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陈陶遗与冯超然等人交往二三事

陈陶遗先生是我国近代的革命先驱，曾为辛亥革命而奔走呼号、也因劝说孙传芳支持北伐未果而挂冠而去、后又严词拒绝汪伪的“委以重任”。陈陶遗先生身边亦不乏文人雅士。柳亚子、冯超然、吴湖帆、梅兰芳等都是其好友。本文通过记述陈陶遗与冯超然书画唱和且帮助冯门弟子办画展、为吴湖帆向名家广征书画题咏的《绿遍池塘草》作诗、力挺梅兰芳拒为日寇与汉奸演戏等的二三件事，来展现民国时纯粹真诚而又难能可贵的文人唱和。

陈陶遗（1881－1946）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更名剑虹，一名水，字止斋，一字卧子，别字淘夷、陶怡，号道一、天真道人，江苏省金山县松隐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

清光绪廿七年（1901），陈陶遗中秀才，此后他在松隐镇教书。清光绪卅一年（1905），陈陶遗进松江的融斋师范学堂读书，因为和同学共同反对喜淫乐好赌博的学堂经理杨荫安，被学堂开除。此后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期间，陈陶遗经由其同乡高天梅介绍，和吴江的柳亚子等人加入了同盟会，遂更名为“剑虹”。不久陈陶遗奉命回国，和高天梅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公学，成为同盟会设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后健行公学成立，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任该公学讲师，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 同盟会在健行公学内设立了秘密机关后，他常在此散发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的革命报刊。其间，孙中山经常来往于日本和南洋，途经上海时，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多次面见孙中山并接受他的指示。陈陶遗在松隐教书时，已以出众的书法享誉当地。冯超然初到松江谋职，无亲无故，人地生疏，与陈陶遗接触后两人即刻成为好友。他们与松江地区的诗朋文友如费龙丁、高吹万、杨了公、王念慈、金仲白等，常在一起抨击时政，感叹世风，陈还常与冯、费一起出游地方名胜、文化古迹。冯超然与陈陶遗的投契，还在于两人的革命思想。未久，冯超然离开松江去苏州，陈陶遗不久也去了日本，两人别后的二十年中，即便有见面机会，时间也极其短暂。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陈陶遗回沪隐居方得机会经常面晤，这是后话。

清光绪卅二年（1906）秋，陈陶遗第二次去日本。除做同盟会之机要工作外，又接办了《民报》以及《醒狮》周刊，且担任了暗杀部的副部长。章太炎在日本讲学，他是热心听众。章太炎给他改名为“陶遗”，意为“陶唐氏之遗民”。隔年，陈陶遗继高天梅、章梓之后任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并仍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同年初夏，他奉命携带枪支、炸药回国，谋刺两广总督端方，事遭泄露被关押入南京监狱，一年后被营救获释。端方曾以官职加以笼络，然遭拒绝。出狱后写诗明志，有“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句。清宣统元年（1909），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陈陶遗为南社骨干。宣统二年（1910），他奉命去南洋任教，并替同盟会在当地华侨界募集革命经费。翌年3月，黄兴、赵声等准备到广州发动起义，陈陶遗奉命赶赴广州，但途经香港时黄花岗起义已告失败，无功而返。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陈陶遗携款从南洋赶回上海，接济经费短缺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此后，陈陶遗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又和章梓等人到江苏省鼓吹革命，此后江苏省很快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革命党人拥护陈陶遗任江苏都督，被其辞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陶遗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民国元年（1912）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陈陶遗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支部长，随孙中山、黄兴等往北京和袁世凯会谈。次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黄兴即刻号召南方各省反袁，失败后出国流亡。陈陶遗回家隐居，并设法掩护讨袁失败的第一师长章梓和第九师师长冷遹到松隐避难。民国十四年（1925）冬，军阀孙传芳割据苏、浙、皖、赣、闽，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提出“苏人治苏”口号，陈陶遗被友人张一麟推荐，至南京就任江苏省长。任职期间，他尽力维护地方治安；不轻易撤换下级官吏，重视农业，关心治螟；清理财政，偿还省县债务；废除若干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还提议收回租界。民国十五年（1926）某日，陈陶遗得悉孙传芳密令吴江县公署逮捕柳亚子，即派亲信星夜通报，使柳幸免于难。民国十六年（1927）初，他劝说孙传芳联合北伐军，未被采纳，遂愤然挂冠而去。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陶遗应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长史量才之邀，担任该会秘书长。1937年，陈虽身体欠佳而留沪，仍与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上海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献展览会”。1938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聘任”他为“国民参政员”。他以年老体弱婉辞，回电“古井不波”。1939年，陈陶遗与张元济、叶景葵发起筹组合众图书馆。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事前来到上海，请他出任政府江苏省长或上海市市长，不但被其拒绝，反而晓汪精卫以大义，加以劝阻。他曾向马叙伦回忆：“二十九年（1940），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在此时期，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之事，如掩护了民主人士陈叔通，接待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大头目冈村宁次上门“请”他当官做汉奸，被当面拒绝。

