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对流动女性更友好？木兰丽霞：看见，对话与互助

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本篇专访聚焦城市中的打工流动女性，专访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齐丽霞。木兰花开成立于2010年，是一个以关注、支持和陪伴来京务工女性为宗旨的非盈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木兰花开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了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并促进着她们融入所建设的城市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流动女性提高了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

基层女性也有自己的精神需求

澎湃新闻：您曾说创办木兰花开的初衷源于一次志愿者经历，可以聊聊当时的场景，对您的触动和心态的转变吗？是什么让您有了创办木兰花开的初衷？

木兰丽霞：我在南方打工时，是在流水线上工作，非常单调乏味，大多都是重复劳作。但我出来打工时怀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改善经济生活，还想改变人生命运，比如写文章、小说。我读到过一本写打工妹的书，她坚持书写身边工友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也想关注身边的工友，关注普通人的故事。

我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三岁了，不像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的手脚很灵活，做事很快，而我没有经过长期的手工劳动训练，做事很慢，会被管理人员看不起，或被工友嘲笑。从最基础的员工上升到管理层，对我来说是很不现实，也没可能。写作方面，刚开始还写日记，但后来长期劳作就无暇自顾了，所以一开始的两个想法很快就都破灭了。人就会很苦闷，觉得看不见天日，也看不见理想。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机构举办的活动，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变，我意识到我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很多工友都要面对，工厂需要的是年轻的身体、灵活的手脚，但并不希望这个群体有思想有想法。工人需要配合流水线，被规训去按照他们的指令做事。个体在这里只能处于一个很苦闷的状态。在公益机构分享我们的遭遇，书写我们的经历，去普及《劳动法》，我的苦闷就有所减弱。

澎湃新闻：您出于什么考虑北上在北京创办木兰花开？

木兰丽霞：我的孩子一直是留守儿童，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我每年才能回家一次，最艰难的时候我三年才见了她一次。回头看，这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虽然我每周给孩子打电话，但还是觉得亏欠孩子，可能是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关切、内疚会多过父亲。另外还有外部压力，当孩子需要我回家照顾的时候，我会被指责说没尽到母亲的责任。但那时我的自我意识已经生长出来了，回家做一个留守母亲也不是我的人生选择。在我的意识里，女性的自我也很重要，妈妈的身份需要自我有能力的女性去承担，妈妈得自我成长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我就“自私地”选择先做自己，但压力很大，无法心安理得。

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到孩子身上有一些所谓的“问题”，可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很正常的，特别是缺乏父母的教育和陪伴的情况下，我发现孩子过于讨好我，在我面前特别乖，在爷爷奶奶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了达到某一些目的，会撒一些小谎，比如想买糖，会说我要买作业本，我就意识到孩子的教育不应该交给老人，我得为我的孩子负起责任。在外面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乡村，是待不下去的。乡村的生活闭塞苦闷，我当年也是因为苦闷才出来的。

因为认识北京一个做公益的朋友，他们开办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我就把孩子带过来，让孩子进打工子弟学校，自己也可以去思考未来要做什么。由于以前那些经历和想法，就不太想再找一份基层女性做的工作，想做一些跟之前想法接近的，关注基层流动女性的事情。就这样，我和几个经历背景相似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木兰花开，想创办一个专门服务陪伴支持基层流动姐妹的机构。最早启动时没有经费来源，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积蓄。

澎湃新闻：木兰花开办了十多年了，初衷有变化吗？有哪些初衷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哪些是比较难实现的？

木兰丽霞：今年是木兰的第十三年，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初心并没有改变，我们还是支持陪伴服务我们的打工姐妹，社区服务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手法，赋能发声是目标。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根据我们能连结到的资源，不停地创新我们的活动内容、工作方法。从满足姐妹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到通过文艺活动向公众发声，跟公众对话。

满足大家精神文化需求的活动很多，比如社区的老年秧歌队，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要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讲自己的故事，这背后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主流的精神文化中还没有我们这个群体的声音，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在歌曲里把基层女性的需求大声唱出来。

