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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式微笑”：花朵的治愈力量

[英]苏·斯图尔特-史密斯

2023-03-0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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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花园和自然比任何药物的效力都更强大。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

郁金香生来就该插在花瓶里。它们的美与众不同，就连凋谢也那么优雅。我们把郁金香种在菜园里抬高的地垄上，一排一排，有红色、黄色、紫色和橙色。在我们蹒跚地走过阳光稀少的冬天、步入春天时，这些花儿就像在进行一场壮观的游行，盛开着向我们致意。

我们每年都会尝试一些新的郁金香品种，但在这场鲜花盛会中，没有什么能取代多年来的最爱：挺拔的橙色“芭蕾舞女”、树莓色波纹的“尼斯嘉年华”、具有异域风情的深红“阿布哈桑”，还有最美的、最热情洋溢的红黄条纹“米老鼠”。

在以前，人们还可以带鲜花到NHS医院病房时，我曾手捧一束自家花园里采的最鲜艳的郁金香去看望一位挚友。当时她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疾病，需要动大手术，而手术结果还是个未知数，这着实令人担忧。她的世界因此完全坍塌了。我看到她孤独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神情焦虑，但当我扬起手中的郁金香时，她脸上立即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一种喜悦在我俩心间涌动，她的眼睛盯着鲜艳的郁金香，发出一声欢呼：“哇！”

这个例子表明，花朵的确具有疗愈的力量。据说，美丽的花朵会引发真正的微笑，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微笑，又被称为“杜兴式微笑”。与礼貌的微笑不同，这种微笑会让整张脸都洋溢着欢乐，展示发自内心的喜悦。很少有人研究这种现象，但在2005年，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展开了一项这类研究。珍妮特·哈维兰·琼斯和同事们测试了人们收到鲜花和其他类似礼物的表现。结果表明，收到鲜花时人们的喜悦远远胜过收到其他礼物。每一个收到鲜花的人都绽放出“真正的微笑”，好心情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

不久前，我摔了一跤，导致髋骨骨折。我动弹不得，又十分疼痛，只能躺着等待手术。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可怜虫，在病痛中什么都做不了，而其他人都继续着他们健康忙碌的生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我觉得自己被囚禁在一个四周都是白色墙壁的冰冷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床边窗户有阳光照进来，这种囚禁的感觉会更强烈。窗外的景色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安慰，因为望出去就是一面脏兮兮的白色瓷砖墙，不过幸运的是，在这堵墙的后面，我可以看到一面更高的红砖墙，墙砖缝隙里生长着一些植物。我的目光一次次回到这一小簇绿意上，仿佛在努力寻找生活或者希望的迹象。当时我真的是吓坏了，因为我摔得非常严重，尽管现代医学能创造各种奇迹，但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马蒂斯《沙漠：红色的和谐》

我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前一天，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张明信片，我把它放在床边。明信片上是马蒂斯的一幅杰作——《沙漠：红色的和谐》。我在医院里，四面墙壁一片空白，我多么希望有点缤纷的色彩，这张明信片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画面中柔和的深红色房间让我大饱眼福，向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画面中的装饰物——蓝色的花朵、花篮和摇曳的枝条向我诉说着美丽与优雅，而一名妇女在盘子上摆放水果的家常画面让人十分舒心。画面中还有一个元素也带给我力量——面向花园的一扇窗户。这就像是画中的又一幅画，那鲜绿的青草、开满鲜花的树和明黄的花朵，弥补了我真实窗外那堵墙的暗淡阴沉。

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医院都采用功能主义的设计理念，把对感染的控制和医疗技术的应用置于首位，导致很多人在医院里感到过度焦虑。英国大多数病房现在都不允许人们送鲜花，以免造成细菌感染。医院大楼本身通常缺乏阳光、绿色植物和新鲜空气——少了这些元素，病人及其家属会感到压力很大，就连工作人员也感受到了压力。现代医院已经忽视了住院病人的情感需求，还把大自然看作无关紧要或者有害健康的东西。监狱的犯人都还有权每天到户外活动，而医院病人，甚至是长期住院的病人，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新鲜空气和阳光有利于心理健康，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它们还是“被遗忘的抗生素”——若病房内光线充足、通风良好，病人住院的时间往往更短，细菌感染率也更低。

