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民意、信誉：60年前美国对黎巴嫩的军事介入

1958年7月17日，50万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口号：“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而当天的《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的声明》，《声明》将美国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美国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制造世界紧张局势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战争冒险行动”。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美国侵略》的社论，指责“美国的侵略计划不仅是针对着黎巴嫩，而且也针对着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针对着整个中东的人民。它的狂妄企图是要扼杀整个阿拉伯东方的民族独立运动，以便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全部中东建立美利坚的殖民帝国”。

《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

可见，在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中，美国对黎巴嫩的军事介入并非只是美国与黎巴嫩之间的事情，还是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争。这可不是政治宣传时的上纲上线，即便对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说，黎巴嫩问题已经超出国界，是纳赛尔这个犹如希特勒一般的“野心家”，在“吞并叙利亚”后的又一举动，其最终目的就是试图“称霸阿拉伯世界”。如此，美国是否应黎巴嫩总统之请，出兵介入黎巴嫩局势，就关系到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也关系到美国在“自由世界”的“信誉”（credibility）。 所谓“信誉”，通俗地理解就是，美国这个“大哥”能否在“小弟”有难时挺身而出，让人觉得靠得住。

“阿拉伯帝国”vs.“黎巴嫩的独立”

1957年黎巴嫩的亲西方总统夏蒙（基督徒）明确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引发穆斯林的广泛不满。而到了1958年，夏蒙为了谋求连任，试图修改宪法，进一步引发穆斯林的愤懑，甚至一部分基督徒也加入到反对派行列。到了当年5月，黎巴嫩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几成内战之势。

对于黎巴嫩局势，尽管有一部分美国官员认为黎巴嫩动乱更多是其内部因素所致，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普遍认为纳赛尔参与了对黎巴嫩的“颠覆行为”，例如利用刚刚“吞并”的叙利亚向“叛军”运送武器；通过广播等宣传手段煽动黎巴嫩人反对夏蒙。如此，“维护黎巴嫩独立”变成了美国政府应对黎巴嫩局势的口头禅。而对黎巴嫩“独立”的直接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则是纳赛尔试图重建“阿拉伯帝国”的野心。

自从1955年美埃关系恶化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对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描述也日趋妖魔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将其比附成“希特勒”，其著作《革命哲学》也被比喻成了《我的奋斗》。同时，政府官员也不断指责纳赛尔对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颠覆行径”。在一部分国务院官员看来，纳赛尔的这种“颠覆”行为，就是为了“扩张埃及的霸权”。

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纳赛尔“吞并”叙利亚，做到了哈希姆王朝（伊拉克和约旦）40年想做都没做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朝野真切感受到纳赛尔“称霸扩张”的能力。如此，“帝国”一词便又成了美国朝野指控纳赛尔的一个话语。在阿联成立后的两个月内，《纽约时报》就有几篇文章认为：埃叙合并标志纳赛尔建立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泛阿拉伯帝国”（a pan-Arab empire）的欲望又进了一步；纳赛尔现在“吞并”叙利亚并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加入新联盟，就是在仿效希特勒当年对奥地利的兼并；纳赛尔成为阿联总统后，马上会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收拾那些不服他的人，苏丹就可能成为他“扩张帝国”的下一目标；纳赛尔“创建帝国”的能力将在叙利亚得到检验，如果他能获得叙利亚人的忠诚，他肯定还会进一步扩张。

至于政府部门，也同样有人认为纳赛尔肯定会得陇望蜀，不甘于叙利亚一隅。例如，负责近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助理兰普顿·贝里就认为埃叙联合会推进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人更是认为纳赛尔会将黎巴嫩、约旦、沙特、伊拉克等国“逐一吞并”。

而黎巴嫩危机的爆发，则“印证”可美国人的这一担忧，并认为纳赛尔的“扩张”也不会止步在黎巴嫩。一些国务院官员就担心黎巴嫩的亲西方政府一旦倒台，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异己政权就在他的威胁下进一步走向 “崩溃”。

