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为什么还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2023-03-10 11: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上面这句话放在今天看，会被认为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但回到它出现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中叶的美国，这其实是一句赞美。那时，因二十世纪初北美和整个欧洲的劳工运动所产生的国际妇女节，还未被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

如今，3月8日国际妇女节已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庆祝的节日，在这一天，妇女们作出的成就得到肯定。然而需要以节日的名义来博取关注，这本身就证明了女性易被忽视的事实。在本篇关于女性与抽象艺术的文章中，你会看到一连串可能让你感到陌生的艺术家名字，哪怕你已对艺术史颇有了解。然而这种陌生是因为艺术家本人的造诣不足以让其名扬天下吗？

并不一定。

开篇的那句“赞美”，来自美国画家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他对自己的学生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克拉斯纳的丈夫、人们所熟知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实际上是师承于克拉斯纳。可是，在波洛克享誉世界、风靡国际艺术市场时，同样展现了艺术创造力的克拉斯纳，却被默认为是丈夫的附属品。

上图：李·克拉斯纳和其丈夫、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帕洛克在工作室内。©Lawrence Larkin，版权属于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Munich

中图：克拉斯纳的作品《Icarus》。© The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 Courtesy Kasmin Gallery, New York. 摄影：Diego Flores

下图：杰克逊·帕洛克的作品《Red Composition》。

©Courtesy Christie's

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运动的抗争已持续近一个世纪，而今人们能品出一句话中是否带有对女性及其他群体的歧视，得益于这些伟大的抗争。但是，有一件事也许至今未变，即“艺术家”这个词仍然不能平等地指代男性和女性的创造力，对艺术成就的评判权力、对艺术家身份的认可，仍大部分在男性话语的掌握之下。

在人们十分自然地以“女性艺术家”一词将有创造力的女性划为一个完整的群体时，往往并不会注意到，艺术史及艺术界不存在“男性艺术家”或“艺术家男性”这样的用语。即便注意到，似乎也无法规避这一词汇。

著名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曾说：

是女性难以成为艺术家，还是女性在艺术史中遭到了忽视、曲解甚至抹杀？如何用行动来确证，而非局限于口头的控诉？

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并以3月8日为最后一日的展览“她们与抽象”，是国内首个聚焦女性抽象艺术家群体的专题展。展览与法国蓬皮杜中心合作，34位参展艺术家各自活跃时期连接起了20世纪抽象艺术史，作品年代横跨19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这次展览像一个来自过去，但从未减弱其力量的宣言，即艺术家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艺术家”也并非可以根据性别粗暴地进行划分的单一艺术集体。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特展“她们与抽象”，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举办这样一个带有“女性”标签的展览，是从中再次强化人们对女性气质的偏颇、刻板印象，还是能够排除性别的诱导，真正展现艺术家的个体创造？

“她们与抽象”源自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塞尔（Christine Macel）与团队多年的研究工作。她认为，审视这段女性抽象艺术的历史，确实令人对以往仅限于“绘画”的主流抽象艺术研究产生质疑，从中的发现早已跨越了性别的范畴。

展览以洛伊·富勒（Loïe Fuller）的“蛇形舞”为开篇。

佚名，《蛇舞 [II] (卢米埃尔作品 N°765-I)》，1897年 – 1899年6月19日

©蓬皮杜中心，巴黎

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舞台出现在画面中央，一名女子穿着的衣裙在其上夸张地飞旋腾空，她正在模仿洛伊·富勒的蛇舞，而这件影像作品的创作年代可追溯至19世纪末。艺术家洛伊·富勒曾用蛇形舞蹈呈现了一个通过不同姿态的起伏线条来渲染身体的几何形状的作品。在与特制的长袍一同飞旋在舞台上时，创造性地使用灯光也可以让洛伊·富勒的身体成为运动中的彩色抽象形式。

在20世纪初，富勒的创作曾带给不同艺术家有趣的启发，用她们的身体像铅笔一样在空间中画出各种几何形状——

克里斯蒂娜·马塞尔与她的同事们研究发现，这种表演性的抽象方法在整个世纪中得到了延续，成为名副其实的身体在空间中的抽象画，无论是短暂的还是留下真实的造型痕迹的。女性既已经参与到了抽象艺术创作中，也在其中通过灵感的传递、扩散找到了自己的伙伴。她们在绘画与绘画之外探索和揭示抽象艺术的无限可能。

重新评估女性视角下的抽象艺术史，并非是响应一时的时尚效应，“她们与抽象”正在呈现的，是长期缺损、模糊不清的另一半艺术史。

“当人们来到这场展览的入口处，看到特意被呈现在那里的约34名参展艺术家的肖像时，我敢打赌没几位观众能说出这些面孔主人的姓名，甚至包括其中那几个20世纪抽象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比如洛伊·弗勒（Loïe Fuller）、索尼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或海伦·弗兰肯塔勒（Helen Frankenthaler）。”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塞尔说道。

