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女性意味着什么？李洁：是温暖的港湾，也是隐秘的王国

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

本篇聚焦家庭与女性的关系，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家庭模式的变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劳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李洁指出，女性的解放是一个单向度的解放，虽然女性进入到公共生产领域了，但是男性以及公共资源，如何来反馈支持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领域，仍然非常不足。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

人口转型期的女性与家庭

澎湃新闻：人口结构正处于转型期，这使得女性将要或者正在面临什么？女性的处境是否会有转变？

李洁：人口结构转型的当下，国家政策和公共话语都在推动、激励生育行为，最典型的是现在三孩政策的放开。一孩、二孩放开不过才三五年的历史，未来有可能放开更多，那么这种连续的生育激励政策对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以看三种女性群体的处境或是想法。

首先是年轻女性，中国人民大学李婷老师对大学生群体生育意愿调查发现，阻碍年轻女性进入婚姻和生育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进入家庭后潜在责任增长而外部支持不足的担忧。所以当下年轻女性做出的一些选择或许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发声。我们需要有对既有的性别关系做出反思和调整。

其次是全职妈妈，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对这一群体还缺少足够的关注和接纳。在西方社会，全职母亲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身份，人们承认她的社会性，也觉得她在经济资源上应当享有家庭的收入。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对完全从事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女性还缺少足够的包容和支持。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转型，可能也需要我们以新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和边界。

然后再看中老年女性，除了宏观层面的人口结构转型，家庭内部的人口结构转型也非常激烈，急速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使人口照料需求凸显，60多岁的老人要去照顾80、90岁的老人。而大部分家庭是女性承担照料者的角色，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给她们提供支持，让她们的需求被看见，是中老年女性正在面临的严峻话题。

当然，虽然人口结构转型对女性有不利的一面，但由于我们还处于经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反而也给女性提供了一些机会。

比如照料劳动的市场化就给基层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像月嫂、育儿嫂、服务员、保姆等，都是农村女性出来后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当很多体力劳动被机械化、数字化替代，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农村家庭中的中老年男性外出找不到工作，变成了留守男性。所以家庭照料的职责就会重新落在这些男性身上，但他们又觉得这不是男性应该做的事情，或者他们从没烧过饭或照料过老人，就会导致一些新的家庭矛盾和冲突。

所以，这个转型期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正在或即将面临改变，因为二者之间的地位是有变化的。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在受教育、工作机会、话语权上的可获得性都有所增长；而传统男性气质则面临着某种不可避免的滑落。两性关系肯定会出现新的矛盾。所以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创业家庭，都对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家庭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家庭之外，女性的公共参与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女性在构建社区连接感上表现出色，包括您研究的都市中产全职妈妈群体，也表现了女性在社区层面的公共参与能力。那么您认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能动性具体是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洁：前几年母职研究很热，但更多的是把母职看作是一种惩罚、压力或焦虑。在实践过程中，女性主义中有一个学派认为，既然生物学上没办法否认母亲的经验，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怎样构建一个更好发挥女性主体性的环境，让女性更自主、快乐地成为母亲，同时也有可能改变社会。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对勾连起家庭私人领域和社区层面的公共生活，女性是有重要的贡献和潜力的。

社区是城市中很重要的一环。当下的生育政策研究要么是激励家庭中的个人，要么是学校、医院、用人单位等专业性机构，忽略了社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打交道的一个弹性领域，它既不像家庭那么私密，也不像公共机构那么正式。我们在其中不断修复自我，所以社区对于人口再生产研究非常重要。

母亲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只是同其他母亲联系，有时候母亲和老年人也会产生联系，因为有一些是老年人带孩子。家庭之间达到类似于传统社会里的共同体，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真感情，能够走到别的家庭中去，彼此信任，成为社区治理一个很重要的纽带的基础。

女性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照料者，的确会对女性产生压迫，但女性作为照料者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治理，能更多地把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的声音带到公共话语中。上野千鹤子老师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她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只由18岁到60岁的、成年的、健康的、有战斗力的人所构成的，18岁之前有青少年和儿童，60岁之后有老年人，还有孕产妇，残疾人，患病的人，那些人的声音怎么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和社会治理当中体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真的有代表弱者在发声，不应该贬低女性对时代进步的贡献。