冯超然为陈陶遗作《

松隐图》

自1933年陈陶遗担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后，方得减轻栉风沐雨游历四方之疲劳。他有时居于沪斋，有时回松隐故里，工作之余则寄情于诗文书画，与冯超然常有面晤。1936年4月9日，内地书画收藏家在上海举办古画展览会，当日便在宁波同乡会开始展出。冯超然、陈陶遗与黄宾虹、陈叔通、孙雪泥等著文介绍此展览。冯超然终于为陈陶遗有时间与他一起煮茗夜谈，品画读碑而倍感高兴。他为陈陶遗所作画中有幅《松隐图》，题跋为：“明月松间石上，谡谡舞袖郎当。适眼白云苍狗，山空容我疏狂。丁丑元夜戏写松隐图奉寿，陶遗吾兄笑正。”赞誉了陈虽已不欲参政且力避是非之争，然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常，依旧不弃针砭时弊之慷慨激昂。当陈陶遗得知嵩山草堂门弟子为老师影印 《冯涤舸先生画集》时，即为之题跋。话语中如：“……五十后，自号慎得，盖服膺宣圣戒得之训也。不以艺自炫，艺始进道，君之修养从可知矣。今秋，为君六十览揆之辰，及门诸子以君坚拒称寿，集君作景，印以为纪。念青山不老，腕底常存岁寒，盖保松柏同春。”对冯超然人品艺名之赞赏溢于言表。陈陶遗对冯超然门下品貌俱佳之才女孙琼华也极为推崇，他与王同愈、叶恭绰在民国5月6日的《申报》，联名发起孙琼华个人画展的启示云：“琼华女士为青浦盛君祖江之夫人，故孝廉诸暨孙先生蔼人之女公子，问清太史公之女侄。幼承家学，诗礼余暇，雅好挥翰。禀蔼人先生命，师事老友冯子涤舸，画艺益进，清健苍秀，不为凡艳，书法亦娟秀有致。兹出所作，陈列首都，非以问世，实供赏评。女士不为物役，寄情笔砚，贞静之操，得自庭教，以艺博名，非女士志，亦非同人公益也。本月十二日起，南京中央饭店开个人展览会，展览七日，非卖品。”孙琼华后不幸遭受丈夫精神刺激而身心俱伤，年仅42岁便离世。吴湖帆与陈陶遗分别在她的画册上题写，对这位人品画品俱佳之女性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缅怀与哀悼。

