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于算计的现代都市人

原创 汪民安 南京大学出版社

波德莱尔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都城巴黎中找到的。这是“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经典性现象学描述。

半个世纪后，在西美尔的柏林，这个主题和旨趣再次被发现。西美尔在柏林贸易展中——这个贸易展将现代生活发明出来的所有的新式商品聚集起来——同样感受到了几十年前波德莱尔在巴黎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

西美尔发现，在观看柏林贸易展时，每个人的好奇心都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同人们擦肩而过的东西，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这些印象迅疾、丰富、多样，“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

现代大都市完全可能变成一个物的差异性海洋，没有任何重要的物品遗漏在人们的审美冲动之外。西美尔虽然是将目光聚焦在都市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景，但这种反反复复的刺激性印象毕竟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西美尔明确地断言：“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这就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瞬间印象对人的持续作用，使现代都市人同乡村人迥然有异，后者置身于一种稳定、惯常和缓慢的节奏中，而都市培育了一种独特的器官，使现代都市人免于这种危险而瞬即的都市潮流的意外打击，因此，这种器官必须麻木不仁。这就是冷漠、厌世和对对象的惊人的不敏感。

西美尔和波德莱尔不约而同地将瞬间性作为现代生活——都市生活——的特点，但是在波德莱尔鼓励对现代生活充满激情的地方，西美尔却发现了乏味的反激情的算计。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在现代都市主导性的标准化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有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人和人之间以前那种个性化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货币制度虽然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是平均化的、公式化的和理性化的。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不过，货币也可以激起人对它的狂热追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同样点燃了现代人的激情。货币就这样保留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货币文化同都市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一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结果只好是，“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在都市生活中，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同人进行残酷而冷静的斗争。

这些敏于，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而且，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越来越孤立。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只能专注于某一方面，显然，这种专业化趋势会导致个体人性上的不完善，面对都市琐细而复杂的组织，个体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丰饶性，使西美尔同样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反而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登场。

西美尔没有忘记将这种现代都市的精神状况历史化。都市的精神状况的两面性正好是现代时期的精神状况。18世纪的自由主义发现了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所有的人都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但在19世纪，浪漫主义发现了非普遍性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个人之间彼此还保持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赋予个体追求与众不同的荣光气质。这两种对个人的理解，恰好都被现代大都市接纳了。现代都市既将个人均等化，也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在19世纪的话，那么，在这个现代时期，或者说，在现代性的一个高潮时段，依附于都市的现代人就挣扎在均等化和个性化的矛盾之中。对都市的狂热赞叹和深仇大恨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反应。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幸福和凄惨，富裕和贫穷；在西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西美尔将都市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楔子嵌入了世界精神历史中。如同波德莱尔的巴黎生活，西美尔的都市生活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都市，是现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说，现代性，它累积和浮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中才得到表达。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波德莱尔和西美尔的出发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两人都有志于揭示现代都市中的现代人的生活风格；不同的是，波德莱尔要求在现代生活中发现艺术之美，而西美尔志在于现代生活中发现都市人个性的消失和生成。波德莱尔发现了现代生活储藏的能量的生产性，西美尔除了发现生产性能量之外，还发现了都市生活中物化的货币文化和分工劳动。尽管如此，他们观察到的现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品质却是类似的：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和易逝性。而现代性的这些独特性，恰恰是在同非现代和前现代的乡村生活的剧烈对比中浮现出来的。

西美尔提到了乡村生活和小城镇生活同大都市生活的差异。受他的影响，路易·沃斯将现代的城市，即工业社会，同传统的乡村，即民俗社会，做了对比。在沃斯看来，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所以，主宰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是功能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性化的。“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阶层和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个体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物质化的城市中发现不了自己的根基，在各种复杂的体制中也培植不了自己的个性，他的个性被吞噬了。“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这就是都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沃斯的现代都市生活被一团黑暗所笼罩。

如果说西美尔还强调现代生活的两面——非个性化和个性化——的相互结合，那么，在沃斯这里，城市则是令人窒息的：“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精神崩溃、自杀、行为不良、犯罪、腐败堕落和混乱”屡见不鲜。在城市这些情况的数量超过农村。沃斯强化了西美尔的现代生活的非个性化特征。西美尔只是对现代生活做出理解，而非做出价值的裁决，他只是敏锐地记录了他关于现代生活的纷乱印象。但是，现代都市生活对于沃斯来说，是摧毁人性和个性的恐怖机器，喧嚣的现代都市将人置于闭塞的状态中。而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则在沃斯的字里行间得到了隐秘的眷恋。

与沃斯相呼应，伯杰等人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中也写道，剧烈变化的都市让人无所适从，现代生活让现代人在“极具差异、经常充满矛盾的不同社会语境之间游走不定、居无定所”。没有确定感的现代都市世界让人一次次地脱离了固有语境，现代人在动荡中被反复地抛向了无家可归的状况。一切都在天翻地覆，人们在剧烈地晃荡着，仿佛置身于一艘劈风破浪的船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达风平浪静的港湾。现代个体的经验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这种生活内在的“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昏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锻造了“现代的感受能力”，而卢梭几乎在所有人之前，就体验到了这种像“旋风一样的动乱的社会”。

在西美尔那里，都市各类意外的旋风般的打击容易令人产生退却性和保护性的冷漠器官。本雅明承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意外打击的存在——用波德莱尔的说法，这种打击就如同“电流”——但他还是借助弗洛伊德发现了都市人面对这种打击时的“震惊”。在本雅明这里，西美尔的冷漠只是表现在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身上，这些浪荡子在街道上的人群中却是故意保持冷漠。但是，现代的都市人在街道上必须匆匆忙忙地调动自己的感官：“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入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现代都市引发的巨大震惊是街道上的人群——无论是19世纪的巴黎、伦敦，还是柏林。本雅明发现，都市街道上的无名大众织成的庞大人群令爱伦·坡、雨果、恩格斯等感到害怕、厌恶和恐怖。对波德莱尔来讲，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将街道和人群作为自己的四壁，他们在人群中需要回身的余地，“让大多数人忙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吧；闲暇者如果无处可去了的话，加入游手好闲者的晃荡中。他在这种完完全全的闲暇中与在那种狂热的城市喧嚣中一样被抛了出去，无处可去”。这样的闲暇者在爱伦·坡的伦敦被称为“人群中的人”，波德莱尔则称之为“浪荡子”。爱伦·坡将人群看作可怕的威胁，“人群中的人”同人群是简单而直接的关系；但是，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对人群怀着矛盾的心理：他不能跟他们融为一体，但又必须跟他们保持必要的共谋关系，结果就是，“他如此之深地卷入他们中间，却只为了在轻蔑的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中”。

街道上的人群既是这些人的奇异景观，也是这些人的必要背景。人群是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也是巴黎这个现代都城的面纱。本雅明的现代性光芒笼罩在都市的人群上。本雅明强调，这个大众组成的人群并没有一个特定的阶级身份，“他们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型的过往的人群”。这些过往的人群，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观，其庞大的体积和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之成为现代性令人震惊的旋涡。对本雅明来说，城市街道上的大众是现代性的新奇之物，而在19世纪，“新奇成了辩证法的意象准则”。对这样的大众，现代性经验就是震惊。在这种现代的震惊经验中，气息的光晕在四散。同在人群中被推搡着的波德莱尔一样，本雅明也体会到了人群的辉光——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辉光——不过是一片失意的灰暗。

本文选自《现代性》，有删改

《现代性》

汪民安 著

原标题：《精于算计的现代都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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