所以建设女性友好城市，应该让女性发声，让她们参与到友好城市的建设中来，因为她们代表的不只是女性自己的声音，还有那些不那么完美的“战士”的声音。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她们的声音却往往是比较微弱的。如果能够给这些承担家庭日常照料责任的女性群体提供一些机会和资源，是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为大多数普通人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坪上玩耍。文本插图均由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男性气质与男性的家庭处境

澎湃新闻：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可见性低且价值被严重低估，近年来频频引发争议的“男德班”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反思男性气质，培养“全参与型好男人”，鼓励男性承担再生产劳动，您如何看待这类现象？

李洁：我对男性气质研究也挺感兴趣的。因为过去一两百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强调的是女性怎么走出私人家庭，进入到政治经济等公共生产领域中，实现自我价值、经济独立、获得法律上的人格等等，但是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一书中提到一个词叫“未完成的革命”，指的是女性走出去了，从家庭走到了公共领域，但是家庭内部的再生产领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

方刚老师推出的让男性成为一个好伴侣、好父亲、好丈夫的课程，倡导男性家庭参与的初衷我觉得是积极的。我在相关报道中看到，创办者也考虑起其他名字，但后来觉得都没有“男德班”这个名称引人关注。2015年曾经创办过一期，只有两个人报名。2022年又再次开办，可能也跟那次经历有关，所以他们觉得吸引公众关注是第一位，这样才能进一步去说怎么把事情办好。真的报名参加男德班的男性也许是少数，但对于引发公众的讨论和关注，是有价值的。

“男德班”的带领者之一张智慧老师分享过一个故事，他是反家暴“白丝带”的成员，他说有男性家暴者打电话来求助，问怎么控制自己的家暴行为。可见男性对自己的不当言行是有反思的，也是想改变的。但是当男性在暴力型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会习得暴力，很难控制自己。传统的性别教育下，男性不太会沟通与表达，当他们在婚姻关系中受挫，会不知道怎样协调和处理。在这个意义上，给男性提供一个反思和自我成长的机会，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再生产劳动的公共支持与市场化

澎湃新闻：您一直强调公共部门对家庭照料的分担，请问具体是哪些公共部门，怎么去分担？

李洁：所有的公共部门多少都会涉及到和性别相关的话题，前几年谈的比较多的是“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倡将性别视角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中，决策层需要分配足够的资源去促进女性在各方面的平等。说到具体部门的话，比如交通部门，因为女性会带着婴幼儿出门坐高铁、飞机，但公共交通运输部门仍然做得不够。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个母亲带孩子出门要带多少东西，湿纸巾、干纸巾、尿布、奶粉、玩具、换洗衣服等等。

以前有人说做得不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不够发达，等经济发达了，可以购买服务。但我发现不完全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看待照料劳动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卢旺达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但是带孩子的母亲出门什么都不用带，敲开路上一户陌生人家的门，他们在道义上需要给口稀饭喝，让你稍微歇一会，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的保护机制。

我们不能只把孩子看做一个家庭的私有物品，他也是社会的公共成员和下一代劳动资源。所有经历过照顾老人孩子的人，不论男女，都会觉得公共部门或公共空间对所有人的友好是很重要的。这也对我们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澎湃新闻：有研究指出，家务外包会让阶层较低的女性代替阶层地位高的女性承担照料劳动，您如何看待照料劳动的市场化？

李洁：照料劳动的市场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让原本无偿的家务劳动体现出经济效益，不一定完全体现出照料劳动的价值，但至少让价值外显。当一个朋友的老公和家人听说请育儿嫂一个月要花七八千，惊讶地跟她说“原来你以前做妈妈的工作这么值钱”。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也解决了一部分中产家庭的照料困境，例如长期需要家庭照料的卧床的老人。另外，照料劳动市场化也部分地解决了一些中低阶层的女性就业的问题。

