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籍的人

12岁那年，伊莎第一次知道，自己是没有国籍的人。

她从出生就生活在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和印尼接壤。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母亲是印尼人。

在马来西亚，12岁的伊莎到了申领身份证的法定年龄，她跟着家人去了政府登记局。她本以为自己可以领到那张蓝色卡片，象征着自己的身份，还可以向朋友炫耀。

但工作人员告诉她，虽然她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但是她的父母生下她时并没有领结婚证。马来西亚宪法14条中规定，如果孩子出生时父母没有注册结婚，孩子只能跟随母亲的国籍。尽管伊莎的父母后来补领了结婚证，但早已错过了规定的时间。

没有国籍的原因有很多，如政治因素，国家在国际上的冲突，外交或是战争，使得一些人变成无国籍者；又如法律因素，国与国之间的国籍法冲突使得一些人变成无国籍，伊莎的情况便是如此。

那时起，伊莎才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同。小时候，她梦想着有一天离开沙捞越州，去更远的地方读书，生活。但如今没有国籍和身份证，她几乎寸步难行。

漫长等待

伊莎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子，从小就听着华语，一直在那里生活、成长。她会马来语，汉语和英语。12岁是条分界线，生活中的不便接踵而至。

上中学后，其他同学能领到每月100马币（折合人民币约154元）的生活补贴，但伊莎没有。她跑去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她的补贴。老师说，因为她没有马来西亚身份。她不明白，又跑回去问家人，得到了同样的答案。那时她也意识不到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家人很少在她面前提起这件事，没有人向一个孩子解释生命中的复杂事实。

再长大一些后，她发现自己不能申请银行卡，不能学驾照。在街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她不得不在恐惧中不断解释自己的情况。“一些人因此不敢出门”。伊莎说。即便在工作后，她将无法拿到公司的补贴和福利，未来也不会有国家的养老金。

有人问伊莎是哪里人，她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她对此深信不疑，又一次次被残忍打破。“这里的人们依然称我为外国人。他们告诉我回到印尼去，这里才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要去哪里？”

她生活在这个国家，却不属于这个国家。身边的人会拿这件事开玩笑，起初，伊莎心里会介意，像扎进肉里的刺，日子久了，小小的伤口会愈合，再长出新皮肤。伊莎习惯了这种轮回，意识到自己只能以“哪里都不属于”的身份生活。

伊莎今年20岁，现在是马来西亚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读电子商务，四年学费五万多人民币，她的姑姑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因为她有印尼护照，才有资格上大学，不过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对伊莎而言，申请到这本印尼护照并不容易。她记得那时姑姑在印尼大使馆跑进跑出，找很多人帮忙，一年之后才拿到手。而那些没有护照的无国籍者，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虽然有了印尼护照，但出国对伊莎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如果要申请签证，她需要每个月跑到印尼大使馆盖章，再花上一笔钱。家人都觉得麻烦，就干脆放弃为她申请签证。

申请身份证这条路伊莎已经走了8年，从来没停止过，她记不清跑了多少趟政府登记部门。但递交申请资料后，总是让她等，接着被驳回，说无法再继续申请。她看到有无数份国籍申请资料堆在政府人员办公桌上，自己的那份湮没其中，结果遥遥无期。

据《亚洲周刊》2010年报道，马来西亚至少有30万无国籍人士。马来政府每年都会接到2000多份来自无国籍人士的公民申请，通过率却只有0.0015。

再过一年，伊莎21岁，又会面临不同的法律规定，需要更多的证明资料，“所有程序又要重新跑一遍”，申请将变得更为困难。

她问过那些申请国籍成功的人，如果找律师，需要很多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律师前期费用需要三万多人民币，而一场官司的持续时间是未知的。她也问过律师，但听到这个价钱后，就没敢继续问下去了。

24岁的南蒂和伊莎境遇相似。母亲是从印尼来的务工者，非婚生下她，然后不知所踪，南蒂成了无国籍的人。唯一不同的是，她现在有个一岁的孩子，同样面临无国籍的命运。

命运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医生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检查结果，激动地告诉南蒂，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那一刻，南蒂感觉血往上涌，心跳加速。

