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定义：感受比意义更重要

原创 南大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近年来，消费场景和社交媒体中“女神节”“女生节”的叫法变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探讨关于女性更为丰富的话题。从容貌焦虑、职业规划，到婚姻爱情，生儿育女……各种不同角度的声音对女性的选择进行阐释和指导，鼓励她们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苏珊·桑塔格在1966年初出版了文艺评论集《反对阐释》，她提出“阐释会带来偏见”。她希望评论家能帮助读者或观众“重新发现我们的感官的用途”，“我们应当”，她写道，“学会更好地观看，更好地倾听，更好地感知”。

今天，让我们从桑塔格的传记《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出发，期待我们都能从嘈杂的舆论中跳脱出来，重视自身感受而非寻求认可，在知识和智性中寻找乐趣，获得内在的自由和力量。

康奈尔仔细地阅读了1966年1 月初出版的《反对阐释》，此时适逢作者的三十三岁生日。该书收录了26 篇发表于1961—1965年间的随笔与评论。大部分文章重新修订过；有的还加以扩充，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书评的基础上重写——结果是原本评论的书变成了一条脚注。她并不打算编一本合集，而是要展现一段追求知识的旅程，宣扬一种思想、一种美学观点：“我想要揭示与阐明那些支撑着我的种种特定判断与趣味的理论假定。尽管我的目的并不是在艺术或者现代性的问题上表现一种‘立场’，但一种整体上的立场似乎还是显现出来，越发迫切地想要亮明自身，无论我评论的作品是什么。”这些文章出现在集子中的顺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全书五章，其中四章是汇集的评论文章——关于曾对作者本人思想产生过影响的艺术家或其作品；第一章则由《反对阐释》和《论风格》组成，这是两篇给全书定下基调的作品，对作者的美学观念进行了总结。

第一篇文章原本发表在1964 年12月的《常青评论》上，这是一篇旨在反对当下的阐释模式、提倡回归阅读作品的乐趣本身的宣言，呼唤“那个理论尚不存在的纯真时代”的重临，那时“内容”还不是需要研究的一种“艺术作品的特殊要素”。阐释者被她看作附着在作品或文本之上的“大群的蚂蟥”，她谴责他们“改动了原意”，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制造了一道屏障，读者不再能够享有观看和阅读的简单乐趣。她举出贝克特和卡夫卡作为例子，宣称他们的作品“覆盖上了随着时间积累的一层层的阐释”，以至再也不可能有不带先见之明的、单纯的阅读。评论家当然要为这样的现状负责，但他们不是唯一的责任人：在苏珊看来，有些作者是自愿参与这场阐释运动的，在这些被她谴责为“过分殷勤”的作者当中，有托马斯·曼这样的文学神祇，她指责他亲自在作品中提供关于自己作品的阐释。

为什么会有这种对阐释的不惜代价的需要呢？据桑塔格说，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得到保证：“……阐释变成了一种偏见，使人对艺术作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真正的艺术面前，我们容易感到紧张不安。把作品降格为它的内容并对这内容加以阐释后，作品就被我们驯化了。多亏有了阐释，艺术才变得可以控制，可以随我们的意愿而变形。”与此相反，她希望评论家能帮助读者或观众“重新发现我们的感官的用途”，“我们应当”，她写道，“学会更好地观看，更好地倾听，更好地感知”。她呼吁批评参与到“唤醒感官”中来（英语文本走得更远，暗示应当将人的感知能力情色化，“一种艺术的色情学”），这种尝试将会取代传统的经典诠释学方法。

她在下一篇文章中延续了这方面的思考，这一次她回到了风格与内容的对立的话题，这种对立不能完全混同于与之相当接近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风格，而非内容，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某些作品即便将道德判断——伴随后者的是对内容的唯一阐释——撇在一边，也能被观看或阅读。她举出以下例子，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莱妮·里芬施塔尔《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片中泛滥的纳粹宣传并不能阻止我们将其看作电影杰作。我们从中既看到了纳粹宣传，也看到了其他东西，舍弃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损害。在受纳粹启发的艺术作品中，里芬施塔尔的这两部影片是独特的个例，它们超越了单纯对事件进行宣传与报道的角度，而描摹出了事件中智性的复杂流动、动作的优雅美丽。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希特勒的希特勒，一场不同于1936年奥运会的1936年奥运会，心中怀着惊奇之情，又无法完全挥去某种不适之感。导演里芬施塔尔的天才使得“内容”在形式之美面前退散消失，尽管她原本的意图并非如此。

