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大禹陵这块碑，真的是阮元写的吗？

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立于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窆石之东南下方，根据碑文可知作者是阮元无疑，但此碑碑文的镌刻者和书丹者又是谁呢？阮元与他们又有何种际遇来往？

重修会稽大禹陵端之碑

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立于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窆石之东南下方，太湖石质。碑高二百零四厘米，宽九十一厘米，厚二十三厘米。碑整体分碑首、碑身、碑座。圭首篆额“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三行十字，偏碑左，额上有白晕一重，其右复有三晕，其左复有一晕。晕下有穿，穿下为文，仿汉碑形制。碑身中端有裂，疑曾析为三截，上下二部位大部分完好，部分文字有残泐。龟趺碑座完好，碑外建亭以护。碑文（碑阳）隶书，首题“大禹陵庙碑”，连题署凡计二十一行。虽无界格，但此碑横、竖均排列对齐，正文满行三十三字。端题下署：“兵部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管理全省营务阮元撰并书”，碑末题署：“海盐吴厚生刻”，行楷书。

碑文的撰写者

阮元简介

阮元（1764—1849），字梁伯，一字良伯，改字伯元，号云台（亦作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谥号文达，占籍江苏仪征，实为扬州府治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詹事，内阁学士，侍郎、学政、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金石家，主持整理、编著、出版有《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两浙輶轩录》等经学著作和文集，主持辑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金石专著。《清史稿》称许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与浙江渊源极深，在乾隆嘉庆期间，先后三次任职浙江，“服官十有余年，实政在民，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荡平海寇、振兴文教两大端”[1]，深得浙江士民人心。

阮元与大禹

阮元为政，极是推崇大禹勤政爱民、生活俭朴的作风。嘉庆元年（1796）三月，阮元在任浙江学政，视学绍兴，特意登临会稽，谒大禹陵，在窆石题名[2]，并作长诗《会稽山谒大禹陵》抒怀：

“会稽巨镇东南雄，宛委峦嶂摩青空。文命之陵据吕墨，朝衣九拜扬春风。典谟有字迁有纪，岂借弱笔陈丰功。惟思禹德在于俭，无间再叹世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载禹贡中。扬州城广渐海表，刊定未纪夷与戎。东教躬劳遂道死，参耕垄亩封葛桐。陵者葬陵泽葬泽，苍梧之野将毋同。岂如后人诡且侈，沙邱还至咸阳宫。子元诞妄太白陋，乱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圣，曷为薄葬于越东。试以吾言问二子，无稽之说将立穷。我拜既毕题窆石，白云满穴春阳红。帝之瑞应气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绝，惟有陵镇犹相通。”

阮元《定香亭笔谈》载及：

“余至会稽，谒大禹陵……盖古人死陵葬陵，死泽葬泽，故舜葬苍梧，禹葬会稽。《竹书纪年》妄言舜为禹迁，死苍梧，刘知几《史通》因之，遂以魏晋禅夺上疑三代。太白诗言：“尧幽囚，舜野死。”皆毁经蔑圣之尤者。试思禹传子，子亦圣人，曷为野死乎？此可破千古之疑矣。”

此处，阮元肯定大禹薄葬，为大禹正名，充分流露出其对大禹的敬崇之情。嘉庆五年（1800）四月，绍兴重修会稽大禹陵庙成，阮元虽政务军事繁重，但仍为之，作《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一文。嘉庆八年（1803）觉罗百善《重修会稽大禹庙官绅姓氏碑》记：“历庚、辛二载始竣……告成之日，大中丞阮公元为文，以扬盛德，以宣神功。辨三江之分派，指岷流之归宿，鸿文巨制，洵足彪炳千秋，与庙始终……”

碑文简述

《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虽因曾析为三截，于接衔处有几处难读，但根据绍兴图书馆所存早期拓片，并参据阮元《揅经室集》所载，基本能全部释读。唯《揅经室集》所收文字与碑刻文字有一处不合处，即碑文中的“洒沈澹灾，底定者千八百，通水之理，实始于会稽”，《揅经室集》为“洒沈澹灾，底定者千八百，其始通水之理，实在会稽”，当为收入文集时的修改。

本文还被收入《诂经精舍文集》，并作为精舍生的“程作”，可见，作者为阮元无疑。

碑文的镌刻者

乾嘉期间，地不爱宝，大量金石碑刻出土，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官员研究考证的兴趣，访碑论碑、摹碑刻帖亦成为关注金石学、文字学名家、官员及好古者如毕沅、翁方纲、钱大昕、黄易、赵魏等之间交游的重要载体和议题，阮元及其作为乾嘉之际影响最大的巡抚学人幕府，更是代表性参与者之一。阮府之中，既集聚着从事编书、考证、诗文唱和、行政事务管理的一流文士，如陈鸿寿、朱为弼等“幕中七子”，还围绕着一群从事于碑帖橅勒上石的善书、善橅、善刻者，如张燕昌、钱泳、吴雪锋等，而吴厚生即是重要的其中之一人。