不太好实现的一直很多。我们希望基层打工姐妹能发现自我，在家庭里实现平等，在社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让基层女性在城市里有她的发展路径。在这个她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她不只是城市的临时建设者，她也是城市的一份子，从城市融入来说，大家被排斥在主流城市生活之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让这个群体永远是城市里的暂住者。从个人的发展、就业、居住到人口再生产，孩子的教育，都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

木兰花开和绿色蔷薇排练《红》，熊颖 摄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姐妹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比如中国梦想秀，打工春晚，还有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分会场，您在这些舞台和空间演出的时候，收到的反馈是怎样的？

木兰丽霞：收到的反馈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大家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你只要做事都会有批评，批评对的地方，我们能改进的就改进，没办法改进的，那就接纳我们的现状。

我们要把真实的现状，真实的我们，让更多的人听见和看见。我们要去到不同的地方，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我们去建筑工地演出，在城边村社区进行展览。同时一些高大上的会议我们也去参与，哪怕我们只是餐桌上的一盘野菜。

有很多正向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在798做展览，一些观众留言说感受到了很强的生命力，这个群体有底层的属性，也是丰富的，有力量的。我们一个策展人说，很少有展览让一个观众去长时间地停留，反复观看。这些正向的反馈让姐妹们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

但对于无端的质疑，我们就随他去。

澎湃新闻：木兰花开现在是什么样的规模，组织的成员以及组织服务的群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面貌，比如职业，年龄，来源地，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对城市生活和自己的未来有不同的想象吗？

木兰丽霞：木兰一直是一个小而美的机构，我现在能用小而美，是因为之前被规模化裹挟过，大家都会觉得木兰太小了。从成立到现在，木兰的组织成员一直是4到6个人左右，目前我们有5个人，就没有太大过，因为疫情的影响，这几年整体公益机构的生存都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服务的人群是以我们所在的城边村为主，辐射周边几个城边村。我们有一个500人的大群，还有很多小群，服务到社区里面的村庄人口是两三万，但是并不能辐射到每个人。

也不能说是服务，木兰做的是陪伴支持，互相陪伴，然后分享，能给姐妹们一些支持和力量。我们姐妹的群体大概70后、80后、90后，00后比较少，以家庭为主，工作以服务行业为主，也有全职妈妈。

大家对城市的生活感受差不多，没有归属感，这是基本感受。

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在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丁沁 摄

对故乡没有乡愁，对城市没有归属

澎湃新闻：从您的个人经验，以及您接触的姐妹经历来看，大家来城市打工的原因有哪些？在城市生活和在老家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城市的关系的？

木兰丽霞：我们有做过一个独白剧《离家》，让大家聊为什么来城市，打工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关于出来打工的原因，一是工资水平差异大，二是从家乡的闭塞中脱离出来，增长见识，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聊城市生活和家乡生活的不同。大家在城市里虽然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但由于住的时间更长，更像一个所谓的“家”，一个没有归宿的“家”。乡村里所谓的老家倒成了一个符号，可能一年甚至几年不回去，回去了也待不住，生活习惯、观念和家乡人不一样。

人在外面很久，也会想家，但是想家更多的是想家乡的亲人，思乡情是因为有亲人、有熟悉的人在那个地方，如果老人不在了，思乡就没有落脚点。另外还有代际的差异，如90后、00后，他们很早就出来打工了，或者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他们没有70后没有那么深的乡愁，回去还是说普通话。以我女儿为例，她是接近00后的90后，她对家乡就没有什么想象，如果他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不在了，她可能就不想回去。

澎湃新闻：刚才您也说到，姐妹们来到城市里还是没有归属感，可以具体聊聊您哪些时候产生过归属感，哪些时候觉得融入不进去？

木兰丽霞：这个很难说，我们几乎没有对城市产生过归属感，但对木兰产生过归属感。以我个人为例，有时候回老家一段时间再回到木兰，也有回家的感觉，哪怕只是一个出租屋，这些瞬间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归属感，甚至大于在农村。特别是女性，当她离开她父母的家之后，回父母的家就像做客一样，那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家了，现在跨区域远嫁的婚姻又那么多，老公的家也不是她家，女性就像飘着的。在城市里有超过几年以上的稳定住处，这个地方不管是狭小，还是生活空间有挤压，这个所谓的“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归属感的。这种归属感也是生长出来的，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之后，你看到熟悉的道路，熟悉的街面，熟悉的店铺，虽然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也有一定的固定性，会让你有一些归属感。

