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衰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发生了什么？它们是突然消失的还是逐渐消失的，抑或构成了向伊拉克的中世纪城市进行漫长演进的基础？在本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公元前3千纪早期到公元前4世纪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这个时期传统上被看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时期。学者们很少研究这个时期何时结束的问题，并且出于不同目的似乎心照不宣地认可各种断代。有些学者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终结确定为它在公元前539年被并入波斯帝国后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之时；这被看作一个方便的断代，大部分学者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作为决定性时刻。但是研究波斯和塞琉古时代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资料的学者是深思熟虑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专家，他们经常强调与更早时期的连续性。亚历山大被称为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终结者，结束了一个建立在亚述先辈基础上的波斯改革时期，而巴比伦尼亚文化的终结被视为由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帕提亚时期的伊朗化而不是两个世纪之前的塞琉古时期的希腊化造成的。经常被人遗忘的是，从最后一个独立的巴比伦尼亚王朝被推翻到穆斯林征服伊拉克，只有4个连续的外来政权控制全部或部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539—前331年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公元前331—前141年的塞琉古王朝的希腊人、公元前141—226年的帕提亚王朝的帕提亚人以及公元226—637年的萨珊王朝的波斯人。甚至穆斯林的征服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外来政府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各个王朝对连续统治的争夺极其错综复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经常被不同的势力瓜分：伊朗人、罗马人或拜占庭人，与此同时还有或多或少的独立王国，比如查拉塞尼（Characene）、阿迪亚波纳（Adiabene）和莱赫米（Lakhmid）王国，仅举几例。所有这些势力都留下了历史记录、铸币，并且在各种资料中被讨论，以至于这个地区的政治史成了一个充斥着名字、日期和事件的迷宫。但是只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被外来王朝征服，我们就有正当理由谈论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吗？公元前16世纪加喜特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与一千年之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吞并这个地区之间真的存在不同之处吗？这个地区的历史之前是更加同种族的，还是只是因为缺少资料，我们才缺乏洞察力？

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城

传统上施加于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局限与历史论证之间的关系，与文献资料的性质完全改变这个事实相比，关系不大。在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的使用随着希腊人管理部门的到来而慢慢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和它发生的确切时间，我们都完全不清楚。我们看到，在塞琉古时期，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文献类型的数量逐渐减少，各种法律文件减少，更少的文学作品最初被编撰，后来只是被抄写。只有天文学材料，整个希腊—罗马世界闻名的“迦勒底人的”科学证明，依然被创作至公元1世纪，迄今所知的最后一篇文献日期是公元75年。但是楔形文字和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和管理语言的阿卡德语依然用到至少公元前1世纪早期，因此正好在帕提亚时期。文学材料被抄写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迄今所知最晚的管理文献发现于巴比伦，日期在公元前92年，我们所知的出土于库塔和博尔希帕的文献日期只早若干年。因此，楔形文字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的若干地方日常仍在使用，可能在这个研究不足的时期仍会发现更多档案室。楔形文字的“死亡”当然不是因为公元前1千纪出现的字母文字体系在信息交流方面具有某种优势这个事实：楔形文字被发现几千年来在表达需要表达的内容上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楔形文字文化基础的丧失——这应该是它消亡的原因——对我来说似乎是我们应该着手去说明而不是去假设的东西。另一个理论断言，塞琉古王朝的管理者们要求纳税的交易记录用他们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希腊语或阿拉米语——书写，这些记录因此被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这些材料没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留存下来。这个观点确实令人感兴趣，但是有些交易譬如奴隶买卖被中央政府收税的时候，这些交易的楔形文字记录仍然在用，这个证据表明，它不能解释整个过程；此外，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当地巴比伦尼亚社团之间的交易不再用写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形式的阿卡德语记录。

为了正确理解公元前331年之后的时期，受训与楔形文字泥板打交道的古代近东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思考非常不同的材料，要么是用不同的语言比如阿拉米语的各种方言和古、中波斯语写成，要么是被认为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的古希腊、罗马资料。因此，认为这些时期与研究领域无关是一条捷径。考古学家们也通常对帕提亚人和萨珊人的遗存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只是不想接近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更古老的沉积层。

这个问题涉及社会而不是城市化进程的许多方面，它值得单独讨论。在这里，我只想简要回顾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残存或死亡的少量且没有研究透彻的材料中能够觉察出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同时衡量城市生活的全部方面来回答。把前面章节中讨论的问题分离出来，考察从波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开始是否发生了实质变化，似乎更为有效。