早在十九世纪，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就认识到了这些有益健康的因素。她认为医院病房需要充足的自然光和良好的通风。她还观察到，如果病人经常被推到室外，他们会恢复得更快。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过护士，之后她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发烧病人见到一束艳丽的鲜花时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我记得自己收到过一束小小的野花，从那一刻起，我康复的速度就加快了。”这段文字出自她1859年出版的《护理札记》，该书清楚地表明，她懂得病人周围环境对身体康复的影响。“人们说这些影响只是心理作用，”她接着说，“其实并不是。环境对身体也有影响。虽然我们还不太了解形态、颜色和光线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但我们的确知道，它会实实在在地对身体产生影响。”

她目睹了在小木屋中接受护理的病人的痛苦。屋里毫无风景可看，唯一可看的就是墙上的木头疙瘩。她认为鲜花和床边的窗户可以提供重要的美的滋养，但她听到护士以“不健康”为由，禁止病人摆放鲜花或者盆栽。她还看到，病人希望看到鲜艳的颜色和不同的东西，可这些都被护士看成是他们的“一时兴起”，都被否决了。她认为，病人们所渴望的东西，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助于康复的。

南丁格尔画像

现在，南丁格尔的这个思想又流行起来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该把环境视作与治疗无关的东西，环境其实是治疗的基本组成部分，需要认真打造。譬如，英国医学会在2011年发布了一套新的指南，呼吁人们在医院设计中多关注心理方面的需求，并建议所有新建医院都附设一个花园。

许多临床研究都证实了，在种种不同的临床环境中，包括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支气管镜诊室和烧伤科病房，自然景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心理学先驱罗杰·乌尔里克在1984年率先展开了此类研究，发表论文《窗外景观对术后康复的影响》。乌尔里克小时候生病期间，就会观察窗外的一棵树，受童年经历的启发，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小医院开展研究，把动了胆囊手术的病人分成两组，一组窗外有几棵落叶树，另一组则是一面棕色砖墙。结果显示，能看到树的病人恢复得更好，压力更小，情绪更积极，需要的止痛药也更少，平均提前一天出院。研究还显示，在护士的记录中，对这类病人的负面评价更少，这表明这些病人的压力更小，对护士提出的要求就更少。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想，从事其他娱乐活动，比如看电视，说不定结果也一样。不过，堪萨斯大学团队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看电视达不到同样的效果。研究中总共有90名切除阑尾的患者，所有患者都可以看电视，但其中有一半患者床边还摆着一株开花植物，他们被随机分配到有花和没花的房间。在他们的术后恢复期，房间内有鲜花的患者说他们的情绪更好，不那么焦虑，血压和心率也更低，他们服用的止痛药也显著减少了。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开花植物是手术后康复病人“廉价且有效的药物”。他们还说，植物的存在，会让病人把医院视作一个充满关怀的地方——换句话说，绿色植物和鲜花让人萌生信任与慰藉之感。

我所讨论的自然对健康的所有益处当然都跟这些研究结果一致，不过，在医院环境中格外重要的是，希望和恐惧等基本情绪可以极大地影响病人的体验，有时候甚至会影响治疗结果。花园与开花植物的存在，意味着这是有人照料的地方，这会产生一种“安慰剂效应”。安慰剂一词的意思是“取悦”，在药物试验中控制组服用的就是安慰剂；医护人员对病人的共情会让病人产生积极的期待，也起到了安慰剂的作用。虽然安慰剂效应完全基于感觉和信念，但对大脑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安慰剂的作用下，大脑会分泌内源性内啡肽，而内啡肽具有改善情绪、镇静和缓解疼痛的作用。人们认为，一个令人振奋的建筑物也有类似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建筑作家查尔斯·詹克斯提到“设计安慰剂效应”的原因。他和妻子麦琪成立慈善机构，共同创办了英国麦琪癌症关怀中心，意在对詹克斯所谓的“医院工厂”进行矫正，工作人员都是热心友好的义工。所有的关怀中心都由不同的一流设计师设计，因此每一座关怀中心都呈现不同的美学理念，但它们都利用光线、美感、居家感和花园将安慰剂效应发挥到极致。