海伦·弗兰肯塔勒，《春天河岸》，1974年

©蓬皮杜中心，巴黎

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谈到女性在艺术史中的隐身，许多人都会自然地想起美国艺术史学者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的这一句发问。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实的伟大是否存在过，而是在于，究竟是谁在行使评判伟大的权力。

相似的疑问还见于《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这一批判性的文论当中。作者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是美国女性主义科幻作家，她在20世纪60年代凭借作品《在天堂野餐》一鸣惊人，而当时的科幻小说界几乎由男性作家占据。就创作活跃时期及向男性霸权发起挑战的经历而言，乔安娜·拉斯实际上是“她们与抽象”特展中艺术家们的的同代人。

左图：乔安娜·拉斯《在天堂野餐》

右图：乔安娜·拉斯《如何抑制女性写作》

她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一针见血指出了女性在创作领域的被迫埋没，被“女性”身份限制、遭受打压和排斥，甚至连“被看见”都有装点门面的性质，并且“被看见”的比例也被严格限制。“总有足够的女作家凑足那个5%，却又永远不会多到超过8%”。她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这些文选资料只收入最为杰出的女作家，但被保留下来的少数女作家的现实意义仍会被扭曲。

研究者普遍认为，女性是否参与艺术创作，这不是由性别决定的，而是由女性被迫接受的社会性别角色所定义。在20世纪女性平权运动萌芽之前，女性被视为甘愿从属于家庭，没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丧失经济独立能力及地位甚至被视为一种贤妻的本分。

“说一些艺术家‘更喜欢’待在她们周围的‘伟人’的阴影下是谬误的，由于文化原因，她们常常别无选择。”策展人说道。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发觉，不止是女性，世界上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亦是如此在文明史中几乎处在了暗影之中。

正如本文开篇所例举的李·克拉斯纳与他的丈夫杰克逊·波洛克在知名度上的巨大差异，女性在艺术史书写中的缺席，显然并不因为她们没有参与艺术创作，而她们总以艺术家的妻子、情人的面貌现身，然而这并非她们的本愿，这样的关系纽带也扭曲了事实以及女性的形象。

历史上，并非全然没有对女性艺术家的呈现。

1943年，知名的画廊主与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在美国策划了“31位女性”的展览。在她两年前逃离纳粹控制下的欧洲时，随身携带的藏品包含了诸多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品。

上图：佩姬·古根海姆在“31位女性”展览现场。

下图：1942，佩姬·古根海姆的美术馆Art of This Century开幕展。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策展时，古根海姆曾咨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Alfred H. Barr, Jr.），这位馆长不但轻松地列出了一份名单提及苏西·弗里林海森（Suzy Frelinghuysen）、艾琳·莱斯·佩雷拉（Irene Rice Pereira）和埃斯菲尔·斯洛博德金娜（Esphyr Slobodkina）等人，称女艺术家整体上比得上美国抽象艺术家团最出色的男艺术家。可是，当时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却没有给包括这份名单在内许多当代艺术家女性展出或得到收藏的机会。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提到的女性抽象画家的代表作品。

上图：Suzy Frelinghuysen，Untitled（Abstract Composition）

下左图：Irene Rice Pereira，Exploration with a Pencil

下右图：Esphyr Slobodkina，Seagull

到了1945年，古根海姆策划了第二场展览，名为“女性”。“处于两难境地的艺术家女性们理所当然地经历着焦虑：她们需要展示自己的作品。可她们又不愿被收集在一起，好像她们之间没有区别一样，仿佛她们与那些艺术家（男性）不属于一个群体。”这样的焦虑如今依旧存在：列席“女性艺术家”为主题的展览，让身为艺术家的女性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琼·米切尔，《再见之门》，1980年，布面油画，280 x 720 厘米

©蓬皮杜中心，巴黎，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反观当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将“女性艺术家”单独列出来讨论呢？“如果纯粹因为是女性身份而获得‘被看到’的机会，这是她们想要的吗？这是我想提问的。”西岸美术馆策展人顾悠悠认为，近几年她反而时常听到男性艺术家抱怨因为性别身份而缺少机会，所以也可以暂时认为女性“被隐形化”的现象看上去不复存在。就像“女性”对女性的艺术家身份和创造有着限制那样，强调艺术家的性别似乎也就离性别平等越来越远。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对展览“她们与抽象”的评价提示着它的价值所在，“我乐于看到这个项目的诞生，因为它让这些艺术家能被人看见。但我们还需要更多。所有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渴求被体会、被研究、被争论、被修正、被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