首先是什么城市继续存在的问题，还有新城市是否建立以及在哪里建立。我们看到统治王朝既有对古老定居点的利用，也有新定居点的建设。许多巴比伦尼亚的古代城市依然有人定居，并且在若干世纪中都很重要。比如，巴比伦本身是亚洲的政治首都，直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附近建立了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之所以建设这座城市，主要因为流亡的巴比伦尼亚人定居在塞琉西亚。但是巴比伦在进入帕提亚时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和天文学中心，至少一直到公元1世纪末期。其他显示了帕提亚人遗迹的巴比伦尼亚城市有拉尔萨、乌鲁克和尼普尔，而基什包括相当多的萨珊人市镇的废墟。新的王朝在巴比伦尼亚的建设经常导致远离旧的城市中心。因此，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以巴比伦为代价，而泰西封在帕提亚时期超过了它的邻居塞琉西亚。最后，萨珊人在相同区域建立了维-阿尔达希尔（Veh-Ardashir），这个地方变得密集城市化，以至于阿拉伯人把它称为马达因，“那些城市”。城市化进程在那个地方的密集聚集可以用它位于许多商路的中心来解释。其他贸易中心，比如在阿拉伯河（Shattal-Arab）旁边的沙拉克丝斯帕希努（Charax Spasinu），很可能也是以更早的城市为代价建立的。

根据亚当斯对巴比伦尼亚中部定居点类型的分析，这个地区因它的农业资源从新巴比伦时期到伊斯兰早期繁荣发展。在塞琉古王朝、帕提亚和萨珊时期，全部定居点达到了一种之前的历史不能相比的程度，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口比例很高。然而，相同的城市不一定依然有人居住。随着伊斯兰的征服，萨珊人城市遭受了人口流失，居民搬到了新的军事定居点，比如巴士拉、库法和瓦西特（Wasit）。之前还有一次定居点普遍向东的移动，因为底格里斯河的水现在并入了巴比伦尼亚的灌溉系统。在巴比伦尼亚北部的一条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运河消耗了许多幼发拉底河的水，导致往南的定居点呈逐渐减少趋势。

在巴比伦尼亚，公元前500年之后的时期不是一个衰落期。情形恰恰相反。这个地区繁荣昌盛，具有稳固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公元8世纪之后，农业经济崩溃了，永久定居点真正在巴比伦尼亚不存在了。这种崩溃似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了战争、管理不善和过度税收，导致了乡村的急剧抵制和随后的镇压，也许还有一系列瘟疫。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可能也发生在前伊斯兰时代，然而，直到相当晚的时期，它们才造成祸患。

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情形很难评估，主要是因为缺少系统的考古调查。我们看到了若干重要城市中心的延续和创建。亚述城主要是帕提亚时期的遗存，而尼尼微、舍姆沙拉（Shemshara）和埃尔比勒（Erbil）在那时也有人定居。尼姆鲁德包括一个希腊化时期的村庄，在公元前2世纪被荒废。北部伊拉克最重要的城市变成塞尔萨尔干河（Wadi Tharthar）旁边的哈特拉（Hatra），它最初是帕提亚人为了抵御罗马而建立的堡垒。这座城市逐渐在罗马与帕提亚人和萨珊人之间的争夺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一个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来回转换它的效忠的地方王朝统治。它经受住了几次罗马人的攻击，很可能在公元240年左右，最终毁于萨珊人之手。这座城市可能显示了公元前8世纪以后北部城市化的类型。它位于一处贫瘠的乡野，没有一处能供应它的居民的腹地。它的命运依赖贸易，而不是农业。

哈特拉城市遗址

哈特拉平面图

从公元前612年到公元630年代这个时期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似乎没有见到多少乡村定居点，而是逐渐被半游牧部落占据。它遭受了无数次军事袭击，因为它位于罗马和试图把影响向东扩展到底格里斯河的它的继任者拜占庭，与以巴利克（Balikh）和哈布尔河为西部界线、力图保卫幼发拉底河的伊朗王朝之间。这个地区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造成了人口的分散，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有旱灾或环境退化。如果有适当的政治环境，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总是巨大的。在11世纪到13世纪，摩苏尔的一个独立和稳定的王朝为这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当时，这个地区变得有密集的人口居住。