我们生病时，生活的妙趣全都被剥夺了。我们被打回到一个简单的黑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会轻易给事物贴上或好或坏、或安全或危险的标签。在一个平静的人眼中无害的东西，在一个处于压力中的人眼里可能完全不同。我们焦虑时，受到一丁点刺激就会把担忧和恐惧投射到周围的环境上。乌尔里克对医院艺术品摆放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示，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艺术品。他发现，在瑞典的一家精神病院，15年来病人只破坏了抽象画，却从未损坏一幅风景画。针对心脏手术康复患者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抽象艺术不如自然图像更让人平静，含有直线的画面尤其让人倍感压力，也许是因为直线线条会带来一种囚禁或封闭之感。

乌尔里克还举了一个半抽象雕塑的例子。这是设在一家癌症治疗中心的鸟雀金属雕塑，体量巨大，有棱有角。在“鸟雀花园”的规划阶段，没有人注意到雕塑的造型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但所有的“鸟雀”安放到位后，这种不适感就很明显了。超过20%的患者表示对那些雕塑有负面感受——不仅仅是不喜欢——一些人还认为这些雕塑带着敌意，令人畏惧。这些雕塑触到了一些患者对癌症的恐惧，没过多久，医院就将这些雕塑移走了。

鸟雀花园雕塑的例子说明，我们的生活体验受到了想象投射的影响。这种现象被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罗伯特·菲舍尔命名为“共情”，意思是“感情进入”。菲舍尔创造这个词来表达我们感受外在世界的方式，即我们通过一种“动觉的”或在内部进行模仿的方式感受世界。菲舍尔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大脑被动地记录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像照相机一样。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着外界的动作行为时，大脑也会模拟这些动作行为。这个复杂的过程源于名为“镜像神经元”的特殊细胞的作用。这些神经元存在于大脑的运动皮层，我们观察到别人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放电，就好像我们自己正在做出那些动作，只不过没有把做动作的指令传输给肌肉去完成而已。菲舍尔认为“共情”就是一个“内在模拟”的过程，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镜像神经元有多种不同类型，在母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镜像神经元帮助宝宝模仿母亲的表情，也促使我们形成共情能力。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但最近的研究显示，镜像神经元还更多地参与到了我们对周遭物理世界的感受中。这也许没什么好诧异的，因为狩猎采集者要生存，就必须要能察觉环境中的细小动静。意大利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领导的研究团队是专门研究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主要团队之一。他描述道，“一颗松果落在公园的长椅上，或是下大雨时雨滴溅在植物叶子上”都有可能让这些神经元活跃起来。

内部模拟意味着，我们会以解读肢体语言的方式来解读环境。这一现象解释了我们为何能从身边的事物中获得感同身受的愉悦，也能从大自然的各个角落找到共鸣。我们会入迷地看着一只鸟儿随着气流展翅翱翔，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跟它一起翱翔。因为我们的大脑会积极模拟这种体验，所以我们能把自己投射到这只鸟儿身上，就好像我们正在和它一起飞翔似的。

我们生病或者虚弱的时候，看着大自然中运动的事物，会有跟婴儿看世界差不多的效果：婴儿对悬挂的饰物或摇曳的树枝等会动的物体特别着迷。这也意味着，当身体虚弱，身体动作受限时，大脑负责运动的部分仍然会受到刺激，让人感受到愉悦。

杰出的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在曼哈顿的贝斯·亚伯拉罕医院工作时，常常带他的病人到马路对面的纽约植物园散步。对于萨克斯来说，在治疗慢性神经性疾病时，有两种格外重要的非药物疗法：音乐和花园。他写道，这是因为二者“对我们的大脑都有镇静和整理的作用”。他观察到，帕金森病和抽动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处在自然环境中时症状会偶有缓解。对于其他疾病的患者，比如老年痴呆症和多动症患者，大自然也会起到镇静和让人专注的效果。这可能是因为神经系统紊乱时，我们对大自然的固有神经反应会更清楚地表现出来。无论如何，萨克斯都认为这些体验让大脑直接发生了改变。“大自然对健康的影响，”他说，“不仅仅发生在精神和情绪层面，也存在于身体和神经系统层面。我毫不怀疑，这些影响表明，大脑的生理机能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甚至大脑的结构或许都被改变了。”