不用说，这几行字并不是不受注意的，评论家们也很快对其进行了阐释（！），用作品内容来评判其作者，无视语境与形式。这是在艾希曼审判三年之后，那场审判在当时吸引了全美国——特别是纽约知识分子——的注意，汉娜·阿伦特对审判的报道先是发表在《纽约客》上，然后又结集成册。在这个时候，她的争辩是难以站住脚的，没有人做好了把美学与宣传看作两回事的准备。

评论集以最后一篇随笔作为结束——《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在该文中，她捍卫了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文化，认为就像科学文化一样，它正处于进化之中，随着时代而变形，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在艺术中，它不是进步而是发展的问题，苏珊向“迷失的人文主义者”保证，“艺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工具，作用于个体或群体意识，创造出各种全新形式的感受力”。而在这些新的感受力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已经被弥合，存在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断层”也得到填补，多亏了这种新的感受力，“一架机器的美，一道数学题解法的优雅，贾斯对一珀·约翰斯一幅画或戈达尔一部电影的品格，以及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与个性中的美，现在对人们来说都可以接受了”。

《反对阐释》最早的书评之一发表在1966 年1 月23 日《纽约时报》上。作者本杰明·德莫特热情洋溢，文章一开头就描绘了一幅苏珊的肖像画，既不乏幽默感，又揭示出了：苏珊所代表的是什么，她又得到了怎样的评价——此处是正面的评价，只不过更多是受到她的同侪而非公众的欢迎。

女士犹豫了。她迷恋“至上女声”组合，对坎普也是无所不知。她出席有分量的偶发艺术的活动，看质量最佳的先锋电影。她喜欢披散一头凌乱秀发，使用激烈的言辞（“我可受不了我写的东西”“我可受不了全知全能型的作者”等）。她嘲笑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查尔斯·斯诺、阿瑟·米勒），迷恋那些无人问津的杂志上的王者（热内、雷乃、阿尔托，所有那一帮麻烦家伙）。她对任何愿意听她说话的人大谈自己的知识分子想法，她对批评问题的影射就 像是纸巾，她的思考方式就像是伤了风的鼻子（“我有种印象，我并没有真正自己解决问题……我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是我穷尽了它们”）。

如果说他有时觉得作品就整体而言缺乏原创性，所探讨的主题也有新瓶装旧酒之嫌——这更像是一部“历史”，他写道，而非一次发现之旅，他仍然且尤其对评论的文笔倾心。对他来说，这才是桑塔格真正的原创性所在，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作品中时刻存在着这个观察者自己的化身。《反对阐释》中的‘我’并不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中性的简单称谓语。他很清楚是要来提供答案的，这些答案针对的是几个对文化史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譬如：是谁需要新艺术，又为什么需要？”他表现得倾慕备至，最后总结道：“桑塔格小姐写出了一部文采卓越、富于灵性的著作。它神奇地生机勃勃；并且居然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这真是不可思议。”

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德莫特这样的热情，理查德·弗里德曼登载在声望很高的《凯尼恩评论》上的文章——这是苏珊少女时代读过的杂志——就丝毫谈不上口吻温和了。他跟德莫特的共同点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女作者而非文本上，更关心笔调与文风而非内 容。旁人本会以为文章开头是为了吸引尚未读过此书之人而做的一番简洁概述，但弗里德曼一上来就开始攻击苏珊在他眼中的过度媒体化：

桑塔格小姐最近登在《时尚》杂志上的整页照片，象征了她成为她自命的“新感受力”偶像之一，对任何正直的人来说，这实在有点烦心。因为她的评论结集给人留下的压倒性印象是：她过分在意要遵守女性杂志的编辑策略。

