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李自成祖坟的米脂县令边大绶缘何成为“时代英雄”？

致命塘报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初五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令边大绶为塘报事，上呈巡抚汪乔年一件启禀。塘报始创于明代，作为官方情报工具之一，由兵部专设夫马驿站收发，本是用来传递紧急军情报告的。七品知县边大绶被授权以塘报，与省级大员汪乔年单线联系，显然涉及重大机密。多年后边氏撰《虎口余生记》附录了这封塘报，后人得以了解到许多细节——按照崇祯帝的密旨，他们必须尽快掘毁闯王李自成的祖坟，断其“龙脉”，以遏制大顺军的发展壮大势头，改变中原流寇盛行、动荡不安的局面。边大绶此启，便是向省府领导报告落实其指示的情况。

启禀先叙述访查李自成祖墓的过程，并表示对这项任务重大意义的理解：

窃流贼猖獗，李贼尤甚。其本籍实隶米脂，在职所辖境内。兹访得贼祖李海、父李守忠两世坟墓，并在本县城西二百里外。相传营葬时，曾有异人为之指画，以为三世之后当得极贵，今者其言将验矣！……今若发其冢，剖其棺，毁其骸骨，断其龙脉，则贼之灭亡可立待也。

李自成籍隶米脂县，其祖、父两辈墓地在县城西二百里外，当年营葬时因得大师指点，李自成遂有今日之强盛。所以，掘其祖坟，势在必行。

接着告知本县各项措施，建议由最早向政府方面献策的贡生艾诏，出面联系当年为李家祖墓选址的风水先生李诚，得到详情后，再一同确定掘墓方案：

又访得本县民人李诚系贼同里，曾为贼祖与父赞襄葬事，若得其人导引，则贼墓可以物色而得。兹有贡生艾诏，其人老成持重，寻访李诚，便可托伊前往，但职未敢擅便，伏乞制台俞允，俾得便宜行事，庶几闯贼可灭，而国耻立雪矣。

汪乔年很快回以手札，允其“便宜行事”。在称赞边氏的同时，也写下几句叮咛警诫之语：

读来牍，足见门下报国热忱。第须体访的确，莫使波及无辜，庶天理顺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灭贼，当以门下之功为首。此覆。

崇祯十四年末，正是李自成率领残部从商洛山重围中突出，进入河南迎来转机之时。时值豫省连年大旱，到了文秉《烈皇小识》所云“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的地步，饥民投奔李自成者数万，“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开始传颂中原。起义军先后攻下洛阳、围困开封，并在项城、襄城等通衢之地大败尾随追击的明军主力，最大的战绩是同年秋天杀死了奉命由陕入豫、征讨李自成的陕西三边军务总督傅宗龙。消息报至北京，朝野震动，起义军控制了河南全省，且有席卷湖广，势不可挡之态。

为了破“贼势”、泄“王气”，崇祯帝听从了朝臣们的建议，下令挖掉李自成祖坟。由此，汪乔年、边大绶甚至崇祯帝的命运，一一改变了。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

计出何人

毁灭祖坟以“加害”他人，为古来流传的厌胜计之一种，虽迹近巫术，但从宫廷到民间，信者甚众。毁李自成祖坟的行动，策划起于朝廷，而实施起来从时任陕西巡抚汪乔年，再到基层干部边大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正如清初曾任明史馆总裁的徐果亭在所撰《明末忠烈纪实》中说：

（李）自成破洛（阳），声势张甚，或言其祖墓有异，（崇祯）帝密下（汪）乔年图之。米脂令边大绶者，健令也，乔年委命焉。

汪乔年，浙江遂安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刑、工二部郎中、陕西按察使、青州知府，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大军进占河南之际，奉命巡抚陕西。汪氏身为军政大员，笃信鬼神，无异于常人，乾隆十二年修《青州府志》记，他出知青州那年适逢大旱，“公（按：指汪乔年）步祷郊外，辄澍雨沾足；或淫雨，公祈晴立应。”可见他委命听天的情结非同一般。到了抚陕时，李自成底定中原、进窥江汉，像他这样迷信风水之人，向朝廷进献挖人祖坟的厌胜计策，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上文中所说“或言”、也就是向汪乔年告密者究竟为谁人？《米脂县志》卷一“乡贤忠烈”条说：