萨克斯的观点得到了近期一些研究结果的证实。譬如，人们发现开花植物与花园环境能提升大脑的α波，从而改变大脑的放电活动。α波是一种神经性的营养素，促使大脑分泌让人镇静、抗抑郁的神经递质血清素，从而改善情绪。

室内环境往往是静态的，没有什么变化，而神经系统总能感知差异和变化。我们需要感官刺激，这能让我们感到自己还活着，但在过度刺激和刺激不足之间有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比如，林间的风声、轻柔的水声，这些都让人感觉舒适放松，因为在可预测的范围内，这些声音是无限变化着的。我们在自然界找到的图形花纹，也是对大脑的温和刺激。自然界的事物形态展示了一种名为“自相似性”的几何学，相同的图案会以不同的尺寸大小反复出现，就像音乐的主题变奏一样。众所周知，树的结构也许最清楚地展示了分形图案。树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叶脉到树干与根部，都有着相似的分支结构，而每一个结构又有细微的不同。人脑本质上就是一个寻找规律的器官，需要从大量输入的感官信息中迅速做出预测判断。分形图案能让大脑的工作变得更容易，因为它很容易预测，我们只要扫一眼，视觉皮层就会自动填空，拼凑出一幅更大的图像。

这些图形使自然景观更有助于所谓的“流畅的视觉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无需过多的目光聚焦，轻松扫一眼，就可将整个环境纳入眼底。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环境心理学家阿格尼丝·范登伯格研究分形图案，她认为我们在大自然中能感到放松，分形图案功不可没。她解释道，人工建造的环境充满了不规则的、棱角分明的图形，研究表明我们扫视这些图形时，需要多次目光聚焦来整理这些视觉信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眼睛在这样做，但同样，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来处理我们观看的东西。相比之下，理解自然就没那么费力了。或许正如范登伯格所说，“自然让大脑很放松”。当身体患病且能量很低时，我们接受的感官刺激需要在适当的水平上，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大自然中的温和图形就是最合适的了。

大自然也会唤醒我们的情感生活，但无论我们多么了解自然刺激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所知甚少，而且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境。有时候，我们在看，却视而不见；我们在听，却充耳不闻。热爱幻想的画家兼诗人威廉·布莱克明白，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深受大脑感受力的影响。他写道：“让一些人感动得流泪的树，在其他人眼里只是一个挡路的绿东西。”

作家伊芙·恩斯勒记录了她住院时与一棵树的非同寻常的邂逅。不过，最开始的时候，正如布莱克说的那样，她窗外的树只是一个挡视线的“绿东西”。恩斯勒那时刚被查出子宫里长了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病情十分堪忧。在《世界的身体》中，她讲述了自己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入院的事。她的病房干净漂亮，十分惬意，但窗外视野不那么好，被一棵树给挡住了。她太虚弱了，不能看电影，也没法给朋友打电话，只能躺在病床上，看着那棵树。她以为自己会无聊得发疯，这棵树让她非常气恼。她说：“我在美国长大，看重的都是未来、梦想、创造，没有当下。当下的东西没有价值，当下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有制作成别的东西，或者开发出别的价值，才有价值。”以这样的思维模式，一棵树只有砍了作为木材才有价值，换句话说，只有它死了才有价值。

开始的几天就这么过去了，恩斯勒的眼睛对自然毫无反应。接着，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不再把这棵树看成障碍，而是带着各种细节的活物：“周二，我仔细琢磨树皮；周五，则是黄昏的阳光下，叶子闪烁的绿意。好几个小时中，我忘记了自己，我的身体、我的存在都与那棵树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上她竟与一棵树形成了如此亲密的连接，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躺在病床上，看到树，进入树，找到这棵树天然的绿色生命，这就是觉醒。每天早晨，我都迫不及待地去关注这棵树，我想让它带走我。在光、风和雨的作用下，它每一天都不一样。这棵树是一剂良药，是一种疗愈，是导师，是教诲。”那棵树就像一直陪在她身边的朋友，让她从它身上学到东西，治愈了她毫无反应的眼睛。恩斯勒开始做化疗时，“柔美的白色五月花开始绽放”，让她欢喜不已。

