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众一委员：在国际上构建中国叙事需跳出“自说自话”的怪圈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探究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在国际上的音量伴随着实力增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的综合影响力仍有待提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如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认同，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王众一。作为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界别委员，王众一以个人或联名形式提出或参与过多项涉及国际传播、社会民生的提案。

王众一委员 受访者提供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而“一带一路”也是政协对外友好界别长期以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王众一而言，他尤其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情况。在他看来，我们不仅要推动中国项目“走出去”，更应关注能否“走进去”，对象国民众能否“听得到，听进去”。

结合担任政协委员以来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调研经历，以及逾二十年在负责《人民中国》杂志编务开展对日交流工作的经验，王众一认为，针对我国国际传播现存的问题，一方面需完善非通用语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让中国声音能够触达到对象国的普通民众。更为重要的是，应提升综合内容策划能力，推己及人地去策划和讲述故事，抓住能够打动对方的点，找到对方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而非陷于“自说自话”的怪圈。

【专访王众一】

精准有效的国际传播不能靠“套模板”而需要“一国一策”

澎湃新闻：您自2018年起任政协委员，在对外友好界别参政议政。您能否介绍对外友好界别的工作重点以及开展工作的方式？在这五年间，您有哪些履职心得与体会？

王众一：在我看来，对外友好界别特点比较鲜明，主要工作就是开展涉外调研和对外交往。一方面，让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成就，并通过提案、对口协商等形式为改进对外工作献言献策；另一方面，也注意汲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秀经验，通过提案等方式，推动国内工作改进。

作为一名来自国际传播领域的政协委员，我曾提出过出版对外全面、完整、准确介绍人民政协制度的小册子，以及在“双构建”（编注：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非通用语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这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提案，且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与落办。

具体说，就是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鉴于外界对政协认识有许多盲点和误区，我提出了出版对外介绍人民政协制度小册子，以帮助国外政治家和民众更好地理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集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建言资政等特点的中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安排。

同时，我认为在“双构建”背景下，加强非通用语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亟须提上日程。出访调研的经历让我愈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驻外的人员同所在国精英层面运用英语交流较为顺畅，但一旦深入到民间层面，需要用当地语言交流时，相应的语言人才就显得匮乏。

此外，以对外友好界别名义提出的界别提案也很有分量。由于界别委员多有驻外经历，对别国情况了解深入，意见具有代表性，通常能得到有关部委更进一步的重视，落办效果也比较好。我曾参与政协外事委员会孔泉副主任牵头发起的 “关于进一步优化城市交通治理”和“关于进一步优化高铁服务质量”的界别提案。我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请《人民中国》东京支局协助调研日本新干线改进服务的经验，结合我的思考与建议，为丰富提案内容贡献了力量。现在，我国高铁上出现的静音车厢，这令我深感欣慰。

澎湃新闻：您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曾提出过多项涉及国际传播的提案或建议。今年再任委员，您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

王众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我想，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如何推动国际传播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宣传好中国式现代化，并扩大中华文明在海外的影响力，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国际传播，特别是媒体融合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收到较好的效果。应该说，成功的案例可圈可点。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某些平台并不具备国际传播的专业性，一哄而上，同质化、分散化现象严重，同时也存在过度碎片化导致片面博眼球，比数量，争流量，而策划缺乏原创性，内容深度不够，入眼入耳却未必入脑入心等问题。

针对国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高质量综合内容平台建设。此次担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我与十多位委员参与了杜占元委员提出的“弥补国际传播的短板，打造综合高质量国际传播平台”的提案。我认为，更为理想的高水平高质量国际传播，应该朝着实行“一国一策”或“因国施策”的目标，即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差异化地开出具有针对性的“处方”，而非套用雷同的模板大量生产“预制菜”，这背后其实就需要加强相应的具有综合统筹能力的语言和内容策划高端人才队伍的培养。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要特别注意“推己及人”

澎湃新闻：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注意到您曾参与过相关沿线国家的调研活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提案，您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

王众一：“一带一路”倡议在上一届就是对外友好界别的重要议题。在外委会的组织带领下，围绕着共建“一带一路”这一课题，我曾参与过几个沿线相关国家的调研活动，也在国内参与过围绕中欧班列建设的相关调研。就优化中欧班列布局，提高班列效率等课题，我也贡献了自己的相关建议。

