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缘何依旧迷人：平常生活里的宁静之美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维米尔展”自官宣后就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开幕仅两天展期内的门票便告售罄，为了保证观展体验，博物馆甚至将周四至周六的闭馆时间延迟到22点。目前，依旧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寻找门票，原价30欧元的门票，在上周的一次网络拍卖中，以433欧元的价格成交。

那么是什么让维米尔如此诱人？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其对画面的控制，还有对人类不断变化的社会认知。尤其在内心纷扰的当下，他给我们一种关于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哲学，一种平常生活里的宁静之美。

夜幕下，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外的“维米尔展”海报

美国当代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 (Marilynne Robinson) 在小说《基列》（Gilead）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主人公约翰·埃姆斯 (John Ames) 是一位牧师，他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一场大雨过后，太阳升起来了，树木闪闪发光，空气湿润。”他回忆道，他前面的年轻人“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枝，一阵光亮的水雨倾泻在他们身上，他们笑着跑了，女孩擦着头发和裙子上的水”，  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像来自神话之中”。

在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维米尔展”时，会想起这段描述。维米尔生活在17世纪中叶，他一生创作的画作可能不到50幅，37幅现存。其中28幅从全球各地汇聚阿姆斯特丹，组成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维米尔展”。

展览现场，观众在来自纽约弗里克收藏馆的维米尔作品《女主人和女佣 》前。

展览呈现了维米尔从早期关于宗教和神话主题的熟练运用转变为变革性的成熟作品，最著名的是他对室内的营造。他几乎所有伟大的室内作品都设置在一个有着棋盘地板、左手边有窗户的房间中； 画中女子用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模特。 她们通常在做一些普通的事情——读信或写信、从罐子里倒出牛奶、演奏乐器……

这也许正因为维米尔更多面对的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他的名声在过去很长时间并没有超出他的家乡代尔夫特，他的作品相对较少，因为他兼顾绘画和家庭责任——包括经营旅馆、出售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抚养他的11个孩子。

但在无限平凡的环境中，这位善于描绘宁静与光明的画家设法注入了一种迷人的抒情。他的笔触营造出一种闪闪发光、超凡脱俗的氛围。

维米尔，《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1663-1665，柏林国家博物馆藏

维米尔，《小街》（代尔夫特的房屋），约1658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

相比《基列》中，罗宾逊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魔法。在维米尔身上的不仅仅是他对画笔的掌握，还有对人类不断变化的社会认知。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神圣艺术中就有了一种人性化的冲动。传统上，这种艺术的象征意义比现实主义更重要，因此发展了一种以真实的方式，表现人类崇敬和惊奇、悲伤和欢乐的愿望，观者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找到情感和宗教上的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神圣变得人性化，而且人类也被视为值得敬畏和崇敬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道，正是“人的存在，使存在变得有意义”。

维米尔比狄德罗早一个世纪。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人的意义”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主观意识开始出现。

已故的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声称:“就我们珍视并痛斥自己的个性而言，我们都是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的继承人，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有其他可以被称为精神色彩人物的继承人。”莎士比亚与他的大多数前辈不同，他笔下的角色用一种不同的声音向我们述说。他们拥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衡量标准，有助于塑造用来理解情感和感觉的语言。

从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到1675年维米尔去世之间的一个世纪里，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开始了解到自己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了转变。

在这一时期，比维米尔早四分之一个世纪出生的伦勃朗改变了自画像的定义，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具有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也是在这个时期，勒内·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通过将个人置于知识创造的核心，帮助重新定位哲学。“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维米尔作品中的静止从不断变化的感知漩涡中浮现，为内心世界的新感觉赋予了视觉形式。他的室内设计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描绘，也是对内心世界的隐喻。

展览现场的维米尔作品《倒牛奶的女仆》

我们被安置在通常用窗帘框起来的室内，作为偷窥者：当画中人看着观众时，眼神通常是期待、指责或恳求，尤其是1659年的《一杯酒》，画中女子似乎想让观者帮助她摆脱那个给她杯子的人。唯一明显的例外是《戴珍珠耳环的女孩》(约1665年)，她用魅惑之眼看着画外。

维米尔的人物总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模糊感，这种近乎像素化的品质或可归因于他使用了暗箱。 但无论维米尔使用了何种技巧，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了，一次次，维米尔把自己的绘画主题串起来，营造出一个不真实的天堂。他的作品似乎在告诉我们，艺术和生活需要分开，确切地说，真实不是理想。正如后来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我们的生活是困难的、不确定的。

维米尔，《一杯酒》，1659-1661，柏林国家博物馆藏

从某个层面上说，生活通常是不美好的，而我们拥有创造美的能力。正如维米尔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读信的女人，她全神贯注于另一个人亲密而私密的话语，这是对另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象征性描绘。画作中的光线几乎成为内外世界的枢纽，从外部倾泻而入，弥漫内心世界，照亮内心的宁静之美。

在这个对改变外部世界的前景感到幻灭、对自我内心感到忧郁的时代，像《窗边读信的女孩》或《倒牛奶的女仆》这样的诗意和深度显得尤为珍贵。

维米尔，《窗边读信的女孩》， 1657-1658年，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

注：展览将持续至6月4日。本文编译自《卫报》“维米尔的室内提供了一种进入内心世界的新途径”（Kenan Malik/文）和《ArtReview》“为什么我们仍然觉得维米尔如此迷人?”（Tom Whyman/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