陈陶遗题跋

陈陶遗与吴湖帆在上海文献展览会的事务方面，有过长期的合作。1937年展览会的筹备期间与整个过程中，吴湖帆与陈陶遗均付出了不少时间与精力。1937年5月8日《申报》有“叶誉虎等筹开沪文献展览会 十日下午开筹委会”之报道曰：“本市为东南重镇，畿辅屏藩，名贤大儒，自昔称盛。近由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誉虎、馆长胡肇椿，联合地方耆宿、各地藏家，如钮惕生、王一亭、刘三、柳亚子、陈陶遗、黄任之、秦砚畦等数十人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拟于本年七月初旬举行，出品分典籍、图像、金石、书画、史料及名人遗物六大类，每类再分子目若干，出品范围以上海为中心，兼及毗连各县，如松江、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地。已定于本月十日下午四时，假座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首次筹备会，商议进行步骤，推进各项职员等，以便即日开始征集。”而十日下午的筹委会情况可从吴湖帆《丑簃日记》上读得：“今日上海文献展览筹备大会在青年会举行，叶公与江（小鹣）、王（季迁）、徐（邦达）及余五人同去。六时散……展览会会长为叶遐翁，副会长为陈陶遗、沈信卿，常务理事为馆长胡肇椿及余等十人，江、王、徐等皆为理事四十人，尚有名誉会长、名誉理事等若干人。”明确指明了吴湖帆为常务理事。6月16日，《申报》又刊出文献展览会上吴湖帆与陈陶遗等被推举为鉴审委员的报道：“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出品大致就绪，日内收到各地出品每日均在数百件以上。最后推举蔡孑民、叶誉虎、王一亭、钮惕生、张菊生、柳亚子、沈信卿，秦砚畦、陈陶遗、滕若渠、丁辅之、吴湖帆、姚虞琴、庞莱臣等十四人为鉴审委员，至三时许散会。”可见陈陶遗、吴湖帆在文献展览会事务上的合作过程。陈陶遗曾为吴湖帆因夫人潘静淑早逝而向名家广征书画题咏的《绿遍池塘草》作诗曰：“不栉寸名似画连，千秋佳句万人传。可怜绿遍池塘草，肠断黄门又一年。湖帆先生有黄门之痛，追理遗墨，得千秋岁词，其绿遍池塘草五字已脍炙人口。泫然命题，即乞郢政。陈陶遗。”

陈陶遗为《

绿遍池塘草》作诗

说吴湖帆与陈陶遗，还不应遗漏他们力挺梅兰芳拒为日寇与汉奸演戏的故事。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华之上海淞沪战事爆发，不久上海陷落。当得知梅兰芳乃艺术界名人且居住上海时，日寇便要他到电台讲话，表示他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土”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此阴谋即准备摆脱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寇带口信，说最近外出演戏极忙，一边携家率团随时准备乘船赴港。1938年初到香港后，他深居简出而不露面，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外，还把精力用来绘画以消磨时光。他喜绘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人物舞蹈，家人和剧团人员见其所绘均十分欣赏，称亦是为他们带来了欢乐。但在1941年，日军又侵占了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为了摆脱日本人找他演戏，他与妻子商量，决心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大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隔年初，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留蓄胡子的梅兰芳，惊诧地说：“梅先生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他当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听后虽不悦而走，但仍贼心不死而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也正巧，此时梅兰芳确患了严重牙病而半边脸肿，酒井无可奈何只好作罢。翌日，梅兰芳感到香港亦乃是非之地，不易久留，于是立即坐船而返上海。