但我关注的重点还是解决“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问题。所谓“五通”当中，“民心相通”虽然列在最后，但在我看来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其他努力都会打折扣。推而广之，不同地域或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宗教的差异与不同，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乃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讲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走出去”不是最终目标，对象国的民众能够“听进去”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对某些国家当地语言缺乏了解甚至“空白”，中方想要传播的内容难以触达除精英层面以外的普通民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只有在解决能够和当地民众无障碍交流的语言问题的同时，采用“推己及人”而非“以己度人”的传播策略加强国际传播的针对性，真正的“入心入脑”才会成为可能。回顾历史，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国际传播久久为功，发展到数十种语言，但近二十多年来，种种原因导致的收缩与萎缩，一个国际传播单位能够保持十几种语言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还是呼吁国家层面延续过往良好传统，加大对非通用语言人才的战略布局作出更加全面、合理的总体设计，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扶持力度，建立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语言人才储备库，以便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澎湃新闻：“一带一路”等项目的调研经验对您的本职工作，让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方面带来了哪些启发？如何才能开展更加有效、接地气的国际传播？在这方面，您有哪些观察和方法总结？能否举例分享。

王众一：除了非通用语言人才培养外，我认为综合内容策划能力更为重要。这是指，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叙事，更需要有影响对象国民众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具备内容策划能力，首先用本国语言把中国叙事说得精彩？再去想用对象国的语言，去影响和打动别人。

现在，我们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里。“以己度人”与“推己及人”这两种逻辑下的传播效果完全不同。而作为国际传播从业者，最重要的是要转变逻辑，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去策划和讲述故事，抓住能够打动对方的点，找到对方倾向于接受的传播方式。

在我看来，一个广阔的国际传播概念应该跳脱出单纯的新闻媒体层面，把更多人文的要素纳入其中，比如推动中国优秀的动画或电影、电视剧“走出去”等，其重点是对外展现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自信与对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热爱。

举我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策划实例来说，体现中国农业文明特有的生活智慧与哲学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在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由此产生一个灵感：运用诗文形式展开对“二十四节气”的国际传播。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其民众也对节气、时令等文化高度共情，也有与中国诗词对应的俳句文化。基于此，《人民中国》在2017年开设了俳句汉俳（编注：用汉语写的俳句）咏赞节气的专栏。6年来，这个策划受到了中日读者的长期关注。

今年惊蛰节气（3月6日）之际，俳句名家的相关作品被王众一和旅日俳句作家王岩分别译成汉俳与汉诗。《人民中国》公众号 图

中日以“节气”为纽带的交流互鉴影响出乎意料。2019年习近平主席赴日本出席G20大阪峰会之前，日本某保守派媒体的驻京总局长，在其报纸的随笔栏目中写下题为“日中可否かんぱい吗（编者：表双关，既指干杯，也有汉俳之意）”的短文，设想了未来中日两国首脑见面时，杯觥交错并佐以互答汉俳助兴的场面。

由此可见，即便是保守派的日本人士，也会被有温度的人文外宣感动，认同“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这给我的启发是，有益于不同文化交融的内容策划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民心相通。

澎湃新闻：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已举办18届，也成为中日间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官民互动交流平台。近年来，随着中日政治氛围的变化，如何使得中日双方借助该平台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与对话？

王众一：可以说，“北京-东京论坛”是中日之间独一无二的“二轨外交”渠道，为两国之间的有识之士交换意见、为两国普通民众冷静思考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与解决之道，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平台。在近20年中日关系的现实生态下实属难得，应该坚持办下去。

在公共外交领域，该论坛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尝试。我在上届政协履职时，就以论坛秘书处的名义邀请过多位上一届政协外委会成员参与论坛。他们以其丰富的阅历与睿智，在论坛上有力发声、既斗争又团结取得了非常好的交流效果。2020年疫情较为严重的时候，当年论坛增设应对疫情分论坛。日方对中国的防疫措施、人权保障等话题提出关切和质疑。我通过政协“读书平台”邀请到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高福委员以及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委员参与讨论，成为当届论坛的高光亮点，取得了理想的交流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自论坛成立以来，不同于“一团和气”的交流方式，中日双方都倾向于非常坦率地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求同存异，最后力求聚同化异，形成共识。尽管这两年讨论的话题更为尖锐，中日代表在论坛上的交锋似乎更为激烈，但双方本质上仍是基于具体问题冷静地交换观点，并最终能够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而中日双方在论坛上探讨的内容也会对两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一定借鉴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