题和局限，还对其通常不大关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做了进一步发展。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世界？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世界的理解开始于一个残酷的假设：国家间处于一种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延伸出来的必然推论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权势，因为这是自身生存唯一可靠的保证；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一国权势的强大又会对其他国家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因此，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无止境地争夺权势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残酷和危险的世界中，政治事务本质是悲剧性的，因为其中蕴含着无法避免的冲突，经常使得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个人不得不面临政治必需，从而不得不做出道德上可疑甚至不义的事情。

结构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共享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但仅此而已。结构现实主义并不重视单个国家，它倾向于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视为“类似的单位”，在体系结构的约束下都将表现出有规律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国家间相对能力的不同。它的分析仅限于权力分配和相对能力的变化，并倾向于将那些关注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做法斥为还原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则远不止于此，它既考虑国家的权力，又考虑国家的目的，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只能通过兼顾两者来理解。

那么，国家的目的是如何决定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政治。

历史传统、历史记忆、以及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或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如何看待自身和世界，从而影响它们选择自己的目的和行为。不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它的行为。

政治则发生着更重要的影响，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单单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所产生的力量，同时还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对于纳粹德国和魏玛德国来说，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尽管两者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相近，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差别，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截然不同。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两者的行为应该相似，我们都知道谁更接近真相。更重要的是，国家，尤其是大国，始终有能力从一系列不同的政策中进行选择，而他们所做的选择反过来塑造了国际体系的激励结构，同时影响其他国家的选择。换言之，古典现实主义拒绝决定论，它强调国家在体系之中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带来的巨大差异。

古典现实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持续变化的。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许多方面。首先，其他国家的意图是不能确定的，或者说是永远无法确证的。其次，国家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是有限和模糊的，未知在四周环绕。第三，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这一点也是不够明晰的，行为的后果往往不能全部被预见，而那些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又会引发新的因果链条，使得人们永远无法得知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最后，行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也是难以预测的，领导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会对三步后发生的事件有什么反应，只有当事情发生时才能发现。

古典现实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它倚重历史归纳方法，强调要从事实而非从先验的理性或道德出发。它对以大量使用计量为标志的“科学”方法保持怀疑，认为这种方法即使能够成功，其结果往往也只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抽象概念。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说明了一些我们早已了解的道理，而超理性主义的“讨价还价”模式则被其错误的核心假设所严重破坏。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不精确的”，但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理应保持的一种谦逊。社会关系是不稳定的，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后果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复杂的情况会因事件本身有多种解释而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弗斯·里德（Carveth Read）所说的，“追求无法达到的精确性是一个错误。最好是模糊正确，而不是完全错误。”

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古典现实主义？

为什么在当今世界我们仍然需要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对这个问题最简要的回答是，因为它有效。

古典现实主义的替代者们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的缺陷。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灵感来自于一般的市场稀缺性类比和寡头垄断理论；超理性主义则全盘接受了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假设，即行为人接受和获取信息的方式。然而，对这些理论的仔细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并没有带来科学的进步，反而导致一种无益的退步。结构现实主义是基于对寡头垄断理论的根本性误读，后者不仅不能支持结构现实主义得出的几个基本结论，实际上还暗示了与这些结论相反的结果。至于理性预期理论，事实已经证明其存在重大缺陷。它在解决一些经济问题上也许是有效的，但在国际政治的核心关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它是无可救药的谬误。这两种范式都来源于国际关系这门新兴学科的“科学化”焦虑，但实际上，它们成了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

在解释现实世界时，古典现实主义也比其对手更加实用。二十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难题之一是，二战前英国为什么要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从而导致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残酷战争，英国自己也在其中损失惨重？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完全由权力政治的逻辑来解释：推卸责任和争取时间。前者将英国重整军备的缓慢步伐归因于“迫使其盟友法国承担更多对抗德国的责任、而自己可以隔岸观火”的战略；后者则认为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是在以绥靖政策来争取时间，以便在国家处于更好的地位时再与希特勒对抗。然而历史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解释。英国的确希望法国在对抗德国上承担更多责任（和负担），但并非出于推卸责任的动机。而档案也清楚地显示，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的主要考虑并非争取时间，而是由于其对希特勒意图的严重误判——他不愿相信德国元首的目的就是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又傲慢自大到听不进其他意见，而且秉持着一种事后来看极其可悲的和平主义观点，因此一直拒绝采取军事手段来对抗德国，对重整军备也不够重视，直到不得不打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