崇祯末年，流寇猖獗，（贡生）艾诏商同生员贺时雨谒督师汪乔年，请发（李）自成祖墓，为厌胜计。乔年以闻，报可。事下知县边大绶率夫役入山，诏与贺时雨为前导，发掘焚弃之，时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也。

由此可知，挖李自成祖坟的创意者为艾、贺二书生，向朝廷具疏奏闻者为汪乔年，而实际执行者则为边大绶。

边氏是河北任丘人，他的身世在清乾隆二十六年《任邱县志》卷九“人物”中有简略介绍：

字素一，号长白，崇祯己卯孝廉，授陕西米脂县知县。米脂乃闯贼李自成故里，时闯逆猖獗，流毒海内，（边大）绶下车侦知其先墓，伐之。迨贼破神京，移明祚，（边大）绶全家被执，几死者再。

据清乾隆三十七年《河北任邱边氏重修族谱》，边大绶为任丘边氏第十一世，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活了五十六岁。按己卯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即边氏举孝廉之时（孝廉乃时人对举人的雅称）推算起来，这年他已三十九岁。米脂县令这个职务，把他推到了时代风云的中心。

据《明史·李自成传》载，在此之前，即崇祯九年（1636），边大绶与举事后首次回乡的李自成有过一面之交，略云：

九年春，……（李自成）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

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所作《甲申三百年祭》也引用了这段史料，说明李自成“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的亲民作风。关于边氏中举及授知县时间，县志与明史所载各异。

边大绶身为知县，又系“高知”出身，岂不知挖人祖坟是大逆不道、君子不为之事？但他也懂得，自己身为米脂县官，如果抓住时机办好这件大事，将会扬名全国，且扭转官运。却哪里想得到，致命的塘报正在把他引入因果报应的深渊。

入山伐墓

经过充分准备和布置，一个月后的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八日，在边大绶指挥下，米脂县练总黑光正带领箭手三十名、乡夫六十名及贡生艾诏、风水先生李诚等，一同起行入山。一昼夜，他们走了一百三十里，才赶到李自成祖墓所在的三峰子山。行军过程及其地理形势，边氏在给汪乔年的第二封塘报中描述颇详：

时遇大雪，深二尺余，山路陡滑，马不能进。职（边氏自称）下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鸟道崎岖，久绝人迹，旋开道攀缘而上。又一里许，见窑舍十余处，墙垣尚存，即闯（指李自成）之庄院也，又过一山，至其墓地，四面山势环抱，气概雄奇，林木翳天不下千余株，大小冢墓二十三座。

据乾隆癸丑科米脂籍进士高钿在《三峰子山自成祖莹考》中所记:“米脂西北乡百里外，有武家坡，相去十里有野毛山。去山十里有黄龙岭，闯王李自成之祖墓在焉，其地名三峰子山。……墓地广约三亩，虽冢墓平夷，土人尚禁樵采云。”此地原属米脂，遗址位于今横山县石窑沟乡长峁墕村。

二十几座墓中，究竟哪座为“贼祖”之穴？随来的李诚提供了一条线索：葬李自成祖父时，曾用一只黑碗点灯，并同置墓中，“今但见有黑碗者即贼祖也。”然而，乡夫们接连挖开五六冢，“其骨皆血色油润，不类远年枯朽，亦皆无黑碗踪迹。”时值天晚，难以下山，于是在李自成家旧窑中，众人烧火造饭，等待天亮后继续挖寻。次日情形，恐怖依旧，在边大绶笔下，掘墓现场一幅幅惨然画面，今人读之仍不禁毛骨悚然：

至天明，再镢数冢，而黑碗见，即李海墓也。骨黑如墨，额生白毛长六七寸。其左侧稍下一冢，即李守忠墓，顶生榆树一株，枝叶诡异，其粗如臂。……伐其尸体，骨节间皆绿如铜青，额生黄白毛，亦六七寸许。其余骨骸有毛者凡七八冢，尽数伐掘，聚火焚化。

掘了李家祖坟之后，边大绶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墓地四周“大小林木一千三百余株，悉行砍伐，断其山脉”；临走时，还不忘带上在李海冢内觅得的黑碗，及盘卧李守忠墓中一条“长尺有二寸”的白蛇，以为证据。

