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巍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真正的全球视野下的技术史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英]阿诺德·佩西、[英]白馥兰著，朱峒樾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出版，438页，88.00元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英国技术史学者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于1991年出版的轻学术著作。经过三十年后，另一名在国际科技史学界享誉已久的英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受邀与佩西共同对该书进行修订。修订版将论述所涵盖时间下限拉近到二十一世纪，还融入了许多近年新取得的研究进展，2021年英文版问世后，时隔仅一年半中文译本即于2023年初问世，可见全球视野下讨论科技知识发展与传播的著作在中文世界中已经得到相当关注。

如佩西在修订版前言中所说，该书围绕着三个关键概念简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这三个概念分别是技术对话、环境制约和工业革命。近几十年来，这三个概念分别涉及国际科学技术史学界广泛认同存在的研究趋势，但在国内学界还尚无充分实践。佩西与白馥兰在书中对这些概念所作运用可以说是示范性的，因此不仅有益于拓宽公众的视野，对促进学界深入思考也甚有帮助。下文将分别谈论这三个关键概念。

两名作者在书中数次强调，其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各类技术的发明，而在于它所参与的跨文化技术对话。当一类技术作为新的要素触碰陌生知识体系时，会与已有要素产生互动，从而激发出创造性不一的各种反应。在较为积极的层面上，外来技术会与本土地域特色相碰撞，发生适应性转变，这些转变不少停留于产生“物理反应”式的外观、使用方式等新型组合，但也不乏与已有要素深度融合，让外来知识得到进一步“化学反应”式创新的例子。若技术在不同文化之间创造的接触相对间接，而生产方式上存在更加基础性的差异，则技术对话的中介物有可能从知识本身转向产品。

李约瑟曾用“激发式传播”来处理地理相隔甚远，而内涵极为接近的技术创造，本书则往往把近代以来质量优异的亚洲手工产品对欧洲工业产品的刺激作为这一模式的范例。而当一个文化的技术发展主权被扼杀阻碍后，技术对话通常只能从最消极的被动借用技术层面进行，建立技术物的目的仅是巩固作为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倾销市场的地位（246页）。这显然涉及到知识经济中的权力运作机制，不过作者也指出，在与地域特色联系最紧密的一些领域，即便参与技术对话的文化强弱悬殊，技术对话仍应更积极地开展，当代农业技术在非洲的应用就显示了这一点。

环境不仅为技术对话提供场所语境，而且也从气候、物种、材料、能源等角度塑造着技术知识的侧重领域和发展路线。对于这一个关键概念，两名作者更多关注的是在基础环境条件之上形成的劳动力成本对知识创造和生产组织的重大影响。由此所作论述明显地体现出包括中国、印度、西亚在内的“东方”与以西欧和后起的美国在内的“西方”（尽管书中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这种简单的对立式标签）之间的差异。

作者的描述中，近代早期诸“东方”文化重视在社会阶层权力格局中配置用于生产的资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满足上层的奢华需求（对奢侈品的喜好往往也是技术对话跨文化流动中一项重要因素）。这一配置方式虽极不均衡，却留下众多工艺珍品（笔者认为其所含“幸存者偏差”严重影响了现代研究者的关注点）。“西方”文化则因人力资源紧缺（特别是黑死病中断了中世纪盛期的经济增长之后）一度遭遇停滞，但通过中世纪后期与西亚地区的技术对话，各类机械为欧洲人提供了与自然和其他文化更高效地互动值得期待的前景，从而导向注重器物的传统，人被培养为工具的操作者，他们就像器具零件一样趋向制式化和可替换化，成为近代机械主义的组成部分（172-174页）。东方以手工为主的技术路线受限于人口增长的张力，潜力最终被挖掘殆尽，而西方的近代工业则从东方找到新的市场从而保证了继续发展的活力。最终东方传统手工业自下而上被逐步吞噬，它的高端产品直到十八世纪仍能为西方提供参照，但由于殖民化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出现，除日本外的东方各国先后被迫面临痛苦的去工业化历程。