幼发拉底河河谷中部展现了与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居住类型。这条河对于战略目的极其重要，经常形成东部和西部帝国之间的边界。政治上，它主权数易，北部经常被罗马或拜占庭控制，南部通常属于帕提亚人或萨珊人。尽管军事活动一定给它造成了破坏，但是河谷似乎在经济上繁荣发展。幼发拉底河河谷中的许多城市的名字保存在古典时代的地理学家的叙述中。迄今最重要的城市是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建于公元前303年，位于塞琉古时期的首都塞琉西亚和安条克之间。从公元前113年开始，它是一个帕提亚人的城市，在公元2世纪，它变成罗马人的，直到256年，它被萨珊统治者沙普尔（Shapur）劫掠。接着，由于拜占庭对北部叙利亚城市的重视，似乎幼发拉底河河谷丧失了它的繁荣景象。

有关遗址位置的这些评论非常浅显，因为缺少扎实的数据，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考古学家缺乏兴趣，部分是由于这些时期的遗存经常被后来的穆斯林定居点掩盖在下面这个事实。重要的是要记得，因时期和地区的不同，存在许多变化，并且之前被同一个政权统治的相邻地区的政治形势经常也有区别。然而，似乎我们可以说，巴比伦尼亚定居点的趋势从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朝开始，延续了这个地区的农业大繁荣和人口的日益密集，这个趋势在萨珊时期末结束。更古老的城市在重要性上逐渐被后续政权的新建设超越。在亚述，公元前612年新亚述帝国衰落之后，定居点似乎变得稀少了，而最迟在公元1世纪，“贝都因化”的过程已经显而易见。然而，这个地区的某些城市中心非常繁荣。这些城市似乎是位于荒芜的腹地的孤立的城市，它们的存在依赖贸易，而不是对当地资源的利用，我将更详细讨论这个主题。幼发拉底河河谷似乎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它的繁荣持续到公元3世纪。

在这些时期，城市的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建立的时代。古老的中心似乎保持与之前相同的基本类型。比如巴比伦，在塞琉古时期建造了一个剧场，也许还有一个体育馆和一个广场，但是这座城市没有失去它的巴比伦尼亚特色。然而，新王朝的建设是提前规划的，塞琉西亚和杜拉—欧罗普斯具有严格的希腊的希波达玛（Hippodamian）样式。帕提亚时期的哈特拉展示了完全不同的规划。它是一座圆形城市，规模有320公顷，被两圈同心的墙环绕。它的中心坐落着一栋巨大的矩形官方建筑，437米长，322米宽，一堵坚固的墙把它与市镇其余部分隔开。有四道门可以进入城市。它的全部地面几乎都盖了房子，组成因司拉（insulae），由不规则的街道分开。城市的圆形规划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新的，但是在伊朗有若干更古老的范例；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帕提亚人对城市规划的影响。这个规划被萨珊人采用，他们把它用于在塞琉西亚附近新建的维—阿尔达希尔。

在古代晚期的叙利亚西部，由希腊化城市向早期伊斯兰的玛迪纳（madina）的一个渐变过程已经被注意到了，它们的“没落”是由于人口过剩、帝国的忽略和对财产观念的变化，但是这样一种进化在美索不达米亚不能辨识。仅有的规划的希腊化城市塞琉西亚和杜拉，在萨珊时期没有留存下来，其他城市已经有早期伊斯兰市镇布局的许多方面的特点。唯一的不同是宗教建筑的设计——清真寺、基督教堂或犹太会堂——也许还有穆斯林学校马德拉塞（madrasa）的引入。公元前500年之后的整个时期，大部分城市居民必须生活在与他们祖先的环境相似的条件下。街道依然基本上是狭窄和蜿蜒曲折的。房子具有与以前相同的庭院规划。只是很少情况下才采用希腊人的建筑样式。甚至传统的公共建筑首先保持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外观。帕提亚时期的建筑变成了多种不同风格的混合，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样式：比如，在乌鲁克的伽里乌斯（Gareus）神庙的底层平面图就是传统的巴比伦尼亚样式的。伊斯兰城市的建筑史学者强调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的传统的延续，但是人们应该谨慎，不要把这过多地视为一个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蜿蜒的街道和庭院房屋最利于躲避这个地区的炎热和沙尘，很可能因为这个，它们在今天依然盛行。