梅兰芳像

当时的汪精卫已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在上海也设立有特务机关。特务头子吴四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并劝其作一次慰问演出。然无论如何威逼利诱，梅兰芳始终不为他们演戏。梅兰芳有一笔很大的演出收入，赴香港时已存入香港银行，日寇统治香港后这笔存款全部冻结，根本无法取出在上海使用。原本一直靠利息过日子的梅兰芳，家庭生活顿时举步维艰，他与夫人商量怎么办？夫人说：“最近报上登出何香凝女士卖画谋生的消息，我们不妨学她，你有绘画才能，卖画度日如何？”这恰与他自己早有的想法一拍即合，故不到八天，他就画了二十多幅鱼、虾、松、梅等作品。当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近日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时，竞相购买，不到两天，二十多幅画全部出走。该事传出，上海新闻界、文艺界、企业界均反响强烈，许多知名人士提出要为其办画展。梅兰芳得知十分兴奋，为不负众望，他苦战半月，画了几十幅作品面交主办者安排展售，主办人员亦选定重阳节在上海展览馆展出，届时将请梅兰芳夫妇光临剪彩仪式。如此大的消息当然不胫而走，日伪汉奸获知后，当时便互相勾结，提前进入展厅肆意捣乱，人们见状觉得无趣纷纷离开。梅兰芳夫妇到场后，见门口冷冷清清觉得奇怪，入场一看，只见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 “岗村宁次订购”……还有一些则写着“送东京展览”等。梅兰芳目睹此景，怒火中烧，当场把这些画全部撕碎。此义愤填膺的毁画举动，很快传遍整个上海与大江南北。上海的报纸抢先发布头号新闻，言称：“褚部长目瞪口呆，一场画展一场虚惊！”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欧阳予倩发表声援讲话，称赞梅兰芳民族气节凛然，应为世人所敬仰。广大群众亦纷纷来书信，支持梅的爱国行动。梅兰芳看到人们对他如此的赞赏与支援，感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对夫人说：“我梅兰芳再也不是一只孤雁了！”

梅兰芳《天女散花图》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只得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依然举债度日，还是向亲友借了钱。1944年的端阳节，陈陶遗、吴湖帆、李拔可、叶誉虎、汤定之诸位聚集梅宅。梅兰芳拿出他的画请大家指点，李拔可说：“你的画大有进步，不妨开一个展览会。”他再问吴湖帆、汤定之两老画师： “我的画能卖钱吗？”汤定之说：“能！不过一个展览会，总得有二百件画才像样，且展品又须挑选比较精致的，故你还要多画。”吴湖帆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誉虎先生近来的画竹兴趣甚浓，你们如果合开一个展览会，就显得热闹。”叶誉虎说：“我画竹，兴到为之，存画不多，只能参加一部分。”汤定之还建议叶、梅二人可以合画梅竹图，或岁寒图。陈陶遗即刻对梅兰芳说：“你挑出你画的精品，让人在画心上题词，这样也可壮声势，我第一个先报名。”在座的人都说：“我们都可以效劳。”老朋友怂恿举办画展，梅兰芳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他积极作画。1945年春天，梅兰芳与叶誉虎合办的画展在上海开幕。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作品中，题材广泛，包括仕女、佛像、翎毛、花卉、松柏等，当场就售去十之七八，且尚有许多人复定画件。被吴湖帆题为“摄神之作”的那幅临摹改七芗之《双红豆图》，当场就有人复定了五张。展品中梅兰芳与吴湖帆、叶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如今原件还完好如新。梅兰芳笔墨下之《纨扇仕女图》，展示了仕女之眉眼神态，参观者赞之为即是梅本人的舞台形象，还戏问梅是否确以自己作为蓝本？梅兰芳笑答曰：“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某种神情画了出来，然并非有意为之。”试想当时的上海还是沦陷区，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梅兰芳能在如此的艰苦环境中作画，笔墨技法还能大获长进，实属不易。他绘画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内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常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却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陈陶遗、叶誉虎、吴湖帆等为了支持梅兰芳不为民族敌人演出的行动，表现了一代中华文化豪杰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至死不渝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陈陶遗看到国民党接收人员巧取豪夺，非常气愤，告诫自己的小辈不要做官。1946年国民党要他出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遭到他的拒绝。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27日，陈陶遗在贫病忧愤中去世，黄炎培等人为他举办了丧事。为了永久的纪念，乡邻友好则用赞誉颂扬其人格的“贞毅”两字，作为他的谥号。

（本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杂志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