《明史·李自成传》载，边氏掘李家祖坟这年正月，正值闯王大军先后三次围困开封，首次“攻七昼夜，解去”；守城总兵陈永福放箭射中李自成一目，即在不久再围开封、未能得手之时。时人也有言掘墓、中箭两事发生于同一日者，清刘廷玑《在园杂志》说：“考剖棺之日，适闯贼兵败河南，一目为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应之速耶！”其言或有牵强附会，但天意和人事仍旧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着。

回到米脂城后，边大绶一面以塘报向汪乔年覆命，一面遣人将颅骨、黑碗、白蛇等实物呈验巡抚衙门。几天后接到汪乔年回复，仅草草数行：

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筹。

边氏此举虽有“功”于国家，但民俗亦有曰“仇恨大不过挖祖坟”。

闯王来了

李自成祖墓被掘经过奏至北京，举朝兴奋，成了京师政界热议的话题。时任翰林院编修程正揆回忆：

癸未，余在京师，缙绅先生争谈有米脂令者，掘闯贼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时心奇其事，不知为何许人也。甲午，有晋闱之役，见太原边守长白先生所刻《余生录》，盖即令米脂者也。

程氏所说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掘墓奏闻朝廷时，当时他在翰林院任职，也听说了这件奇事，只是不知何人所为。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程氏以工部右侍郎放山西主考，得识时任太原知府的边大绶，才知道他便是当年名扬京城的那位米脂县令。

其后两年，边大绶应该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因为李自成大军的铁蹄由远及近，正在踏入他的生活，使梦魇成为现实。

崇祯十五年（1642年）早春，李自成祖墓被伐不久，大顺军在河南击败了前来防堵的明军，将入秦关。在这危急时刻，崇祯帝诏擢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命其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部，出潼关迎战。据《明史·汪乔年传》，汪氏“乃收散亡，调边卒，得马步三万人”，与李自成大战于豫中南郾城等地，力不能支。一个月后“三帅奔，军大溃”，汪乔年与步卒千人被围于许昌附近襄城，遂拼死抵御；十五日后城陷，他“自刭不殊，为贼所执，大骂。贼磔杀之”。

汪乔年在作战被俘后遭“磔杀”，显然与他主导伐坟一事有关。上引《明史·汪乔年传》中，也述及李自成祖坟被掘后，汪氏的所作所为：

（汪）乔年函其颅骨腊蛇以闻，焚其余，杂以秽弃之。（李）自成闻之，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

“函其颅骨腊蛇以闻”，是指汪乔年将李氏祖坟中颅骨及风干的白蛇封函上报朝廷，焚毁其余骨骸并掺杂秽物而扬弃。李自成闻之，发誓要报这不共戴天之仇。徐鼐《小腆纪年》卷一：“自成为之啮指恨，既闻乔年出关，愤踊曰：此发吾祖冢者耶？图之勿失！”

汪乔年系堂堂三边总督，朝廷封疆大员，运命且如此悲惨，边大绶一个小小县官，能不汲汲自危乎？后来边氏在《虎口余生记》中回忆，一年前当他率众掘墓时，米脂官绅舆论汹汹，咸谓此举必招致不测之祸，他故作强硬回答：“如贼果修怨，余一身当之，定不尔累！”

话虽如此，到了崇祯十六年春夏之交，李自成大军将进入关中时，边大绶不免慌乱起来，一干仇家们也在暗中谋划，待闯王回乡时，“絷（按捆送）余及黑光正、艾诏等献贼”。边氏向省里新任领导反映情况，巡抚、按察使虽表同情，均未施援手。这年朝廷大计，考核地方官员，大员们未兑现汪乔年“他日成功，定首叙以筹”的承诺，还得应付一班乡绅对边氏的“竭力倾陷”，先将边大绶明令“降处”，又在评语中“谕留候题”，等候新的任命。