缫丝机（上）和捻丝机（下）。这种缫丝机可能与孟加拉和德比使用的纺丝机类似。图中两种机器都是由手摇柄驱动的，但捻丝机通常由磨坊的水车驱动［摘自里斯《艺术、科学与文学通用词典》(Rees,Cyclopedia)］

书中提到的“工业革命”定义不同于我们较熟悉的“社会或经济的飞速变化”，而更多是从“多个创新间的相互关联……聚合起来形成一股创新的浪潮，引发快速的技术变革”（188页）角度加以运用，因而两位作者对两个方面加以格外关注，即“技术上的新发展如何在创新浪潮中聚合”，和“生产的组织方式如何变化”（195页）。与采煤和炼铁协同发展的蒸汽机、产铁量提高所促进的纺织机械使英国等西欧国家出现了工业运动，这些运动将基础科学、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和工艺裹挟进来，从而让印度等地的纺织和造船等产业也得到一定发展，但东方限于世界知识和市场体系外围的工业运动缺乏在本土大规模聚合并跨行业迁移的核心，在社会制度方面又缺乏稳定而充分的支持，因此这些“孤岛”很容易在撞上“天花板”后中途夭折。工业运动促进的应用科学到十九世纪后期演变为与产业结合更加紧密的研究与开发，从而进一步在欧美保障了创新的知识经济。

全书围绕着以上三个关键概念，结合众多覆盖全球范围的案例进行引人入胜的历时性叙述。对于身为全球科技史研究者的笔者来说，《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自然是研究与写作的竞品，在阅读过程中该书呈现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它们足以使笔者的态度由挑剔转为敬佩。

首先，该书真正从立场和论述方面坚持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的基本立场在于摆脱单一文化中心预设，这里的“单一文化”自然不仅限于欧美。具备一定写作经验的读者很容易觉察到作者对某些文化所持的中立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使在单一文化本位视角中被遮蔽的他者科技知识体系的内容重新浮现，并得到更完整的描述。例如对哥伦布发现之前美洲农业的论述（97-100页），其全面程度就是在将其作为边缘文化的框架中难以达到的。作者绝非像以往号称运用全球视野的著作（包括笔者的论述）那样枝蔓丛生地堆砌不同文化中类似事物的资料，而是紧密围绕着所设置的跨文化对话议程展开叙述，关注技术参与构建的知识生态，因而呈现出一幅动态网络化图景。尽管该书将英美、中国、印度、日本和土耳其等设置为重点关照区域，但其重视互动和比较的论述框架为继续增添其他文化预留了充足的扩展接口。

其次，该书试图揭示千年以来技术对话中最关键的内容。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对中文学术圈中外关系研究影响甚深，在强力推动相关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往往将目光置于传统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少数中国特色浓厚的领域，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更加深远的技术领域相对忽视。作为农业手工文明的代表性产品，以上几项在书中固然也有提及，但该书最重视的领域首先是枪炮等兵器，以及从物质和知识层面连通世界各部分地域必需的交通工具，随后是机械、能源、农业等，兼顾从重工业到日常技术，从精密技术到“软”技术等众多不同门类。

第三，该书多处“桃李不言”地闪耀着以史为鉴的智慧。以古鉴今是公众对历史学家常见的要求，也是对学者素养极高的挑战。《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集广阔视野与丰富细节于一体，从鸟瞰千年全球技术发展的高度准确描绘不同文化的传统特色。例如读者容易领略同为“东方阵营”的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技术史的共有轨迹，而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差异又是如此鲜明。中国近代早期的仪器制造更多面向于构建权威或寻求娱乐，而非商业或科研需求，由此对引进技术所作选择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延续至今的科技“卡脖子”困境。而十八世纪印度造船等行业表现出的兼容其他国家工匠乃至欧洲设计的“世界主义特点”（209页），又很容易和当前印度裔占据众多高科技企业要津的现状相联系。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核能发展所作警示（305页）则无言地对应着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可见该书足以为读者带来丰富而长久的启示与思考。

当然该书也有少量缺陷，如在一些具体论述上沿袭了成书于数十年前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错误，而未充分吸收中国学者已有成果，这也是国外学者讨论中国科技史常见的短板。这与全书整体价值相比仅是微瑕，无论对中国学界还是一般读者，《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都是一部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