沉静下来后，南蒂开始细细辨别自己的心跳声，在杂乱无章直击耳膜的声音里，她听到了孩子的心跳声。

孩子是意外怀上的，等南蒂反应过来，却高兴不起来，强烈的自责感袭来。她无数次责备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带给她这种命运。因为没有国籍，她无法和丈夫注册结婚，自己的孩子也将重复这样的命运。

她和丈夫商议打掉这个孩子。但当她再次来到诊所的时候，想法变了。医生的指尖在显示屏上滑动，告诉她，蜷着的是孩子的手，曲着的是孩子的脚，那颗小到看不见的点，是孩子的心脏。

“这是一个新生命。”医生反复强调，孩子已经做好了来到世上的准备，但南蒂不一定有做母亲的能力。她和家人反复商量、争吵，经历崩溃，妥协，最终选择生下孩子。“我不知道能不能给到他应得的东西，但还是得慢慢解决所有可能的问题”。南蒂说。

她咨询了律师，被告知要解决孩子的国籍问题，就要先申请到自己的国籍。但每次她问政府工作人员，申请进行到了哪一步，得到的回复是：“在进行中，你要等待。”

“你要等待”这几个字南蒂从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傍晚，一直听到现在。

十五岁时，南蒂收到了来自政府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拒信。那封信中，她的国籍申请被驳回，并要求她重新走一遍流程。

她没有气馁，想过要去印尼大使馆，但又害怕没有国籍会被驱逐出马来西亚。父亲直到去世之前，一直在联系当地的政党议员，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件，最后石沉大海。

得到回复的几率渺茫，南蒂只能等待。眼下，孩子的未来让她迷茫。 

戴嫒锦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社会服务机构Yayasan Chow Kiat工作。这家机构自2011年成立以来，收留了大约3000 名儿童，包括难民和受虐待的儿童，其中有一半是无国籍的人。

没有国籍，这些孩子无法在当地公办学校上学。“我们机构设置了homeschool，让他们像在家里上学一样。但是因为没有身份证登记，全国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戴嫒锦说。

无国籍的孩子在难民中心。

和南蒂一样，伊莎的申请之路漫长而遥远。她在新闻上看到过，有些老人到了七八十岁，才申请到自己的国籍。但她看到一些刺眼的评论，“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为什么要在这里占用国家资源？”

伊莎觉得自己能申请到印尼护照，已经是幸运，至少还能上大学。大学里的宿舍费用一学期两千多，她想节省下这笔钱，选了走读。于是每天住在家里，有课的时候，她再坐一个小时的巴士去学校。

家门口这条笔直的公路，通向海边。伊莎从小就住在这里，旧铁皮搭成的一层平房，周围是荒芜的杂草和棕榈树，倾斜的电线杆从小屋旁穿过，爬满墨绿的青苔，另外几栋铁皮房子零散坐落在杂草中。路旁有一道小沟渠，渠中生长着鼠尾草，灌木上覆盖着一层土，颜色暗淡。

这里是和繁华都市隔绝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人穿越这个僻静偏远的乡村时，伊莎总不免会想起那些童年往事。她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自杀的，没有人知道原因，那年，伊莎只有13岁。

弃儿

伊莎的父亲刚离世的时候，她把自己关在光线暗淡的小房间里，下暴雨的时候，雨水冲刷着铁皮屋顶，让她心里烦躁不安，她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弃儿。

她现在能想到的关于父亲的温暖记忆是，小时候，她希望自己是富人家的孩子，她要求父亲每天一定要带她出去吃饭，刚开始父亲答应了她的请求，但几天后，就制止了她。不过，每个新学期到来时，父亲还是会带她去买新文具和新书包。