转眼到了秋末，李自成大军再度闯入潼关，紧接着攻陷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全陕州县望风投降。此时，边大绶已回到老家河北任丘避风，得知闯王率部回乡祭祖的消息，深为自己没有迟疑恋栈而感侥幸。据《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攻下延安、凤翔时皆大肆抢掠杀人，回乡后也“抄掠如故”，犹对“必不附己”的士大夫大打出手，“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若边氏在任，必不能免。攻陷延安府时，戎马万匹，旌旗数十里，“自成兵所至风靡，乃诣米脂祭墓。向为军所发，焚弃遗骴，筑土封之。”修坟祭祖之后，便是下令惩办掘墓祸首，因边大绶已远遁，乃杀贡生艾诏及诸生贺时雨以泄愤。关于此事，《陕西通志》卷八十二、收入《四库全书》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十一均有记载。后者云：“贡生艾诏、生员贺时雨俱米脂人，诣督师汪乔年请发李贼祖父坟，崇祯十七年为闯贼所得，磔二生于市。”

押解惊魂

与边大绶所期望的相反，关于祖坟被掘，李自成并没有忘掉主谋其事的米脂知县，次年（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末，即攻下北京一个月后，在已越过山海关的满洲大军和吴三桂明军压力下，大顺军不得不放弃京师，退往山西。在匆忙撤退的路上，李自成仍下令路经任丘的近畿部队，派人赴该县边各庄抓捕边大绶。被逮当天，即四月二十八日，负责押解的两名闯兵半玩笑、半安慰边氏：“万岁取尔做官，无恐也。”这或许是边大绶听到的最具讽刺的话了。

边氏被捕后，要带去见正在西退路上的李自成。按照《虎口余生记》的时间地理线索，他于五月初一日被押解上路，经肃宁、安平、无极，行程四日便到了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之一的真定（今正定）。领头看守任姓等押着边氏入城时，众人正喧传“大驾将至”，即李自成马上驾到了。当时大街上挤满了大顺军士兵，见了边氏都围过来，且揶揄曰“是伐墓人耶？”然后，“带余见伪帅马，入其二门，一贼衣蓝纱者询伐坟始末。”这位蓝纱其衣的马姓大帅，便是后营右果毅将军马重僖。马氏系山西阳城人，于李自成大军攻打北京时，率部由山西固关入河北正定，策应主力，被任命为真（定）保（定）节度使，此刻他的任务是掩护李自成退入山西，并阻击尾随追击的吴三桂和满清联军。

第五日，李自成果然到了，马重僖率众出城迎驾，吩咐把边大绶也带上。出了正定城，呈现在边氏眼前的是这一幕：

及出城，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

在边氏眼里，古赵州大道上，溃不成军、卷着滚滚烟尘撤退的闯王大队并不令人生畏，让他感叹乃至“不胜忿懑”的是，这样一支裹挟着妇女行军、无组织无纪律的人马，居然所向无敌，横扫大半个中国，不仅占领了北京，还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

在城外大路边等候了一个时辰，有骑兵传令押解者，云：“驾至矣，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伙，即行。”当日下午，众人押着边大绶起身西行，随着闯王行营，先经过井陉县上安镇，次日进入固关，便是山西平定州地界了。固关长城雄伟，地势险要，是明朝京西四大名关之一，李自成在这里停下来，命令马重僖布置精兵扼守此关，抗击衔尾追来的清军。由于押解者三人中任姓看守遁去，边氏亦得乘一马，同押解他的“吴、陈二贼”出关。惊魂一刻便在此时出现，在将出固关时，他们与李自成迎面相遇:

见闯贼下马，陈贼欲禀知，吴贼摇手而过。使是时一言，余齑粉矣。

他们看见李自成即赶紧下马，陈姓看守欲向前报告，吴姓则摆手止之，示意不得莽撞，于是慢慢通过。若当时向李自成禀告，则边氏必然性命难保。

过固关后，由于闯军正在抽调后营精兵加强关防，已过平定州西的边大绶被要求就地等待，于是，“二贼复押余回，住平定东关外候伪示。”就在这天，清军在河北望都县追上了大顺军，负责断后的蕲侯谷英率部与之大战，兵败阵亡；随后，在正定城外阻击清军的大顺军也被击垮，这使得守住固关至为重要。这也意味着，正在忙于筹划军务的李自成，暂时没有时间处置挖他祖坟的边县令。