在南方打工的时候没有太多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生活在工厂的空间，周围都是来打工的人，跟本地人没什么交集，根本没必要融入。在北方，因为村子拆迁而不得不搬家，再或是孩子找不到上学机会的时候，就会觉得不管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你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些本地人还是比较友好的，他们也认同木兰所做的事情，但整体上木兰接触到的本地人不多，我们也没有主动去接触本地人，我们的活动不排斥本地人，但是也没有特地动员本地人参与，总的来说，我们和本地人是相安无事的相处状态。

2011年木兰花开旧址。

澎湃新闻：2021年一篇名为《平原上的娜拉》的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您如何看待文中的主人公刘小样？

木兰丽霞：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刘小样。我也是在家乡觉得苦闷，想追求的东西很宏大很模糊，不想像祖祖辈辈的女性一样安于家乡的生活，就想往外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走到外面会有很多困顿。但是我和刘小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更有勇气去探索和面对外面世界的残酷。我也很幸运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人生路，接触到更广泛的人，让我有成长的机会，有面对困境的勇气和能力。一个是身上的原动力，一个是社会的机遇，其实是不可复制的。

刘小样身上缺乏一点力量，或者是她没有找到力量的源泉，她没有正视社会现实，所以她只能躲回去。我也是从农村出来，我能体会到农村的苦闷，向往诗和远方，但苦闷了就去旅行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短暂离开之后，还得回到当下，脚踏实地。

澎湃新闻：因为婚姻、子女教育或赡养老人的缘故，一些外出务工的女性重新回到了农村，您如何看待她们的处境？

木兰丽霞：我们去年暑假访谈了几个这样的姐妹，她们回到家乡，主要的原因是孩子要上学，因为赡养老人回乡的姐妹不多。今年我们也和几个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大家的家庭决策基本上都是如果孩子回去读书，妈妈也要回去陪着。她们回到家乡要面临的是重新建立支持关系，要适应在老家的生活，和老公长期两地分居，一系列的问题都要面对。

澎湃新闻：外出务工是否给了姐妹们摆脱家庭控制、接触和体验外面的世界、寻求自我转变的机会？这是否改变了原来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可以从您自身或身边姐妹的经历讲起。

木兰丽霞：出来以后，女性的确眼界打开，获得更多，能力更强，更能挣钱了。我知道有这样的反馈，一些男性反对他的妻子参加木兰的活动，他们开玩笑说“你到时候学的多了，懂的多了，翅膀硬了，你就不要我了”，虽然是开玩笑的口气，但他一定是有不安全感的。他觉得女性要守在家里，要照顾他和孩子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但是当女性自己有见识独立之后，肯定不满足这样的生活。

外出务工也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比如我们有一个受到过家暴的姐妹，她通过外出务工，就可以独立养活自己和孩子了。在家乡，一个因为家暴离婚的女性，她的处境比外出务工更难，如果不离开家乡，她极大概率会走进另外一段婚姻，另一段婚姻可能还是会有一堆问题，可能还有家暴。还有一些姐妹，婚姻在老家只是将就着维持，她在外面经济独立之后，就有可能摆脱这段婚姻。

木兰花开在社区义卖。

和城市本地人的关系:互助而非竞争

澎湃新闻：除了木兰花开，您认为还有哪些社会支持是有利于流动女性在城市中生活？您和木兰的姐妹在生活上遇到过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需求是特别想要传达和听见的？

木兰丽霞：比如通过大众传播促进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话和互相看见，因为一些本地人认为外地人抢占了他们的资源，可以在宣传层面多做一些事情，让公众意识到，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不是竞争关系，可以是互助关系，比如外地人的介入让本地的生活更便利，经济层面上也会给本地人带来贡献，而不只是让交通更拥挤，让城市脏乱差。

最后我想说，流动儿童的教育是很大的问题，应该被纳入城市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应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成为新的城市建设者，加入老龄化社会的中流砥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