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下，如何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协同

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是党中央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决策。日前，中央深改委第27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大幅提高科技攻关体系化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这是迄今为止中央对新型举国体制基本架构最为清晰的界定和描述。

在举国体制中，具有“举国”意志和能力的主体唯有党和政府。因此，界定好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是实现举国体制的关键。我以为，政府要发挥好在举国体制中的作用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厘清构建举国体制的底层逻辑；二是通过顶层设计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人的活力，打造科技创新的特战部队。 

一、新型举国体制的底层逻辑

（一）举国体制是大国竞争的必要工具

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模式是世界百年大变局之中最大的变局，美西方组成的反华阵营在军事、网络空间、金融、产业和贸易领域对中国的敌对态势将在未来10-20年长期伴随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面对真实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运兴衰的关键因素，亟待设计自上而下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通过举国动员形成的创新共识实现对科技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用新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破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困难和干扰，确保中华民族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

（二）重组创新体系

中美大国竞争的主要赛道是科技创新，过去几年美国人对中国发起的科技战表面上是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根上反映的是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任务在于以卡脖子技术为突破口，通过问题导向的科技创新资源动员和集中配置，把原来那些规模巨大却又缺乏协同的科技创新零部件擦亮并重新组装成功能强大的创新引擎。而这个任务只有政府能够完成。

（三）体制机制创新

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市场驱动科技创新模式并且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一批市场化的主体快速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公司，这也是美国政府启动科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要削弱已有的基于市场化的创新模式，而是通过凝聚国家意志来改善科技资源配置和公共科研的效率，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人才供给和技术供给；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也不是为了让政府权力的触角更多更深入介入到公共科研机构的创新过程中去，相反，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让权力之手大幅度从创新过程中退出，让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在自主的状态下更专注地开展创新。

二、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四梁八柱

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追求子系统最优损害整体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运行机制。新型举国体制优先解决的是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的集中问题，只有先集权才有可能实现对专业人士的高度授权，我们不能指望在现有的体制下实现对专业人士的放权。

（一）设立国家科技创新办公室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指挥中心

办公室的负责人由具有横跨官、产、学、研领域经验，洞悉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创新领袖担任，办公室直接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负责，办公室为国家创新的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解决科技创新的跨部门协同问题。

（二）设立科技创新的国家队

这些国家队的建制大部分已经存在，成为国家队就是要把人权、事权从部门收归到国家层面，机构直接对国家领导人负责，机构负责人由国家领导人直接任命。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最高领导人直接任命创新机构负责人的作用在于，利用巨大的荣誉感和使命感驱动机构及其领导能够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履职，也能避免部门对国家队日常事务的不必要介入。

但在已有的建制里，都是传统的科研机构，离产业离市场都很远，需要增加设立国家级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来扮演产业和科研之间的联接者的角色，它的屁股需要跟产业和市场离得更近一些（市场化收入和政府拨款相结合），既能为产业做前瞻性的技术研发，还能凝练产业问题来形成科学问题激活和带动基础研究。

（三）设立高级别的国家科技计划

中国碎片化的科技计划体系背离了科技创新的初衷，大多数的科技计划没能做到以便捷的方式去发现优秀人才、支持好的想法，反而衍生出一套基于公务员合规优先的计划管理流程，导致数十万公务员、科技评审专家围绕资金计划与科学家、企业家的纠缠成为常态，形成了恶质化的科研生态。政府应该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将形形色色的科技计划整合成为若干个国家级的科技计划，采用一种柔性的用人机制来实现科技计划由公务员管理向专业人士管理的方式转变，把计划的设立和预算管理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

（四）鼓励发展第三方创新智库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发展第三方创新智库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无论是横跨官、产、学、研创新共识的达成、科技计划的研发、重大的创新活动的组织，都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创新智库来提供解决方案甚至参与执行。现行的智库组织大多隶属于某个部门，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应该支持设立若干家独立运作的高水平创新智库来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支撑。 

三、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机制

新型举国体制的精髓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先要定义出问题、再研发出解决方案（科技计划、政策）、最后去组织官、产、学、研协同实施，背后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是通过高度集权来实现高度授权，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才能高效率地办成大事。

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机制，关键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形成共识。

中国科技创新需要一个类似于《科学：无尽前沿》那样的纲领性文件来凝聚社会共识，指导未来20-30年的科技创新。过去几十年，官、产、学、研协同和角色分工的底层逻辑一直没有定义得非常清晰，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共识文件来统一创新体系各个子系统的思想，形成协同的理论和认识基础。

（二）高度授权。

当前政府管理科技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公务员过多介入到创新的过程管理，违背创新规律导致创新者无所适从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设立国家队并通过高度授权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务员与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方式，让专业人士专注于创新本身。这种授权可以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来实现（类似于香港的法定机构）。与此同时，对创新机构的评价也需要转向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三）组建科技创新的特战部队。

权力机构过多介入创新机构管理过程，日益成为干扰科技创新的不利因素。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把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从各种形式主义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组建科技创新的特战部队，让他们去争分夺秒地去做好专业的事情，把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写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过程，肯定会触动现行科技资源配置的利益格局。但在事关国运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中，那些基于权力体验的小快感、基于个人得失的小算计、基于部门利益的小盘算都是时候该放下了。

（作者周路明系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历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