当我们考察公元前539年以后城市的经济，我们看到许多延续的因素，但是也有根本的变化。延续性可以在农业实践中看到。即使新作物比如稻米被引入，它们也没有改变粮食的基本供应。从新巴比伦时期开始，一直到早期伊斯兰时代，以传统灌溉技术与小麦、大麦和椰枣这些为基础，巴比伦尼亚的农业重新焕发生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农业的衰落是由于这个地区频繁的军事活动，解释了城市中心在那里的少见。类似哈特拉这样的城市，位于贫瘠的腹地，必须进口它们的食物。

巴比伦王国首都遗址

手工业活动也与几个世纪前一样。与从前一样，同样的产品使用同样的材料制作，政治上的改变没有改变这些活动。比如，从塞琉古时期到早期伊斯兰时期，博尔希帕以亚麻制品中心闻名。然而，很可能某种产品的制造被强化的原因是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萨珊王朝管理者的集权影响了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尤其在公元5世纪末期。萨珊人可能组织了粮食和基本手工制品的长途运输，导致了这个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专门化。这种专门化的证据是发现于乌鲁克北部的大量玻璃碴小丘，这暗示在那里进行着供应整个萨珊帝国的生产。

然而，经济上的一种激进的变化确实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国际贸易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经过了大幅度扩张。两个因素促成了这种扩张：骆驼商队的使用，美索不达米亚联合为具有广阔地域的帝国。骆驼的驯化以及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把它用作驮兽，开发出贯穿伊朗内部与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的一张完整的贸易路线网络。人们不再依赖河谷供应商队的饮用水，绿洲城市能变成长途贸易的中转站。比如叙利亚的帕尔米拉（Palmyra）享有位于幼发拉底河河谷和地中海海岸中间的便利。通过采用一条穿过沙漠的直路，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缩短了，同时，骆驼也比之前使用的驮兽有更高的速度和耐力，一天能走更远的路。因此，从东到西和从南到北的一大批新路线变得可行了，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商人不能到达的地区，比如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中部，现在成了常见的目的地。

但是，运输的新办法本身不足以促成国际贸易的大扩张。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系列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给它的商人在广阔的地域行走的自由和在外国的外交保护。新巴比伦帝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西部伊朗和埃及，给商人提供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安全通道。在阿黑门尼德时期，这个地区永久扩展到包括埃及和西边的安纳托利亚，还有伊朗，阿富汗和东边的印度。塞琉古、阿尔萨西和萨珊时期，这个区域有些收缩，但是依然是由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的同样的政权统治的庞大地域。帝王们为与外国势力进行交易的商人提供外交支持。帕提亚和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公元1世纪得到证实，包括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贸易。

古代近东贸易路线

此外，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存在，客户希望获得来自东方的异国产品，这些全部对美索不达米亚商人有利。丝绸、调料、香料、奴隶、金和银全都通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西方的市场。作为交换，基本的工业品，比如呢绒和玻璃，被出口到东方。来自伊朗和巴比伦尼亚的玻璃在中国受到高度赞赏。另外，一些天然产品，如紫色染料、橄榄油、葡萄酒、石榴和其他水果也被运送到东方。这并不是说，贸易在人力上是由美索不达米亚人自己承担的，而是他们担当了所有这些交易的中间人。这种贸易是一种中转贸易，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所有贸易路线的结点。起自至少在公元1世纪就开通的中国的“丝绸之路”，联通了从印度、阿富汗和伊朗东部通过迪亚拉河河谷进入西方的横跨大陆的贸易。海上贸易从印度、阿拉伯半岛南部和非洲东部到达波斯湾的沙拉克丝斯帕希努港口，沿底格里斯河到达塞琉西亚周边地区。从塞琉西亚往西有两条主要的运输路线。一条沿着底格里斯河向西北，不是在陶鲁斯山脉南部抄近路穿过地中海就是进入安纳托利亚到达爱琴海沿岸。另一条横跨大陆到达哈特拉和杜拉—欧罗普斯，从那里不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就是走陆路穿过沙漠到达帕尔米拉和更远的西方。因此，底格里斯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若干新的贸易城市建在它的岸边。更古老的城市，比如亚述城和尼尼微，很可能也得益于那种贸易而延续下来。在叙利亚北部，像尼西比斯、哈兰（=卡莱）和埃德萨同样欣欣向荣，而没有这种贸易，沙漠城市哈特拉、杜拉—欧罗普斯和帕尔米拉不可能存在。