为了让读者能理解他是在跟怎样一位鹰身女妖打交道，他进一步细细勾勒这幅肖像，特别点明这位作家在他看来接近于“歇斯底里”，她的分析是“生硬粗暴的”，她不仅满足于墨守成规，还装模作样，“把她能想到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引用一遍”。至于作者的笔调与风格，远远不能使他忘记她的其他品质，却更让他确信了自己对她的评判意见：

这其中包括了……如此耸人听闻的宣言，如：“比起经典诠释学来，我们更需要一种艺术情色学。”事实上，这本书里灾难性的表述俯拾即是。一些接近于自造的词［“过量加入”（superadded）、“可孤立的”（isolable）、“元情感” （meta-emotion）、“强身作用”（tonicity）］与初中生的黑话（“突破防线”“希望能够”、用“引”字代替引文标注）混在一起。

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刊登在受人尊敬的——也受苏珊尊敬——刊物上，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书出版后引起的两极化的反应。《反对阐释》比《恩主》更好读——弗里德曼在其他场合提到过，《恩主》是一本“阴郁、凄凉的小说”——它是一部植根于自20 世纪30年代起已经牢固建树起来的批评传统的评论集。这种批评传统就是所谓“纽约知识分子”的批评传统，由苏珊已经数次与之结盟的莱昂内尔·特里林或者玛丽·麦卡锡那样的人组成。她就像他们一样，以其欧化和亲法倾向而令一部分同时代人抵触，她的一夜成名和她就自己关心的话题的娓娓而谈招致了一些猜疑的目光，尤其是来自那些无法接受她这样一个年轻女子也能具备成熟的智性头脑的人。她兼收并蓄的口味对她是不利的：缺少专攻领域令人怀疑她的严肃性，而她对流行文化的兴趣被理解为一种嘲弄同行的方式，甚至被当作一种亵渎，一种对真正文化的冒犯。

到了1996 年，在《反对阐释》的西班牙语再版的序言中，苏珊写下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我对作家的定义：对一切皆感兴趣之人。”她无疑是想起了1959年在纽约下车的那个年轻姑娘，想起了那个时代她的天真无邪与她怀抱的幻想，而露出微笑：“我一直都有五花八门的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对作家的使命有如此构想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激情在大都市里比在外省更有用武之地，会想到这一点也是合情合理的，更不用说大都市里还有那些我最终遨游其中的杰出学府。我唯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她下定决心要与反智主义及文化虚荣心做斗争，并建立起一座捍卫自身观点的讲坛，鼓吹一种关于文学艺术的新视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打算侧耳倾听。有些人完全无法欣赏这个“贩卖品位者”，对这名竟想在已经排好座次的文坛呼风唤雨的新秀抱着怀疑态度。她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他们提供了理由，考虑到她总是有新的东西要大加赞美，她频繁表现出的热情洋溢大概也让他们感到不安，作品本该留给时间去检验的。三十年后她明白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是个“欧洲迷”；且不说对大众而言，挑战还没有英语译本的著作实在太困难了。

还有她对让—吕克·戈达尔或阿兰·雷乃电影的分析，她关于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莱里斯，甚或让·热内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讲座，大都被认为是失败的；或者更糟，引起其他评论家的不满，他们无法阅读法语原版，只能依靠手头少量的英译本。到了1996年，这中间终于有了足以让读者对她重新审视的时间距离，他们从此将她看作被历史验证了的先知……

苏珊凭借随笔扬了名，并被看作引领潮流之人，她终于明白了自己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从此，她的“尝试”在她看来都植根于“迷人而稳固的安全的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她的成功也给了她投身最心爱计划的权利：写一部新的小说。《反对阐释》大开本出版一年后，她为新出的口袋本作序时，已经开始以小说家的口气落笔了：“对我来说，随笔已经达到了目的。我现在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我对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工作构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她赋予这些随笔净化的功用，认为它们是一种“智性上的安慰”，她感到自己彻底探讨了某些长期萦绕她心头的问题，尽管她还未寻到所有的答案，但至少穷尽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本文节选自《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有删改

《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

（法）贝阿特丽丝·穆斯利 著

周融 译

原标题：《不被定义：感受比意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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