关于纳赛尔“野心”的卡通漫画

所以自从黎巴嫩总统夏蒙在5月13日向英美法三国大使表达请求军事介入的意向（不是正式请求）后，美国政府虽然不希望军事介入，但也没有排除这一选项，甚至还曾一度威胁纳赛尔，“美国清楚阿联正在公然干涉黎巴嫩（内政），为此将在必要时军事支援黎巴嫩。”

不过，到了7月初的时候，黎巴嫩局势趋于缓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度乐观地认为在联合国的作用下，黎巴嫩问题能够自行解决。但谁知在7月14日，巴格达突发政变，亲西方的伊拉克哈希姆王朝一朝倾覆。伊拉克突发的政权更迭，被美国政府归因于纳赛尔的“颠覆扩张”。如此，在夏蒙政府的聒噪和施压下，美国政府出于“信誉”的考虑，也是为了防止“纳赛尔接管整个地区”，迅速出兵。美军于15日便登陆黎巴嫩，直到10月撤军。

美军登陆黎巴嫩

民心站在“希特勒”一边

虽然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突发政变的刺激下，选择了对黎巴嫩的军事介入。但美国决策者们的焦虑和纠结依旧如前。因为他们歇斯底里地声讨纳赛尔的“霸权野心”时，却不得不懊恼地承认这个所谓“尼罗河的希特勒”却占据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心。

自从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在应对阿拉伯内部纷争时，就祭出《大西洋宪章》的大旗，高唱捍卫“民意”的高调，表示阿拉伯统一不能诉诸武力，不能违背民意。这样的高调又延续到后来的美国政府，甚至60年代的约翰逊政府还在重述。在40-50年代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看来，伊拉克和（外）约旦的哈希姆王朝虽然是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但他们以统一为名对叙利亚的“吞并”图谋不但威胁了“地区稳定”（这可关系到西方的石油利益），还是缺乏“民意”和“宪政属性”的“王朝野心”。亲西方的哈希姆王朝尚且如此，何况愈加反西方的纳赛尔政权。1957年10月的一份国务院文件就认为无论是当年约旦开国君主阿卜杜拉的“大叙利亚计划”，还是现在纳赛尔的“颠覆”，他们的阿拉伯统一计划都是“专制政权以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代价，扩张领土和影响力。”这就违背了美国关于阿拉伯统一需“以民意为基础”的原则。

但令华盛顿诸公懊丧的是，他们将“扩张野心”与“民意”相对立的逻辑关系放在纳赛尔身上实在是说不过去。相反，他们不得不承认纳赛尔的“地区扩张”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支持自己的只有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当夏蒙在5月13日提出请求军事介入的意愿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不愿出兵干预，除了担心苏联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外，更多就是对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不得人心的焦虑。

1958年9月纳赛尔与黎巴嫩反对派领导人尊拜莱特（كمال فؤاد جنبلاط）会晤

美国外交决策者们害怕出兵黎巴嫩会进一步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情绪，这样反而会增加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遂成竖子之名”。这样的担忧，杜勒斯在6月既对黎巴嫩外长查尔斯·马立克(شارل مالك)说过，也对国会议员表达过，同时也出现在国务院对驻黎使馆的指示中。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6月期间相当纠结，既担心拒绝夏蒙政府会有伤美国的“信誉”，纵容纳赛尔的膨胀，但又害怕出兵介入会激化中东民众的反西方情绪。因此，华盛顿的对策是控制事态，以免黎巴嫩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军事介入之请；同时，通过联合国的调节（甚至考虑向纳赛尔施压，让他对黎巴嫩反对派施压），让黎巴嫩危机从内部得以解决。