边大绶与李自成在固关擦肩而过，这以后再无缘见面。李氏布置好关防后，集合溃散部众即向太原进发，边氏则由差官吴氏等人押解，与辎重一同行军。此时，由于追击的清军已收兵回京，气氛不复紧张，对边氏的看守也松懈了一些，于是，进入山西阳寿地界后，他开始寻找挣脱机会。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

梦魇余生

《虎口余生记》记初十一日边氏逃脱当天情形：

吴贼同一贼僮押余，马步共八九十人，夜行一宿，天明至寿阳南关，搜米觅水炊饭。食讫，……（吴贼）命余拴马卸行李，伊入室仰卧酣睡，其僮亦上楼卧。

寿阳县地处阳泉、榆次之间，是西入太原的孔道，由此也可越岭东返井陉。边氏抓住逃走良机，借口打水，经一店铺后门下到护城河边，河中无水，可以循河道出城。他向北急行，复上东岸，逾墙进入一空房，躲避多时，在这里遇见打劫乡民，被掳去衣裤，换给“仅蔽体破衣二件”。其后整个下午都藏身于山畔土窑中，这期间，“贼骑来者六七次，皆未获见”。直到天黑，他始敢现身，靠月光指引，在墟墓涧泽中穿行一夜，次日才从路人口中打听到回乡路线。几经周折，找到了距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方山寺，投到僧寮中，伪称“保定诸生，为贼所掠”，得于寺中栖身六日。多年后，边氏再次路经方山（可能是清顺治八年赴太原知府任时），吟有《过方山》一诗：

三十年来岁月虚，偶因烽火过禅庐。白云不断人行路，消受松风一夜余。

诗写得清丽可观，意蕴深长，曾被收入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当时，因固关、娘子关均有大顺军把守，边大绶若回河北老家，只能走小路翻越太行山。此后十余天，他以乞丐身份，跟随几个当地山民踏入“万山险绝，猿猱所经，林翳天日”之地，太行山腹地山路难行，遇到陡绝之处，行人常常顶踵相摩，手脚并用，“上天入渊，凡数十折，始履平地”。期间在井陉附近，又涉大河六七道，最后渡过了滹沱河，才进入河北。再从正定向东，经新乐、肃宁，终于到达任丘老家。据边氏所记，“是为五月二十九日，计（距）被执时正满一月”。

就在边大绶回乡当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文武大臣士庶的迎接下，成了北京的新主人，并通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事。大势所趋之下，边氏这个明朝忠臣，也做了识时务者的“俊杰”，于顺治元年（1644年）“奉部檄谒选来京”，讨一个新朝的官来做。

边大绶要想顺利入选，还得靠掘李自成祖坟这个“杀手锏”。前内阁大库档册中，存有边氏《为孤臣为国蒙难，感荷再生，矢心图报事》一启，第一段云：

窃念臣本任丘书生，荷先朝特典，于崇祯十三年除授米脂。入境之日，见其城市丘墟，询之为流寇发难之所，逆贼李自成祖墓在焉。党羽潜伏，不时窃发。履任后，擒贼首乔齐文解院正法，散其余党。十五年，闻福藩被害，臣恨无力，不能杀贼，忠愤所激，遂伐贼冢二十三座。

这段文字中，边大绶对自己在掘李自成祖墓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有夸大之嫌。但考虑到他写此启的目的是向清廷邀功讨官，那么全揽功劳于己身的所为，也就不奇怪了。

下一段诉说自己因此遭受委屈，也尽在意料之中：

……贼闻之衔恨入骨，屡言复仇。贼亲艾朝栋等捏揭欲置臣于死地，奈计册考语称职，止以冠带闲住，抚按皆为扼捥，留任候代。臣以贼党在侧，力辞归里。

文中所指“贼亲”艾朝栋，光绪丁未刊本《米脂县志》卷四“选举志”载其经历为：“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科，官行人，后升知府。”此人因系李自成姻亲，欲置边大绶于死地，但未能得逞。如边氏在《虎口余生记》中所称：“然终以司册无过，未能大害，止蒙降处。”

