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文献学研究范畴的新拓展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日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初版1997年由凤凰出版社的前身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凤凰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文学文献学”大视野暨《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詹福瑞、首都师范大学诗学中心教授左东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孙少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马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编辑马旭、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等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文学文献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新时代对中国学术建设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交流探讨。会议由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林日波主持。

写作缘起

座谈会上，刘跃进提到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指导下写作《中古文学文献学》的缘起：“1991年，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古文学编年史》，所涵盖的范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当时我刚毕业留所，二位先生就把我吸收到课题组中，并做了明确分工：沈玉成先生负责魏晋部分，曹道衡先生负责南北朝部分，而我则协助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此，沈玉成先生责成我编撰《中古文学文献学》，目标很明确，一是将中古文学的原始资料交待清楚，二是评述历代研究状况。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写成综述性的著作，而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而在我，初入学苑，要在许多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先生又是一如既往地扶持着我，确定章节目录，补充修订，甚至连书名也是沈玉成先生替我起的。书稿完成后，沈玉成先生又热情地推荐给金开诚先生，收录在金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

倪培翔回顾了从初版到增订再版的历史，认为“这本书在编写之初便体现了两代学人的薪火相传、新中国学术的继往开来的学术相承。而今距离原书的出版已过了约30年，刘跃进先生已经是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对于这本‘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进行增订是对于传统‘为学立言’精神的一种深化和践行，也是对古典文学学术界的又一大贡献”。

“这是一部不断生长的活的中古文学文献史”，张剑说。它从内容上扩充、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新的学术变化，与初版相比，篇幅增加一倍余，从31万字增加到65万字。许多章节重写，如初版《文选》和《玉台新咏》只是一章，增订版变为两章；初版《有关中古文学研究其他资料》一章，增订版补入《中古文献的收藏与整理》一节，都反映了三十年来学术的变化与繁荣。又如《近现代所编中古文学总集》一节，初版仅仅介绍了“诗歌总集”和“文章总集”，增订版则补入“诗文丛书”，充分反映近年来中古文学文献学在影印汇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孙少华认为，增订版与初版相比，一是结构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如“在初版第四章第二节的《其他史籍》部分，增订版新补充、整合为‘鱼豢《三国典略》《九家旧晋书辑本》与《蛮书》’、‘许嵩《建康实录》与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其他地方文献’、‘中古佛教传记’等内容。这些看似属于‘史’的文献，却是当时文人生活、交流以及‘文学’存在、发展的重要语境，是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二是问题意识更强，指导意义更大。“尤其是在梁代以及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周、隋代文学方面，该书在史料补充背后蕴含的很多话题都引而不发，无不具有进一步作为选题深入研究的空间。这不仅将对初学者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即使对长期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研究的学者，也将具有很大启发”。三是文献搜集与补充更加全面，编纂方法更加合理。“增订版并未采用以往简单的资料排列与分析，而是使用了带有一定研究视角的方法总结、归纳相关史料，使增订版更具学术深度和方法启示”。

马旭提到2019年刘跃进先生与他谈起增订版参考文献对近代研究的注释将采用新方法，即以人名为线索，其人著述统列其下，读者查阅时，不仅可知该书的文献征引情况，还能了解该学者学术观点的总体看法。“这也是修订本最重要的优点之一”。

折中古今的体例创新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分为三编：上编为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以《文选》为始的中古文学总集为主要线索，下涉唐宋及其后有关中古文学的总集，兼以正史、目录、其他史籍和部分著名学者研究，全面系统地展现当下可见的中古文学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中编为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以时间为纲，以作者为具体线索，上启汉魏，下至隋代，并对《苏李诗》《古诗十九首》等不系名的重要作品也进行了研究综述和相关考证；下编为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对中古时期的小说和文论进行介绍和考证说明。相较于初版，增订版充分考察并吸收了近三十年来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文学脉络的梳理更为详细，引用资料更为丰富，考辨评论更为精当。可以说，这次增订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是前版的优秀续作。

詹福瑞指出，《中古文学文献学》在文献范围和研究对象上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文献学的范畴。它采用了综合性研究的方法，纳入了学术前沿的信息，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空间，为古代文学的初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三十年后，又做了很大的修订，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融合进去，真正体现了近些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沿意识。”

左东岭认为，“作者和凤凰出版社共同成就了这本书”，它以刘跃进先生这位身处学术前沿的资深学者的学术感受、判断、眼界、结论为线，将中古文学的原始文献、各家研究结果以及刘跃进先生的学术判断融为一体，“对于初入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是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

“这部书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建构特别有启发意义。”刘宁指出，《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突破了传统四部之学的范式，以集部体系为主，融汇了子部和史部的相关内容，又吸收了新的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其实是一种“折中古今的或者说是融合古今的体例”。如上编第四章《有关中古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谈到了正史与其他的史籍，特别是其中一节《文献类编及考订》谈到了《出三藏记集》《弘明集》《艺文类聚》等，按传统的目录学文献学体系来看，选书是比较杂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则是站在文学文献学的大视野下对这些书进行类编与考订。

曾祥波提到，《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将文学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学风，“在这个问题上确实用力最多，着墨最浓，特别能够给我们启发”。

数字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指南

在数字化时代，各种文献数据库相继问世，查找文献变得非常方便。像《中古文学文献学》这样的目录学著作意义是否降低了呢？廖可斌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熟读基本文献，才能对当时的历史和文学有总体把握，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才能根据探讨这个问题的需要去查找相关文献。”“如何阅读文献，即读哪些文献，怎么找文献，怎么读文献，像《中古文学文献学》这样的著作，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向导。”

徐建委指出，“上世纪9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开始由侧重审美和思想的赏析型转向侧重文献学的考证型，此书是那个转折期的代表著作之一。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期，此书修订版的刊行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当代的学术研究中，全局性视野及其问题意识正在成为一种稀缺之物。“这正是《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出版的意义所在。这样一部既有全局视野和框架，又有具体细节考证的著作的出版，会对矫正研究时弊起到应有作用”。

“《中古文学文献学》是以集部文献等文学经典为基准、在平时守正中创新的著作。这部论著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涵盖了近30年来的新成果，有着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反映了研究的新情况，也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研究的方法。”可以直接作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段的“文学史教学、研究生教学的参考用书或者是基本教材”。蔡丹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