吴厚生，生卒年、生平履历未详，海盐人，为著名篆刻家、金石学家张燕昌老乡。阮元在浙期间，幕中重要的刻碑活动中基本都有其参与的身影。

阮元摹刻天一阁《石鼓文》一事，阮元在其《定香亭笔谈》言：

“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余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属芑堂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

又在嘉庆二年（1797）致黄易的信中提及吴厚生的参与：“……元摹《石鼓》事，系与张芑堂、江墨君、钱梅溪数君子及刻者吴厚生共商定者……”

嘉庆八年（1803），阮元在与石韫玉的一封通信中还提及请吴厚生刻碑一事：

“弟中秋前动身，旱路不能多带人，吴厚生若刻《化度寺碑》，倒不乘弟贡船入京。……至于《书藏记》，俟苏斋写得后，或俟吴厚生出京再刻，或令吴雪锋刻，皆可。雪锋书法本佳，其刀法尚在厚生之上也……” 

阮元致石韫玉书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吴氏传世所刻碑石，都与阮元相关。如上提及《天一阁石鼓文》、《化度寺碑》外，尚有嘉庆三年（1798）《飞来峰玉乳洞阮元题名》、嘉庆八年（1803）《重修会稽大禹庙官绅姓氏碑》、嘉庆十四年（1809）《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等。

嘉庆初年，其摹刻赵孟頫《寿春堂记》事，则见于陈廷庆在刻石后的题跋：

“闽中刘司马望龄家藏赵松雪楷书寿春堂记……甲寅秋，予购之于长沙行馆，江湘舟檝，赏以自随，若松雪守牐之玩兰亭也。丁巳至杭州阮芸台阁学，元见此亦审以为真迹。署中有刻石者吴厚生，即命橅勒上石……”

陈廷庆《寿春堂记跋》

碑文的书丹者

据碑文所载“兵部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管理全省营务阮元撰并书”信息，此碑书者十分明确。金丹《阮元书学研究》、王晓亮《绍兴碑刻文化研究》都将此碑纳入阮元进行考察研究。然笔者认为此碑书丹者实非阮元，另有其人。

此碑书风，通篇气势朴茂、用笔方圆融合，结体舒展有致，汉隶气息浓厚，如丹崖绝壁，应接不暇然纵观阮元本人书迹，长于行书，偶有篆隶，特别是隶书的风格相当多变不隐定，书风与此碑相去甚远。故有不少书家学者中对此碑作者存有存疑。笔者对通过文献资料的爬疏及书迹比对，发现作者实为金匮钱泳。

绍兴青藤书屋留有阮元作文、钱泳书丹的《徐渭五十小像》题款，我们可以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此题字形、书风，几乎与《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极为吻合，如出一辙。

徐渭五十小像

徐渭五十小像

钱泳《重修会稽大禹陵之碑》与《青藤五十小像》书风对比

又，钱泳在其《写经楼金石目》卷二中记：“大禹陵庙碑。嘉庆五年浙江巡抚阮公元奉命修大禹陵，作记立石，泳为书碑。今在窆石亭下西向。”则为我们道破了天机，坐实了此碑书丹者实为钱泳，而非阮元。

钱泳简介

钱泳（1759-1844），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又号梅溪、梅花溪居士，江苏金匮人。十七岁院试不售，则无意于仕进，以读书明理致用自勉，“西游于宛洛，东浮乎沧海，北走齐鲁燕赵之间，南至潇湘云梦两浙十闽。”先后入幕于毕沅、李亨特、秦震均等达官。又博览群书，潜心书画、访碑，尤精于金石碑版、摹勾刻帖，与成亲王永瑆、翁覃溪、阮芸台、等显宦名宿交往甚密。一生著述六十余种，有《履园丛书》《履园文集》《梅花溪诗草》《写经楼金石目》等存世，刻有《诒晋斋法书》《写经堂帖》《攀云阁帖》等经典法帖。

钱泳工于摹刻，五体俱精，然于古隶汉碑书更为着意。乾隆四十四年（1779）钱泳二十一岁，即以隶书模刻得润笔百余金，乃益肆力于隶书之学。乾隆五十年（1785），得徐树丕汉隶双钩《熹平石经》残字五百余字，刻石并拓之分送于通经之士，后翁方纲、李亨特还以此为本分别摹石于南昌学宫与绍兴学宫，王昶收入《金石萃编》一书，自此名显于世。

阮、钱之交

据钱泳《游都日记》[6]记，其与阮元在京都相识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十二日，阮元任浙江学政近三年间，钱泳亦幕于杭州，与阮元时有雅集唱和、题名湖上之游。嘉庆三年（1798）九月，钱泳又闻讯阮元还京，乃与其结伴赴京，可见相交既早，又相交颇密。

阮元对钱泳的古隶也极为激赏、钟情，言钱泳“博雅好学，善隶古书”，故所载二人之间还留有许多阮元作文、钱泳以隶书书丹的佳迹。

I. 杭州《重修表忠观碑》。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阮元至杭任浙江学政，时值钱唐钱武肃王“表忠观”重修落成，钱泳“为元述此大略，属为记，且自以隶古书丹刻石者也”）。