当然，如上文所言，艾森豪威尔还是在伊拉克政变的刺激下，于7月15日出兵黎巴嫩。但华府诸公并没有获得太大的胜利感，相反，关于“人心向背”的焦虑和反思比以前更多。在美军即将登陆黎巴嫩的前夕，艾森豪威尔就对副总统尼克松说道：“（这个地区的）人民恨我们，而且站在了纳赛尔一边。”17日，杜勒斯又对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表示，纳赛尔已经“俘获了阿拉伯的人心”。与此同时，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r）面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询问时，就坦言表示：“我们知道自己做的事（出兵黎巴嫩——作者注）不会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公众的拥护（public popularity）……”但美国决策者毕竟明白人心才是长久之计。所以，艾森豪威尔在与杜勒斯、军方领导人会谈中认为从长远计，美国不应该“把军队当做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这会“激怒阿拉伯人”。如此，美国就拒绝了英国的提议，没有将军事行动扩大到伊拉克和约旦，除了向海湾地区调派军舰。

纳赛尔是“受苏联的摆布”还是“经营自己的霸权”？

其实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出兵黎巴嫩一事，除了在遏制“地区霸权”、拂逆“民意”及维系“国际信誉”之间徘徊与纠结外，也离不开冷战因素。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纳赛尔“兴风作浪”的背后有没有苏联在挑唆或利用？如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言，黎巴嫩危机到底是“共产党煽动”的结果，还是“纳赛尔在玩他自己的游戏”?

经过1957年的叙利亚危机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纳赛尔的“霸权野心”不但威胁西方，也同样排斥苏联的“渗透”。而埃叙联合则进一步增加了华盛顿方面的这种认识。所以，美国政府对阿联成立一事的态度是忧喜参半。

但纳赛尔与苏联的矛盾毕竟还没有公开化，双方带有准联盟性质的关系还在维系。所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及一部分中下级官员还是以冷战视角看待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霸权野心”，认为即便纳赛尔无意受苏联摆布，但还是会被莫斯科利用。而对于黎巴嫩危机（其实已经被一些美国官员称为“内战”了），美国政府虽然有时对黎巴嫩政府将“阿联渗透”联系到“苏联煽动”的说辞，显得不以为然，但对于纳赛尔与苏联在黎巴嫩“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指责也是屡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中。而在媒体中，类似于“开罗—莫斯科轴心”的话语也不鲜见。

不过，政府部门根本说不清纳赛尔在黎巴嫩、伊拉克“兴风作浪”的背后是否有苏联的鼓动。早在5月13日，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和军方领导商讨夏蒙的意向时，就认为美国很难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作为对黎巴嫩军事介入的依据，因为无法证明“阿联受国际共产主义的操纵”。当政府决议出兵介入黎巴嫩后，面对国会方面的质疑，也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苏联与纳赛尔的“勾结”，以辩护自己的军事介入。例如当富布莱特质疑黎巴嫩危机到底是“苏联或共产党煽动”还是“纳赛尔在玩他自己的游戏”时，艾森豪威尔就承认没有充分的情报证明苏联是否参与其中，只是表示苏联肯定对纳赛尔的行为乐见其成。而约斯特（Charles W. Yost）等国务院官员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面前，也没有确定纳赛尔“兴风作浪”的背后有无苏联参与。

当然，艾森豪威尔等人倒也不只是为了给自己辩护，才渲染纳赛尔与苏联的“沆瀣一气”。因为即便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也确实认为出兵黎巴嫩有遏制苏联的功效。但问题是艾森豪威尔等人对美国“不得人心”的焦虑，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外交方针。为此，政府和国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争取“阿拉伯新兴力量”，改善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而鉴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和地位，又无力消灭的无奈，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与纳赛尔相处。如此，“纳赛尔依旧反共”这样的认识又开始活跃在美国政府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有人就呼吁政府“离间”阿联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的“渗透”。

但杜勒斯和尼克松对这样的想法却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也可以抵制苏联，但美国不能“以恶制恶”。例如杜勒斯就在政府内部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支持纳赛尔的“野心”，因为这不但违背美国的利益，也有失“荣誉”（honor）。如此，在军事介入黎巴嫩后，面对纳赛尔颇为无奈的美国政府，其内部又对是否可以利用纳赛尔的影响力（在杜勒斯等人眼中也是邪恶的“称霸”能力）抵制苏联产生了争论。

（作者系微信公众号“小骆驼阿拉伯语”合作伙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