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⑥张公瑾：与傣族同吃、同住、同劳动

【编者按】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张公瑾的口述。

张公瑾（1933—2017），浙江温州人。多年从事傣语和傣文化研究。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调查工作，撰有多篇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访谈对象：张公瑾

访谈者：张龙翔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14日9:30—11:00、2016年6月22日9:30—10:30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

在场者：蒋思遥、杨子琦、牛晓丽、赵方舟

录入整理：蒋思遥、杨子琦、牛晓丽、赵方舟

[张龙翔按]：我和张公瑾教授是老相识了。2014年的时候，我就以“治学与个人经历”的话题专访了他，当时我与张先生相谈甚欢。2016年是我第二次采访他，这次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本书内容的需要，弥补上次采访内容的不足，希望能够从张先生那里得到更多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信息。但是非常不巧的是，等我们来到张先生家里的时候，才知道张先生不久之前大病了一场，现在大病初愈就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感到十分的感动。

第二次采访涉及张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的经历，和他参与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些细节，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张先生积极配合，但是我们还是考虑到了他身体状况，没有过多的打扰，采访的时间也非常短，没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但还是特别感谢张先生，采访虽短，但是仍有非常高的价值，在此也同样感谢各位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老先生们，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本书。

进入中央民族学院

张龙翔（以下简称“张”）：张教授，您是哪年进入咱们民族大学学习的？

张公瑾（以下简称“张教”）：60多年前了。1951年11月2号，那时叫中央民族学院。

张：您从哪个大学来的呢？

张教：上海复旦大学。

张：您把您来北京的这个过程谈一下。

张教：当时，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就读，社会系就是现在的社会学系，在社会系念一年级，我们是春季班，下学期，华东教育厅来了个通知，说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了，要招收大学文科一二年级的学生去学习民族语文，将来到民族地区工作，愿去的可以自己报名。我就报了名，几天后被批准了，我就拿了华东教育厅的介绍信，与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到中央民族学院报到了。我们1951年10月31日晚上从上海出发，那天恰好是我18岁生日。我们于11月2号清早来到了位于国子监的中央民族学院。

张：您把到这儿报到的情况跟我们谈一下吧。

张教：那天早上我们到国子监报到，那时民院的宿舍还没有盖好，我们是住在雍和宫，老师办公和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国子监。我们到了国子监，是老红军王克与张正琴接待我们的，交了介绍信，办了手续之后，李世振带我们去雍和宫领衣服，棉衣、脸盆、笔记本、漱口杯、牙刷、牙膏，通通都有。那时民院是供给制。我们那时住在雍和宫，在雍和宫的大殿里头。那时雍和宫的房子很破旧，门窗也关不严，冬天是很冷的，生了好几个炉子，也没用。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殿里头，在那边住，上课到国子监，上课回来吃饭还是在雍和宫。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见和尚（喇嘛）念经。

张：哦，你们还在寺庙里住过。

张教：第二年魏公村的新校舍盖好了，我们就搬过来了。校门口大路旁边立着几根柱子，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大门，旁边什么也没有，周围都是庄稼地，还有就是坟地。我还有一张校门口的相片，是校庆60周年时找出来刊登在《民族画报》上的。我拿来给你们看看。

张：校舍的规模也没有现在大吧？

张教：我记得那时只有四座楼，3号楼、4号楼、16号楼、15号楼，不过那时不叫十几号楼。就叫行政楼、教室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还有大礼堂。

张：您当时在哪个系呢？

张教：当时有两个班。一个是军政干部训练班，一个是语文班，就是民族语文班。还有一个藏语班，比我们早来几个月，跟我们不在一起住。我们到校后的头几个月，不学专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到1952年初才开始分班学习民族语文。我们70多个人分成十来个民族语文班。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对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学习维吾尔语或者蒙古语。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马学良先生说：你们南方来的同学还是学习南方语言吧。于是我们几个从上海、南京来的学生就分配学习贵州罗甸县的布依语了。刚去世不久的王伟老师就是教我们布依语的老师。学校还为每个民族语班配备一位语言学家帮助辅导，辅导我们班的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周定一先生，他帮助王伟老师编教材，上课。同时，马学良先生自己给我们讲授语音学课。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语言学和语音学的严格训练，那是重要的基本功，使我们终身得益匪浅。

张：您最初学的是布依语，后来怎么又搞傣语的呢？

张教：我们上了六个月的课，布依语正学得有劲，突然告诉我要调出来工作，因为下学年要开傣语班，已经调来了傣族老师，需要有学过语言学的人和他们一起备课，编教材，给学生辅导。这样，我就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不到19岁就留校当了老师。这是我从事傣语文工作的开始。从此我就与傣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您这么年轻，只学了不到一年就当老师了，困难一定不少。谈谈您的傣语教学生涯吧。