II. 绍兴《重修青藤书屋记》。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抚浙使者阮元为山阴陈氏撰《重修青藤书屋记》，陈十峰请钱泳书丹刻石。

青藤书屋记（局部）

III. 杭州《重修褚公祠碑记》。嘉庆十年（1805）春，钱泳游杭州，“偶谒杭州府城大东门张御史巷褚公祠下，因请中丞阮公元撰记，泳为书碑。”

IV．《扬州隋文选楼碑铭》。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阮元隋文选楼在扬州落成。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自撰《扬州隋文选楼碑铭》，钱泳以隶书书丹。

钱泳书阮元《扬州隋文选楼碑铭》

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展拜曹娥庙，因庙中汉刻久亡，而以王右军、李北海、蔡卞所书皆非隶体，特命钱泳以隶书补书之。除此以外，阮元还有资助钱泳刻成诸经一事，使我们看到了阮、钱作为文人之交的真性情。

嘉庆元年（1796），钱泳至杭州府学观宋高宋御书石经，见其已不全，乃立志仿《汉熹平石经》体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并刻石孔陵。

阮元对此很是认同，故一直关注，在物资与精神上给予了钱泳极大的支持，并时为捐奉、筹款以助。

嘉庆六年（1801）正月，阮元资助钱泳刻石经费40两白金。

“……《孝经》《论语》书法古秀，虽未敢云比美中郎，实已突过南仲矣……将来运至阙里，北有白圭戚谊，一切当力任之……外附去白金四十金，聊为伐石之资。缘岁事拮据，未能多办，余俟刻有多石再为陆续奉输也。”

共读楼本《梅溪先生年谱》记有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又为钱泳筹措经费白银400助刻之事。

“嘉庆十八年……因《论语》字多未完，至是阮云台侍郎为漕运总督，设法致银四百两，刻成之，暂置扬州府学明伦堂。”

刻经一事前后跨度十多年，终得竣工，功德圆满。关于此事，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未刻本中·阙里石刻<孝经><论语>后记》收录阮元一文:

“元于嘉庆六年巡抚浙江，尝捐奉钱，俾钱君泳先刻《孝经》一卷，钱君又自刻《论语》，仅十三篇，厥后南城曾公燠转运扬州，复捐奉刻《大学》、《中庸》二篇，其石俱存扬州府学。至十九年春，两淮巡盐察院阿公克当阿，因谒学庙，见《论语》未竟阙工，复捐奉，倩钱君续刻七篇，以足成之，前后共百廿四石，凡二万三千余字，元窃以为二氏之书，自隋唐以来，尚多勒石，况古圣贤经传乎？刻石以传，多多益善，正人心而光圣治，不亦与？……”

禹庙代笔

《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为何不似如上以阮文、钱书刻的模式面世，而直接示以“阮元撰并书”，笔者试析如下：

I.帝皇之制

本次重修大禹陵，所费虽以民间绅士所助为主，但因有知府觉罗百善之请，阮元作为巡抚，代表的是皇恩浩荡，诚如碑文所言为“圣天子孝祀配天，望辩维谨，乃修阶坛，勤丹雘，用承祀事。巡抚阮元来拜庙下，以考其成。”书以阮元撰并书，既示立碑之事庄重，又能激励地方官员与绅士的积极性。

II.形势所逼

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十五日抵杭接篆上任，其时浙江境内盗情四起，形势严峻。正月初七，阮元实授巡抚，初八日即赴台州督捕夷闽海盗，接下来又是剿灭杭、绍窝盗等战事，又亲力亲为自缮折奏上报战情，以至嘉庆帝赐谕“除密折外，寻常例奏可令人代写”[14]，公务可谓极是紧张忙碌。如果边奏章都可以代写，那此碑文请人代书，自在合理的选项之中。

III.双方信任

乾嘉期间，学者、官员的日常应酬交往对隶书的需要很大，导致代笔现象多有存在。阮元特别钟情钱泳隶书，日常就时有代笔，本次书碑选择其所信任的钱泳，当是首选。《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所收有阮元致钱泳一札，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别已匝月，想体中清胜，如远颂也。默斋详文已到，未知省中诸君曾评及否？默斋《寿雪堂诗稿》，元前有一截，题之未善，今别成一首，书以奉政，乞为致之，前诗毁之可也。再者，弟欲送人隶字屏五幅，今送来蜡笺八张，乞大笔代书。《圣主得贤臣颂》一篇，末空二行，以便落款。烦渎之至，统容回省叩谢。不一。梅溪先生侍史。弟阮元顿首。

阮元致钱泳书

钱泳于乾隆辛亥、壬子期间，受聘于绍兴知府李亨特，参与乾隆《绍兴府志》的编撰，期间多次拜谒大禹陵，乾隆癸丑岁更是在禹庙窆石题名，成为窆石这一江南金石重器宋元之后题刻第一人，大禹陵庙在钱泳心目的位置可谓是崇高而又亲近的。这次为《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书丹，事涉“金石永寿、彪炳千秋、与庙始终”，钱泳当然是乐意为之。而钱泳在碑文中的自我隐匿，则在自己的作品集中悄悄留了一笔，为后人的解谜提供了线索。

（本文注释未收录）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