恩斯勒一直以来都觉得和自己的身体、和大地很隔膜。她在童年和成年后都遭受过性侵，从小到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呵护。多年来，她渴望与母亲建立联系，却找不到一个“入口”。因此，人生逆旅，她觉得自己从来都只是一个“访客”，而不是一个“居民”；但这棵树却改变了这一点，树只是站在窗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不过，她发现了栖息在那棵树上的方式——很难解释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但她觉得自己又把母亲找回来了。

没有多少人会花几个小时盯着一棵树，恩斯勒以前当然也不会。但生病迫使我们停下来，放慢脚步，重病更会让我们做一个大的调整。我们已经走过分水岭，生命永远回不到从前了。需要治疗的不仅仅是身体，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需要调整事情的优先顺序，并以与原来不同的方式前行。

恩斯勒的觉醒和她新发现的连接感尽管十分震撼，却并不独特。一篇近期发表的研究显示，许多癌症患者在生病期间，都与大自然形成了全新的关系，而且，花时间亲近大自然有助于形成一种崭新的对生活的认识。我们在疾病中，从他人那里获得支持来做出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但最终我们必须自己做出改变。在自然环境中，我们周围都是鲜活的生命，这会带给我们独处却并不孤独的感觉，而且这种方式的独处会给人慰藉。

我采访英国慈善机构霍拉肖花园的联合创始人奥利维亚·查普尔时，她就强调了“独处而不孤独”的感受在治疗方面的重要性。霍拉肖花园在英国各地的脊柱损伤治疗中心创建和维护花园。在过去的八年里，奥利维亚·查普尔亲眼见证，那些生活被残疾所改变的人，从美丽的花园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安慰。尽管脊柱损伤患者需要住院半年到一年，但以前他们唯一可去的户外场所是柏油地面的停车场。

设计师克利夫·韦斯特在索尔兹伯里区医院的康沃尔公爵脊柱治疗中心打造了第一个这样的花园。在他初次到访治疗中心时，他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要别人推着他到处走走。他惊讶地发现，地面上每一个凸起的包块他都会感觉到，这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而且他觉得十分无助、无奈。在他设计花园的过程中，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视角。

与患者的初步访谈显示，他们最想要的是一个逃离治疗环境的地方。他们对环境的两大首要需求是“美丽”和“便利”。康复计划主要关注病人的生理需求，而不是情感或社会需求，因此，工作人员最初将花园界定为一个能使身体治疗效果最大化的手段。但是，患者更强调他们需要情感支持，他们渴望有一个地方，不必进行“治疗”，而只是暂时地回到“正常”生活。

患者对美观和便利的头号需求成为了韦斯特设计花园时考虑的核心问题。他打造的花园里种满了多年生植物，这些植物使得花园富有层次感，并且随季节呈现不同的状态和色彩。花园的一边有一个苹果树长廊。在花园里，夏天，患者可以躺在斑驳的树荫下休息，听着附近那条长长的石溪轻柔的水声。虽然花园里还有一个温室，还有物理治疗的空间，但这个花园并不像一个让你来“做事情”的地方，而只是邀请你待在这里。我坐在横穿花园的一堵长长的弧形石墙边望着远处的青山，惊讶地发现，待在这里几乎能让人忘记自己身在医院中。

这个慈善机构是退休家庭医生奥利维亚和她身为神经外科医生的丈夫大卫·查普尔共同创立的，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长子，也不会有这个机构。霍拉肖16岁的时候，在索尔兹伯里医院的脊柱损伤科当志愿者。看到患者缺乏户外活动的空间，他越来越感到担忧，而且，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接近自然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然后，他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打算在医院大楼旁边的荒地上建一个花园。可是那年夏天，霍拉肖在一次校外活动中不幸死于一场事故。此后，他的父母决定实现他的愿望，两年后，他所构想的花园诞生了。