亚述城

然而，这种贸易并不直接由主要的政治势力控制，而是由这个地区或多或少独立的贸易城市直接控制。沙拉克丝斯帕希努、塞琉西亚、哈特拉、杜拉—欧罗普斯、帕尔米拉等具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它们的独立性使得贸易在东西方政权之间漫长而毁灭性的地区战争中可以延续，这些战争经常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发生。帝国统治者鼓励这种状况：他们获得的好处是通行税和商品的选择。因此，这些贸易城市的命运并不直接取决于它们的地理环境。在政治和经济上，它们像是绿洲，而不是与它们的腹地结合的城市。尽管之前在近东存在类似的情形——比如公元前1世纪的腓尼基人的贸易中心——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从未经历过这种状况。在那里，国际贸易总是城市经济的一个层面，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因此，商队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背景下是一个新事物。

在这些贸易城市中很可能有巨量的筹资活动，在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在阿黑门尼德时期，私人“银行”比如巴比伦的埃吉比家族和尼尼微的穆拉舒家族都广泛参与到农业和贸易的筹资中。信贷业务在当时分布广泛，既有消费也有投资目的。与更早的时期相比，还注意不到基本的变化。但是在塞琉古时期，这类活动的证据变得少见了。记录开始注重神庙的交易，而神庙还是如同过去一样发挥作用。经济完全在货币基础上运行，银被用于每一项交易。个人的筹资活动在发现于杜拉的羊皮和纸草记录中显而易见，但是这些记录的数量依然有限。由阿黑门尼德王朝引入这个地区的铸币没有填补资料上的缺口。我们知道塞琉西亚在进入帕提亚时期之后是一个皇家铸币厂，但是我们不知道用这些铸币做了什么，或者它们在普通市民中间使用的广泛程度。资料的缺乏不应该被认为是经济中城市居民的金融角色发生变化的标志，只是因为这类活动的证据不幸消失了。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政治结构的变化被力图确定希腊化对古代近东影响的学者热烈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是毫无结果的，因为它经常忽略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更早的市民制度，而把希腊的城邦描述为一种理想化的民主的城市社会，如果它曾经存在，也一定不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正如我在前面一章指出的，从新巴比伦/阿黑门尼德时期到塞琉古时期，城市治理的许多层面都继续存在。城市有很多自治权，并且保持了政治机构，比如会议。那种会议可能与希腊的会议（boule）类似，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它的活动从前希腊时代变化而来。神庙机构及其在巴比伦社会的重要性保持不变。具有希腊语头衔比如首席执法官（epistates）的官员被引入现存的机构，他们的职责依然是与王室机构交接的社团代表，如同以前有传统巴比伦尼亚头衔的官员所做的那样。后者在处理当地社团的事务时继续使用他们古老的头衔。没有证据表明，塞琉古时期的新城市与更古老的城市待遇不同。这一时期它们的政府结构，包括塞琉西亚的，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在帕提亚时期，会议在那里依然存在。根据公元7世纪的一篇叙利亚文献，塞琉西亚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有三个会议：长老会议、年轻男子会议和男孩会议。阿拉米语用于表示会议的术语是puhra，显然是同样的古代阿卡德语术语的遗存。帕提亚国王们允许城市有很多自治权：它们的贸易活动给国王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并且新的统治者可能没有所需的经验来管理他们控制的广阔地域。不需要改变它们的已经证实了其价值的现有机制。萨珊人可能一开始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是他们最终限制了城市的自治权。无论新建的城市还是更古老的城市，都实行了一种政治和经济集权化的政策，城市变成了军事卫戍区和王室管理中心。早期穆斯林统治者延续了这种趋势，打压城市的自治权。然而，我们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社会作为一种自治机构的观念——对王权而言，他们是选出的个人代表——在外来统治者接管这个地区之后的许多世纪都存在。因此，一旦丧失了独立性，这种发端于当地王朝统治下的局面是持久的。