不过，虽然照料劳动市场化体现出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照料的资源分布不均。另外，出于家政劳动本身的特性，它不是在公共场所的劳动，它发生在私人家庭场所，不适用于一些劳动保护条例，对于这类劳动者的劳动保障还不是很完善。

祖辈带孩子。

性别与年龄、阶层、城乡关系的交织

澎湃新闻：那些没有被充分看见的女性，例如女童、老年女性和流动女性等，她们在家庭中有着怎样不同的处境？

李洁：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女童在家庭中可能会被忽略，甚至被遗弃，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女童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有一个词叫“儿童的亲职化”，特别是在多孩的家庭，比较大的孩子会去承担一些父母角色的劳动。还有来城市给子女带孩子的“老漂族”，一些研究发现她们既劳累拉扯，又孤单无助。

关于流动女性，我有时会想，我们平时会去逛商场，去图书馆，去咖啡馆，那么家政工的公共生活空间在哪里？我参观过家政工社工组织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在我们正常不会去的楼房的地下室里。那里可能租金比较低，好多社工机构只能租得起地下室或是北京六环以外的半农村的房子，作为他们的活动空间。

我研究做钟点工的家政女工，不同地方的单让她们骑着电动车来回奔波。而城市空间那么大，在上午一单和下午一单之间的时间里，她们没有地方去。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她们没有太多的公共空间可以驻留，她们的打扮会让她们在一些中产女性常去的公共空间里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可见，城市并没有太为这些女性提供在可临时栖息的空间，她想去驻足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地方能落脚。因此，这不仅仅是单一的性别问题，它是和阶层、年龄和城乡流动等多重因素的交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从性别的角度来解决的。

一个完整的人，一定不能只有家庭生活，而是要能走出家庭生活，在家庭之外，有比较安全的、自如的、不会觉得格格不入的场所跟别人交流，当在家庭中遇到问题时，有可以寻求帮助和寻求喘息的空间。所以我觉得给所有人提供公平、安全、自如的活动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女性。

女性家庭处境的过去与未来

澎湃新闻：随着家庭结构、家庭模式的变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劳动，有什么样的变化？性别更平等还是更不平等了？

李洁：从过去的发展历程看，女性地位总的来说是越来越高了。最早女性只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财产，有一本人类学著作的名字就叫做《女性、谷物和资本》（Maidens, Meal and Money），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种子是一样的，都能够生产“下一代”，种子能够生产粮食，女性能够生产子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进入到市场中，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法律地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这一定是进步的。

但是女性的解放是一个单向度的解放，就过去两百年的历史来看，女性进入到公共生产领域了，但是男性以及公共资源，如何来反馈支持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领域，仍然是非常不足的。主流的话语体系将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作为成功人士的衡量标准，这也是有问题的。今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独立女性，但当女性大量进入到工作场所中，会出现再生产的危机。当然不是说让女性离开职场再被困在家庭中，而是说社会需要让所有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有承担再生产者责任、享受家庭生活的资源和机会。

再生产劳动有它吸引人的一面，比如关系性的、情感性的满足，所以如果还需要家庭的话，需要思考怎样让家庭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比如给再生产劳动价值上的认可，在需要支持的时候，提供社会资源等等。

澎湃新闻：对于建设女性友好城市，您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吗？

李洁：女性友好城市的概念会让一些人产生女性友好就敌对男性的误解，但我想强调女性不是男性的敌人，女性是男性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亲朋好友或者是工作伙伴。女性友好城市建设中有很多男性可以体现和参与的地方，怎样缓解性别对立，把这个思路打开，会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建设女性友好城市，应该让老人、儿童、孕产妇、残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需求和声音，都能够得到体现和回应。女性友好型城市，是要建设一个让所有人都更加宜居的生活场景和空间。

建设过程中，女性的参与和女性主体性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需求，女性参与的过程，是需要被体现和呈现的。但一定要避免把女性脸谱化和年轻化，认为女性就是爱美的，女性就是粉色，也不要把母爱崇高化，不要把照料的职责和女性进行道德捆绑。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