英国有11个脊柱损伤治疗中心，2012年以前，这些治疗中心没有一个设有花园，但现在有6个治疗中心建有花园。每一个治疗中心都设在乡村，占地辽阔，对于患者来说，前去就医就意味着远离朋友和家人。脊柱损伤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未来。人际关系、工作、爱好——没有什么不被影响，生活处处受到限制，让人很难看到前进的希望。病人的身体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心理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那种可怕的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奥利维亚说道，病人经历了治疗初期漫长的完全卧床休养阶段后，第一次坐在轮椅里被推到了花园里，在经历了那些磨难后，他们看到了天空，感受到了温暖的阳光。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验，让许多人潸然泪下。格雷格才20岁出头，就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他说到，在植物身边，在树林间，呼吸着新鲜空气，第一次体验到了重获自由的感觉。他告诉我：“那时，我再也不是医院的附属品了。”他可以从花园中获得慰藉，这有助于他恢复自我认同感。如他所说：“我又找回了自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传达了花园带来的最深刻影响。的确，在与大自然的联系中，我们与自己连接上了，有时候甚至触及到了我们最核心的存在。

奥利弗·萨克斯在他的书《独立》中描述了自己在自然中找回自我的体验。在一起事故中，他的左腿受了重伤，他记录了事故发生后自己困在医院、感觉剥夺的经历。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病房里，他待了三周，与世隔绝，觉得自己的内心在萎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他写道：“我们大谈特谈‘病院收容’，却丝毫没有从个人的角度考虑病院收容意味什么——一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收缩，悄然发生，全面波及……这种情况会迅速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去康复室的前一天，萨克斯已经一个月没有出门了，他坐着轮椅，被推到外面的花园里。这种逆转的感觉是如此迅速和强烈：“那是一种纯粹而强烈的喜悦、一种祝福，阳光洒在我的脸上，风掠过我的头发，去听鸟儿的鸣叫，去观看、去触摸和抚弄鲜活的植物。在我经历了可怕的孤独与隔绝后，我再次和大自然建立了必要的联系和交流。来到花园中时，我内心干涸的那一部分，又不知不觉地活了过来。”塞克斯写道，生病或受重伤意味着你需要一个“过渡空间”，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避风港”，一个“庇护所”，你不能“马上就被抛回这个世界”。

对格雷格来说，花园作为“过渡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他在漫长的住院期间保持了与朋友的联系。在阳光下一起共度时光让一切感觉更加“正常”。他说：“这是你们都想去的地方。”患者亲属也需要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的创伤影响到了整个家庭。每一个霍拉肖花园都是不同的，但都有僻静的地方和角落，患者和探病的人在相对私密的地方待在一起。花园是格雷格想去的地方，也帮助他把没完没了的、重复的康复训练坚持下来了，比如拾起钉子放进盒子里。格雷格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这些益处的人。许多人都可以证明，他们从花园中获得了宝贵的支持，大自然的美帮助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缓慢的康复疗程。

对于目前正在脊柱损伤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病人来说，病房与外面的世界似乎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但花园把外部世界带了进来，就像是架起了一座桥梁。霍拉肖花园中给苗圃除草、照护植物的志愿者也非常重要。他们都是熟面孔，所以病人们会渐渐认识他们。这就有了一个“正常”对话的机会，比如分享赏花的快乐。患者还可以练习谈论他们的受伤情况，为他们的最后出院做难得的准备。有时，患者自己会回来做志愿者。看到一个坐在轮椅里的人在花园干活，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于新入院的患者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花园能将人们召集在一起，尤其在夏天，人们可以在花园中聚会。霍拉肖花园会举办音乐会、食品和植物交易会，一些患者选择回到这里举办婚礼，或者在这里举行洗礼，这就是这座花园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

疗愈花园是一种健康干预手段，作为一种治疗形式，需要设计者谨慎地为使用它的人量身定做。对于脊柱损伤患者来说，他们最重要的需求就是地面和门槛一定要光滑平整，因为最细微的震动都会引发痛苦的肌肉痉挛。此外，花园越美、植物种类越多越好，当然前提是病人能有阴凉的地方可用。

位于伯克郡雷文斯伍德村的帕梅拉·巴内特中心提供了一个不同类型的花园，该花园也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住院病人的需求。该治疗中心里都是有严重学习障碍的成年人，他们不仅非语言沟通能力受损，还无法言语，这让他们以任何方式沟通都极其困难。低刺激让大多数人十分痛苦，他们需要大量的感官刺激，缺乏这种刺激时，他们就会大声地敲打东西来制造刺激。