父亲走后，母亲跟了别的男人。伊莎跟她要过生活费，但母亲却说拿不出钱，让她自己打工赚钱。伊莎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尽管母亲是印度尼西亚人，但伊莎从未去过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那里还有没有亲人。成长过程中，她对母亲的家族知之甚少，与她共度的时光也寥寥无几。

母亲的家族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谜。她只知道母亲出身贫穷，没有文化，后来到马来西亚打工。很快就和伊莎的父亲在一起，生下她。

在她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总是跟不同的男人厮混，她叫那些男人叔叔，男人会给她买各种糖果吃。

“我读幼儿园时，她就跟男人鬼混了。”她说，“接着她离家出走了。”关于母亲的记忆，在这时戛然而止。

她只知道，疫情期间，母亲一直在马来西亚非法逗留。管控放开后，母亲带着之后生下的孩子离开了马来西亚，不知去向。

因为国籍的问题，加上父母不在身边，伊莎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到学校做了心理咨询，医生诊断她患有抑郁症。生病期间，一个声音缠着她，“没国籍，就这样消失就行了，反正没人在意，说不定还会引起注意。”

放学后，她也不想回家，沿着那条乡村公路一直走，想走到世界尽头；或者搭巴士跑到市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累了就蹲在路边歇歇，看着来往的车流和人流，想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天黑了才回家。

这种时候，她会埋怨母亲，丢下她不管不问。“现在，我只希望她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伊莎说。

在学校里，她心里想结交很多朋友，但因为太过在意，她会对朋友言听计从。伊莎敏感，她对自己的看法又取决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听到别人说她坏话，她会介意、伤心很久。

中学毕业时，班里组织学生一起去其他州旅行，临行前，伊莎因为没有身份证，最后被拦在机场外面。

在马来西亚生活那么多年，除了沙捞越州，她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有时候家人坐飞机外出游玩，伊莎只能留在家里，嘟嘴生闷气，但也不知道在生谁的气。

她只能通过家人发来的旅行照片，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被忽略的人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伊莎都感觉自己像是一粒灰尘，每个地方都要把她扫出去，她的存在是多余的。

戴嫒锦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裔，她在社会服务中心关注的对象正是这些“被忽略的人”。在她对接的难民中心里，经常遇到无国籍的孩子。

无国籍的孩子在难民中心。

在她的了解中，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孩子生出来的一个月之内，孩子的父母必须要办结婚证书。“但是很多人没做到这一点。如果是跟外国人生孩子的话，在马来西亚办结婚证书费用比较高，很多人存在经济问题，就没有去办。”

戴嫒锦接触的一些是周边国家过来的劳工生下的孩子，“尤其是女性，她们在马来西亚生活，又怀孕了，没有办法拿到结婚证书，因为需要很多手续，他们觉得麻烦就没申请。”

这些无国籍的孩子几乎无法工作，因此没有收入，生病不能看医生。“他们为了生存，最极端的方法就是去偷盗和抢劫。”

这两年，她关注到另一个无国籍案件。案件中的女孩于2016年6月出生，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母亲是中国人，当时两人没有结婚，女孩被国民登记局归类为非马来西亚人而没有发出“报生纸”（出生证明）。

这对夫妇在孩子出生3个月后在布城的国民登记部门登记了婚姻，并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为女儿申请公民权。直到2021年10月，法官宣判这个女孩应被赋予马来西亚国籍。

伊莎的故事和这个女孩有些相似，但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已经离世，根据最新的申请规定要做亲子鉴定，这对她来说已经难以实现。

戴嫒锦所在服务中心的社工会帮这些无国籍孩子收集出生证明，再提交给政府，申请户籍。“政府比较谨慎，需要很多证据去证明你是从小到大都在这边生活，因为担心这个孩子是领养的或者是拐卖的。”

晚上的无国籍者居住的村庄。

在服务中心，戴嫒锦接触了上百名无国籍孩子，对于他们，她认为一视同仁，就是对这些孩子的保护和尊重。“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和种族，不管有没有国籍。” 