在社会方面，城市人口种族的多样性随着帝国的各民族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而增加，美索不达米亚总是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这又是一个早先就开始的趋势的延续，尤其通过亚述和新巴比伦国王的移民政策。早在阿黑门尼德时期，巴比伦尼亚就居住着许多外来民族，包括腓尼基人、犹大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卡里亚人（Carian）、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和波斯人，混合了当地的巴比伦尼亚人——不管在这个时期指的是哪些人——和迦勒底人。这些群体中的一些可能会抵制同化，但是许多文化和种族上的融合发生了。所有人都说阿拉米语，取了巴比伦尼亚名字。马其顿的征服为这种融合引入了一种欧洲元素。尽管亚历山大声称他的愿望是融合亚洲与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但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似乎与美索不达米亚人保持着距离。在巴比伦，希腊人占领的证据局限在这座城市东北部的一小块区域，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似乎是被作为美索不达米亚首都的希腊对应物而建的。许多巴比伦尼亚人被允许取希腊名字和在希腊政府中工作，但是显然没有希腊人想做相反的事。在整个塞琉古时期，来自欧洲的移民很可能继续到达这里，因此隔离政策会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夸大希腊人对当地人和他们的文化兴趣的缺乏。对巴比伦尼亚人做法的采用已经得到了证实，其中就有使用泥板。为什么我们假设希腊人不与当地巴比伦尼亚人通婚？甚至在塞琉西亚这样的城市，他们也不可能避免看到他们，并且我们知道在像埃及这样的地方他们不反对与异族通婚。

当帕提亚人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后，情形发生了改变。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大部分城市发生了什么。在由希腊人建立的贸易城市，比如塞琉西亚，希腊人似乎继续他们的控制权。但是其他族群逐渐也在城市中获得了立足之地。在杜拉—欧罗普斯，我们发现了许多族群文化传统的痕迹：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帕提亚人。然而，在萨珊时期，城市团体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宗教取代语言、职业或种族，成为决定一个人与其他人有从属关系的主要因素。具有独立组织和司法机构的宗教团体成了一个人主要的社会单位：祅教、基督教、犹太教、异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尽管种族经常与宗教重叠，民族的界限可以被跨越：比如阿拉米人构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大多数。这种宗教团体的优势变成了早期伊斯兰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显示了与早期历史的重要差别。

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

城市文化明显不同了，主要是因为日益增加的宗教多样化。尽管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宗教能够在它漫长的历史中吸引和鼓舞新来者，但是对希腊人以及后来的帕提亚人却失败了。然而，巴比伦尼亚文化的要素，比如天文科学，存续到公元1世纪，古老的文学在公元前1世纪才消失。除了含糊的引用，文学不能保存在非楔形文字作品中。因此，书写传统似乎只能通过当地巴比伦尼亚人才能不朽。官方崇拜似乎不是被同化到新的外来神祇中，就是彻底消失了。当乌鲁克的巴比伦尼亚神庙建筑在约公元前100年被毁，它被一座献给伽里乌斯的希腊—伊朗神庙取代。在大众崇拜层面，巴比伦尼亚的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甚至深入到一神教成员中。在萨珊后期的伊拉克，类似沙马什、辛、贝尔、纳奈（Nanai）和涅尔伽尔（Nergal）依然被提及。伊施塔的一种化身依然是埃尔比勒的保护神，尽管她是1500年以前的。因此，官方美索不达米亚崇拜的消失不是政府政策的结果。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王朝似乎都没有把它们的神强加给当地民众。所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祭祀的消失迷雾重重。神庙丧失经济上的地位，王室赞助的缺乏，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人”淹没在新移民的汪洋大海中，所有这些可能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没有研究这些问题的证据。

即使城市中的文化变了，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观念没有消失。祅教的火祭坛或基督教的修道院可能作为宗教的非城市中心出现，但是城市依然是文化和宗教发展的活动中心。这些时期的宗教意识形态自身是全部研究方向，而它们的活跃在精神上和文化上表明了这一点。美索不达米亚繁荣发展。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的辉煌一定不是由穆斯林统治者重新创造的，而一定是植根于这个地区古老的传统。

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没有随着美索不达米亚政治独立地位的终结而灭绝—总之，一定不是突然的。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到公元1世纪，城市生活的许多传统的层面继续存在。新的影响改变了宗教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一些城市的经济由于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而被改变。萨珊时代晚期的社会变化是重大的。但是，在我看来，直到伊斯兰时代早期这个地区的农业衰落之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明都没有真正消失。甚至在那个时候，类似巴格达这样的中心还是维持了早前的传统，也许只有公元1258年蒙古人对那座城市的破坏才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本文选摘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美]马克·范·德·米罗普著，李红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