然而，大自然能够与他们沟通。植物、鸟类和昆虫的动态、声音和触感，带给他们无穷的乐趣。专事医疗环境设计的英国绿石设计公司设计师盖尔·苏特·布朗和凯蒂·博特设计的花园呈现出最丰富多变的样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观叶植物、鲜花和可食用的水果。花园的结构以曲线构成，交叉的小径仿佛在邀请行人进入探索。花园里，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有小小的沼泽区，有禅意花园，还有一个鱼池和一片小小的草地。住院患者沉浸在种种感官刺激中，体验到在户外的自由感。这个花园也被用来做一种叫做“增强互动”的治疗。治疗师和患者坐在一起，试图与患者的情绪状态产生连结，并对他的呼吸、发声、眼部动作和其他身体表现做出回应。就像母婴之间的镜像关系一样，这成为相互交流的基础。自然对神经系统的镇静和进行组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起在室内，在大自然中，治疗师更容易接近患者，也更能与之交流。

在高高的树篱另一边，是另一个疗愈花园，隶属于泰格治疗中心。这两个花园真是天壤之别。两座花园均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然而这一座却十分空旷，充满直线线条，没有太多的感官刺激。这里的患者有相当严重的自闭症，就连大自然也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丰富多变的自然界会唤起他们极度的焦虑感。这类患者需要高度可预测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不能有花朵，不能有果实，不能有会变色和凋落的叶子，不能有任何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的东西。尽管室内环境更容易预测，但是并不一定比自然更使人平静。患者们很容易感到局促，变得十分烦躁，会长时间地走来走去。这个时候，花园里的常绿空间对他们来说最合适不过了。待在户外有助于驱散他们的负能量，在秋千或者跷跷板上活动一小会儿后，他们就能够安静下来了。

泰格治疗中心的花园是疗愈花园的一个特例。通常情况下，疗愈花园的花草植物种类越丰富，疗愈效果就越好。草地与人工地面的比例也很重要，大约7∶3效果最好。如果绿色植物太少，花园就没有那么让人放松，作用就不大。花园中植物种类的丰富多样也有助于引入野生动物，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花园作为一个微缩宇宙的治疗效果。

手术后，我自己也体验到了花园的治愈效果。谢天谢地，我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出院回家了。回到熟悉亲切的世界，真是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但由于我暂时还行动不便，我的活动范围被极度压缩了。曾经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在花园里，现在花园就像是另一块大陆。每天，我都待在屋子旁的一个阴凉地。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植物让我心情愉悦，但那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带给我快乐的是那些鸟儿。

我坐在那儿，享受着深秋的阳光，那些小鸟——主要是蓝山雀和煤山雀——开始无视我的存在了。它们越这样，我就越仔细地观察它们。这些小鸟会小心翼翼地靠近我们的喂鸟器。一开始，它们站在旁边的树枝上。我看着它们东瞅瞅西瞅瞅，检查周围环境是否安全，然后再从树枝上飞下来，直奔食物。它们做决定的过程很有意思，耐人寻味。每只鸟的表现都略有不同——有些小鸟比其他鸟更迟疑，不过它们都非常小心。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沉浸在它们的世界里，忘记了自我。

很快，我可以活动了，便开始探索花园的其他角落，不过我还是需要拐杖。就像鸟儿一样，我十分小心谨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了温室，一打开门，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温室花架上那一排番红花居然盛开了！那一刻，我马上想起来，就在摔伤前几周，我买了这些球茎。那时候我在花市上一时冲动想种番红花，于是买了些球茎。后来发生了太多事情，我早就把这些球茎抛到脑后去了，没想到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它们娇艳欲滴，淡紫色和紫色的花瓣已经完全绽放；但最让我震惊的，是花里丝带般纤长的红色柱头。几天后，我又来到温室，开始收集那些珍贵的深红色细丝。有条不紊的工作让我平静，自从我摔伤后，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那天晚上，我在美味的番红花烩饭中加了点这些细丝，就更不辜负这一切了。

出院后与家人朋友们又聚在一起，我感到无比激动，十分幸福，但也会谈到我摔伤的种种细节，而我自己才刚刚开始处理这些事情。相比之下，在温室里，我不需要讲什么故事，也不需要处理什么记忆或者感受。我发现了独处的疗愈效果——我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这里有我和花儿。我发现了番红花，收获了花粉，那是纯粹而简单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