在这里，他们暂时渡过了难关，日子却还在循环往复。

虽然早在1954年，联合国便通过《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对无国籍人的定义为“不被任何国家依照本国法律认定为国民的人”，并承认了无国籍人法定的国际地位。迄今为止，该公约共有96个缔约国，马来西亚并不在其中。

无国籍人因为没有法定地位，因而往往会感到被社会所遗忘。马来西亚无政府组织成员唐华关注到了海上巴瑶族。他们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域，历代祖辈依海而居。

无国籍的孩子在坟墓边玩耍。在这一片，只有坟墓区是陆地。

和伊莎一样，这些海巴瑶人大多没有国籍，祖父辈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并不知道公民权的必要性，后来又因为政治的变迁和政策的变动得不到国籍。

唐华是马来西亚华人，祖上三代都定居在这里。2019年，法学专业的他到沙巴州支教，在仙本那遇到这些无国籍的孩子。原本以为岛上椰林树影，水清沙细，但在这个村落，他看到的是遍地垃圾。“他们生活的区域因为无国籍属性，一直以来并不受政府管辖和整治。”

唐华支教地方的孩子和四处散落的垃圾。

退潮后堆在岸边的垃圾。

唐华记得，以前问那里的孩子们：“你们有几个兄弟姐妹？”孩子们盯着他，反问道：“老师，你是说以前还是现在？”这里的孩子，生与死都无人知晓。

岛上的房子。有些房子没有桥梁连接，只能搭船出入。

平等活着

在沙捞越州，伊莎和奶奶居住的这幢铁皮房子被分成四间，每一间面积不大，天花板很高，有三扇门通向外部。一扇通往大厅，另一扇通向杂草丛生的小山坡。流浪猫狗零零星星地出现在沿途的风景里，天空是明亮的蓝色，地面是草地的翠绿。

对伊莎来说，尽管童年过得并不幸福，但她捱过了那段让她“难堪”的时光。她找到一个方法，把对父母的想念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样她就能放松下来。

她会和自己对话，找到自己所爱的东西，开始接触画画，把自己代入到这些人物中，想象着自己在里面生活。在她房间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动漫海报。当自己开始脆弱的时候，就听那些能够产生共鸣的歌曲。

在网络上，她认识了一些和她有共同爱好的外国朋友，虽然经常有线下活动，但她因为不能出国从来没有参加过。在互联网上，没有人在意她的身份和国籍，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为朋友，逐渐从抑郁的泥潭中走出来。

每次，她只能和遥远的朋友们连线，在合影里把自己的照片P上去。照片里，伊莎有一双大而圆的眼睛，皮肤是小麦色，脸上有点婴儿肥，穿着长长的白色刺绣镶珠连衣裙。能够和这些朋友见面是她最大的愿望。

和小时候喜欢独处不同，她现在喜欢热闹的、有生活气息的环境。在大学里，她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课余时间，她在早餐店里打工，一天工作9个小时，能挣40马币，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

南蒂的生活也在继续。她通过妈妈的朋友介绍，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老板，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没有公积金，但有福利和双休。她和朋友合作开了甜品网店，利用下班时间接单制作。虽然累，但收入不错，能给家里带来不少补贴。

通过中国的社交平台，南蒂认识了很多和自己情况类似的无国籍人士，会相互更新申请进度。只要有间隙，她都会拿起手机，拨通从15岁起就熟记于心的电话，然后问一句：“我是南蒂，我想查询一下，我的国籍申请，还有进一步审批吗？”

伊莎在一款中国相亲软件上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对方是有国籍的马来西亚人。事实上，她可以选择嫁给一个马来西亚籍男人，这样她在五年后也能拿到国籍。但这种方式在她看来是一种妥协和放弃。

一些人因为一直申请不到国籍想放弃，但伊莎不想。她只想拥有正常人的生活，拿到国籍，换种人生，结束被排斥和被驱逐的命运。

现在她想明白了，她和大家一样平等活着。每当她穿过邻里街坊，步行去学校，驻足在人行横道时，她再也不会被他人投来的目光灼伤，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影子。

她知道她自己生命中还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