张教：1952年下半年调来德宏的傣族老师方伯龙。后来又调来了孟尊贤老师，他们会傣语、傣文。但没有语言学知识，没有教学经验。独立上课有一定困难。我就和他们一起工作。那时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果很少，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真是很困难。我一方面向他们学习傣语傣文，与他们一起编教材，一方面自己记单词，背课文，分析语法，努力备课。比学生先走一步，吃力地承担着教学辅导工作。后来找到了一本罗常培和邢庆兰合编的《莲山摆彝语文初探》，真是如获至宝，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

张：关于傣语德宏与西双版纳两地的傣语不一样吗？

张教：这两种方言差别很大，文字也不同。我开始从事西双版纳傣语教学工作之后，又从头学起。一面向刀新华学习傣语口语，一面给同学们作辅导，那时西双版纳方言的参考资料更少，我只能从当地印刷、出版的简报、通知、小学教材和当地的报纸、政府文件中找一些资料做参考。后来又学了泰文，这对我用处太大了。傣文和泰文虽然差别很大，但许多词语互相有对应规律，有些文学语言也可在泰语中找到解释。这样，我有了一本泰语词典，又解决了学习中的一些问题。这样一直工作到1958年初。

参与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张：我们学校和许多大学的师生响应中央的号召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您参加了吗？

张教：当时我正带着学生实习呢。1958年初我和刀新华一起带学生去西双版纳实习。

张：你们第一次去民族地区，生活习惯吗？

张教：我们一直深入到基层村寨，分散住在老百姓家，实行“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一边指导学生实习，一边自己努力学习，正是这一段经历奠定了后来长期从事傣语教学、研究工作的基础。当时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青年，与傣族同胞亲密相处，虽然艰苦一点，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

实习计划本来是4个月，但到期时，国家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派了好几个调查组分赴16个省区调查，有民族工作干部，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专院校师生上千人参加。当时我们正结束了实习，领导就让我们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在昆明接受了短期的培训后又回到西双版纳，开始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直到1959年夏天才回到北京，这样，我们在西双版纳实习和调查大约有一年半时间。

张：短期培训都学习些什么东西呢？

张教：国家民委领导的讲话，学校领导的讲话，还有调查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我们受到国内形势的影响，到处搞“大跃进”，当时全国都放“卫星”啊，我们提出来搞一个“试验田”，高产示范基地，后来云南边委书记孙雨亭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了，你们调查好了就行了。”

张：孙雨亭是云南边疆委员会的？

张教：孙雨亭这个老干部是很有水平的，他在全国处处“发热”的状态下保持清醒头脑，在当时干部中是少见的。

张：这个人很有先见之明啊。

张教：当时劝我们你们别忙于搞示范田，那个“放卫星”他叫我们不要搞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领导真有水平。他不给你乱戴帽子，是吧。

张：在这项调查工作中您都干了哪些事情呢？

张教：开始是下乡嘛，北京去了1000多人。

张：去了多少？

张教：总共好几支队伍吧，在昆明的将近100人吧，昆明配合的有一批人。地区里头、市里头、县里头都配合人，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浩浩荡荡，每一个乡都有十几个人下去。下去之后，我们就是工作队，一面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到村子里参加村里的各项工作，一面进行社会历史调查。

张：云南当地也有一大批干部参加这项调查工作？

张教：对，然后到地区，地区有一批人。

张：人越来越多，“层层加码”了。

张教：“层层加码”，下去之后我们就进村了，进村这个事情还不完全一样，我们是配合队伍一起做工作，白天劳动，晚上就调查。调查呢我们当时各种方法都有了，这个是史无前例啊，是值得的。以后不可能再做这个了，别的国家也不可能像咱们国家做了这一次调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你现在想否定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调查材料是只重三基础，只重这些生产资料等等，当时可能有一点片面，但是这个工作是值得的，是全面的，全国各个地方都去啊，开始时是8个组，最后是16个组吧。

张：您主要是调查哪个民族呢？

张教：傣族。

张：在这次历史文化调查当中，对宗教调查了吗？

张教：当时调查很少，有一点，但是开始的时候没有，都是技术方面的。例如，你家多少耕牛，多少工具，几把镰刀，几把斧子。

张：生产工具。

张教：你家种多少地，地是按亩，按种子来算的，你家撒几箩种子的地，还有你为什么是贫下中农，富农，这些都要知道。最后呢，一个表格吧，每一户都有一个表格，汇总完呢是一张表说明这个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做。这个之后呢，就写那个简志简史。当时简史简志啊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成果，简史简志那时候是一批人在写，我们是调查资料，后来就留下了专门搞文献了，我懂傣文，别人不懂，把我留在了文物室。

访谈对象简介：

张公瑾（1933—2017），浙江温州人。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攻读傣文，毕业后留校工作。多年从事傣语和傣文化研究。195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调查工作，撰有多篇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聘专家、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顾问等。曾任壮侗学研究所所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主攻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古籍和语言学理论。专著有《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中国的傣族》（曼谷泰文版）《文化语言学发凡》《傣族文化史》等，另有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外发表20余篇。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