归根结底，如果不诉诸结构现实主义所轻视的两个变量：历史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理解英国（以及更普遍的欧洲国家）的行为。与此直接相关的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不考虑一战对人口结构、政治平衡、经济环境、政治思潮、大众舆论、军备政策等社会关系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英法两国在战间期的行为。此外，对绥靖政策的任何解释都不能不承认意识形态在塑造这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相较于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浪潮，20世纪30年代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大多数精英都宁愿看见法西斯德国统治欧洲大陆，他们甚至认为一个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可以成为抵御苏联影响的理想壁垒，从而避免本国左翼的革命。

在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中国崛起——上，基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与其他流行观点（包括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格雷厄姆·艾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有着根本不同。古典现实主义者确实会对中国相对实力的上升感到警惕，但这并非某种针对中国的偏见，实际上，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体系内任何明显的实力变化都很敏感，因为这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均势。他们认为，崛起国家的野心倾向于随着其能力扩张而增长，同时这种预期也会在邻国和潜在对手中引发焦虑。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理解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权力的静态分配，而是“权力关系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权力的变化是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冲突在历史上经常转化为战争。

然而，尽管总是对权势变化抱有疑虑，古典现实主义者的选择是——尝试对崛起的力量进行包容。这种包容植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信条：第一，最重要的是承认权力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对待世界权力的分布及其变化，而不是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内容。第二，“现状”并不自动具有正当性，捍卫“现状”也不总是合理的，“现状”可以被改变。第三，相信政治是紧要的（politics matters），国家的选择、政治家的交往，这些对塑造当下和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效果。因此，未来并不是已经写就的，它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换言之，中美并非“必有一战”，但如果相信这个虚假的结论并按它来行事，那么冲突恐怕无法避免。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挫败的预言：如果美国选择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最终事实证明（很可能如此）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一个“强大而充满敌意”的中国肯定会被这种遏制的尝试塑造出来。而即使能够成功，这一努力从根本上来说也是适得其反的。

古典现实主义者是谨慎的、警惕的、忧心忡忡的，他们对世界常常抱有悲观主义的看法，怀疑人类的德性、智慧和能力以及历史的变迁究竟能否导致改变国际关系的冲突性本质。然而，他们同时又并非那么悲观，如果“政治上审慎，勇于为共同体利益负责，总是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式作出评判和决定方略，加上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勤勉不懈，就可以或可能使人世变得好一些，甚至好得多。”毕竟，正如本书标题所提示的，未来并未写就。

本书章节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什么是古典现实主义？修昔底德和他的继承者

Chapter 1 What Is Classical Realism? Thucydides and His Descendants

第二章 重拾现实主义

Chapter 2 Reclaiming Realism

第三章 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古典现实主义：经久的难题

Chapter 3 Why We Need Classical Realism: Enduring Puzzles

第四章 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

Chapter 4 The Limits of Classical Realism

第五章 现实主义、经济与政治

Chapter 5 Realism,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第六章 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Chapter 6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第七章 权力、政治、可能性：古典现实主义的技艺

Chapter 7 Power, Politics, and Prospect: The Craft of Classical Realism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PUP作者简介

Jonathan Kirshner

Jonathan Kirshner

Jonathan Kirshner 是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也是康奈尔大学斯蒂芬和芭芭拉·弗里德曼国际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 ，他的著作包括 Currency and Coercion, Appeasing Bankers (All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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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本书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估，这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舞台上关键事件的重要方法。作者指出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潜在继任者的根本缺陷，并展示了这种更古老、更细致、更复杂的研究世界政治的方法如何更好地解释了过去的事件。作者还揭示了这种方法是如何用来理解当前的重要问题的，比如中国崛起的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改变力量平衡和国际冲突性质的方式，以及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对世界政治未来的影响。

An Unwritten Future 重新审视了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强调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争议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展示了一个曾经流行的思想流派如何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提供宝贵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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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杰出的杰作中， Jonathan Kirshner 运用他所有的才华，为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有力而令人信服的辩护，让一种传统重获生机。长期以来，这种传统一直被那些把对活着的国家的研究简化为‘分析单位’，把历史简化为一系列‘数据点’的人所主宰。这是对那些试图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不确定和开放时代的人的一种响亮的呼吁。”

——Michael Cox，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Jonathan Kirshner 对结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认真、诚实和有效的批评，为复杂的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扫清了空间。”

——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我爱这本书，即使是我不同意的部分。结合古典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规范理论，以及对历史、经济学和战争的深入阅读，Jonathan Kirshner严肃地重述了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故事，并为21世纪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指南。

——Deborah Avant，丹佛大学

原标题：《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关系重拾古典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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