最后一段讲述李自成占据北京后，派兵到任丘抓捕边大绶归案，及边氏历经艰辛、虎口逃生的过程。同时，为了谋求官职，说了不少颂扬感激新朝的话：

十七年贼陷都城，复东窥，愈恨伐墓泄其旺气。四月二十九日，遣五十余贼拿臣赴闯营，举族抄劫，死生不保，幸荷天兵追贼西走，丧败之余，无暇他顾。至山西寿阳，乘机脱难，狼狈回家，虎口残生，皆盛朝所赐者也。感戴有天，捐糜无地。本县奉天津道本荐举，臣不胜感奋，匍匐赴阙，叩谢天恩，愿竭犬马，矢报涓埃，并陈所见贼中情形，以张挞伐之威。

边大绶上此启的时间为顺治元年七月，此时顺治帝尚未入关，在北京主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正大力招揽前明官员，为新朝效力，故文中有“兹蒙圣王下令罗才，起用废官”云云。启后所具批复：顺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奉令旨：“吏部知道！”表明边氏已通过摄政王的审核，进入朝廷的任用程序。

燕过留痕

就在边大绶向清廷上奏求官次年（1645），清军攻陷山西全境，在满洲铁蹄追击下，李自成退至西安，兵败后再走湖北，秋九月，于奔逃途中在通城九宫山被杀。可想而知，边氏闻此消息，一定大大舒了一口气。

正值天下易主，改朝换代，刚刚接管北京的满洲政权，需要边大绶这样习熟地方政务的基层官员，加之他有“伐冢归田”的传奇经历，更对其独加青眼。所以，边氏得以很快复官补用，且迭连进步。前引《任丘县志》边氏简历后半段云：

国朝起用补河南修武知县，劝农兴学，著有劳绩。升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青州濒海，贼出没无时，（边大）绶捕御有法，贼不敢犯，全属赖之以安。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莅政三年，执法严明，民怀吏畏。以病告休，所著有《虎口余生录》行于世。

由此可知，边氏在入清后仕途十分顺遂，数年之间，从河南修武知县、山东青州府同知，一路升迁到山西太原知府，已是新朝中的“厅局级高干”了。和南方很多明亡仍不屈不挠以旧朝遗民自居的士绅官员不同，在北方，满人入关后像边大绶这样毫无疑虑地投入新政权为之服务者比比皆是，他们对自己摒弃忠臣义士传统意识的做法，各有宽解之道，边大绶就称，大清剿灭了“闯贼”，“大明十四帝之灵，必有含笑于地下者”。

不过，边大绶能够在历史中“燕过留痕”，全凭一部不足万言的《虎口余生记》。不少史家留意到该书的历史价值，如谢觉哉在谈到民族大义时，引用过边氏入清后成为英雄的例子，嘲讽其“行将努力兴朝以图报效”，是“义不屈贼”的“英雄”。《永昌演义》作者李宝忠则以“兴亡转瞬成遗憾，故垒萧萧墓木空”的诗句，来因果边氏掘墓与李自成失败。再远一点，顺治十一年（1654），明亡后附清的前尚宝司卿程正揆，就是在这年以光禄寺少卿放山西乡试考官期间，结识了时任太原知府的边大绶，乃为边作写序，称赞边氏掘墓之举“泄我明十四帝之愤，开本朝亿万年之运”，他们经历相似，故引为知音。有清一朝，《虎口余生记》仍一再出版，为边氏传播声名。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任河间府知府的名诗人杜甲，曾专谒在边各庄的边大绶墓，留下了“青塔道旁边老墓，殷勤下马揖松楸”的诗句。

进入民国后，北洋名宿徐世昌和《清史稿》四总纂之一王树楠编撰《大清畿辅先哲传》，专收清朝定鼎以来籍隶畿辅的先烈先进及其事迹，也将边大绶事迹收入书中。边氏掘墓之事，自然成为其传记的最大看点：

闯贼亡命，罪至通天，竭四方师武臣之力，不能一矢相遗。长白（按边大绶字）忿志报国，谋及鬼神，发枯骨，毒逆命，泄明室之愤，开清兴之基，智奇功伟，一时无出其右者。

文中感叹当李自成大军占据中原，与明廷对抗时，象洪承畴、孙传庭、汪乔年这等封疆大吏统师数十万追剿，皆不能平定；而边大绶一个小小县令，居然想出掘其祖坟的妙招，以智取胜，立下大功，可谓“天下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