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

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作于抗战时期，是他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部纵论中国文化史的代表作，也可称之为《国史大纲》的姊妹篇。对于这部作品，钱穆先生甚为珍视，曾自言：“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近日，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该书的简体横排版，我们从中节录部分内容，以便读者更近切地了解这部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中国文化史导论》（简体横排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2月版

环境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每易遭受外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里产生，因此易于到达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无地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动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

民族、国家

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

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

在中国，则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于民族的分别名称，但越到后来，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之点。因此在西洋历史里，开始便见到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史里，则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反映。

思想观念

中国宗教很富于现实性，但此所谓现实，并非眼光短浅，兴味狭窄，只限于尘俗的现状生活之谓；中国人的现实，只是“浑全一整体”，他看“宇宙”与“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则并无“内外”，并无“彼我”，因此也无所谓“出世与入世”，此即是中国人之所谓“天人合一”，上帝与人类全体大群之合一。将来的儒家思想，便由此发挥进展，直从人生问题打通到宇宙问题，直从人道观念打通到宗教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根本便是一个浑全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根本便是一种宗教。

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这一种文化的主要源泉，便是中国民族从古相传的一种极深厚的人道观念。此所谓人道观念，并不指消极性的怜悯与饶恕，乃指其积极方面的像孔子后来所说的“忠恕”与孟子所说的“爱敬”。人与人之间，全以诚挚恳悫的“忠恕”与“爱敬”相待，这才是真的“人道”。

家族

人道应该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妇间，尚不能忠恕相待，爱敬相与，乃谓对于家族以外更疏远的人，转能忠恕爱敬，这是中国人所绝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一个世界，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

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

文化 科举

（科举制度）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近代中国文化机体一条大动脉。在此制度下，不断刺激中国全国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标而进趋。中国全国各地之优秀人才，继续由此制度选拔到中央，政治上永远新陈代谢，永远维持一个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远向心凝结，维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文化的国家，凭借这一个文艺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农村文化水平，永远维持而又逐步向上。几乎使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古迹。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之发酵地。不得不说多少是这一个制度之功效。

中国人此种理想，并不在只求经济生活之平等，而在由此有限度的平等的经济生活之上，再来建造更高的文化人生。因此中国人一面看不起专以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一面又极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为目的的读书人。

追求与理想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爱好和平的，这已在上文述过，因此中国人始终不肯向富强路上作漫无目的而又无所底止的追求。若论武力扩张，依照唐代国力，正可尽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时，一般观念已对向外作战表示怀疑与厌倦。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防御性的武装。唐代虽武功赫奕，声威远播，但中国人的和平头脑始终清醒。在唐代人的诗里，歌咏着战争之残暴与不人道的，真是到处皆是，举不胜举。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在唐代的社会情况下，无论国外国内贸易，均有掌握人间绝大财富权之机会与可能。但中国人对财产积聚，又始终抱一种不甚重视的态度，因此在当时一般生活水平虽普遍提高，但特殊的资产阶级，过度的财富巨头，则永不产生。

根据唐人小说，只见说：许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财利积资巨万，但中国人似乎并不十分歆羡。诗歌文艺绝不歌颂财富，这是不需再说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政治常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让私人财力过分抬头，亦由中国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这一方面奋斗。

我所说的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决不是一种漫无目的，又漫无底止的富强追求，即所谓权力意志与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种醉生梦死，偷安姑息，无文化理想的鸡豕生活；也不是消极悲观，梦想天国，脱离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国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实是一种“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应说是富有哲理的“人生体味”。那一种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上的表达，最先是在政治社会一切制度方面，更进则在文学艺术一切创作方面。

敦煌壁画

宗教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枝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脱洒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

禅宗实际的开山祖师第六祖慧能，他本是一北方人，而流落粤南，见称为南方“獦獠”的。当时的禅宗兴起，实在是南方中国人一种新血液新生命，大量灌输到一向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大流里来的一番新波澜新激动。单就宗教立场来看，也已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从此悲观厌世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中国的一片天机，活泼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转眼间，均已“天堂化”、“佛国化”，其实这不啻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但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大激动，大转变，却很轻松很和平的完成了。只在山门里几度瞬目扬眉，便把这一大事自在完成。我们若把这一番经过，来与西方耶教的宗教革命作一个比拟。他们是流血残杀，外面的争持胜过了内面的转变。我们则谈笑出之，内里的翻新胜过了外面的争持。这岂不已是中国文化最高目的之人生艺术化一个已有成绩的当前好例吗？

兼容并蓄 刚柔相济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

这让我们正可想象到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虽属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信不渝。这里面固然也有一些由于当时门第势力等外在的因缘，但到底这一种似相冲突而终极融和的广大宽平的胸襟，及其静深圆密的熊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中国的儒家教义是“刚性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柔性的”。中国的儒家教义是“阳面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阴面的”。中国人的理想人生，便在此儒家教义与文学艺术之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互为张弛下和平前进。西方人的宗教，本来是一种阴面柔性的功能的，而中国唐、宋以下的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可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因此，唐、宋以下的社会，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所有的宗教，均占不到文化机构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社会上宗教信仰尽可自由，对于政治、风俗，都不致发生严重影响。自宋以下的社会，宗教思想之再澄清，实在不可不说是中国文化进展一绝大的成绩。

中西对比

中国文化进向，就其外面形态论，有与西方显相不同之一点。上面说过，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我们若把这一观点转移到整个文化趋向上，亦可得一相似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先由精华积聚的一小中心点慢慢向外散放的，中国文化则常由大处落墨，先摆布了一大局面，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里充实。这自然是城市商业文化与大陆农业文化之不同点。

中国文化则自始即在一个广大和协的环境下产生成长，因此中国方面的缺憾并不在一种共通与秩序，这一方面，早已为中国文化所具有了。中国方面的缺陷，则在此种共通与秩序之下的一种“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转反注意到必然秩序里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转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中国人的上帝观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对于理性之坚执。西方人的上帝是逻辑的，中国的上帝，则比较是情感的，可谓接近于经验的。中国人的兴趣，对于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一般的理性方面比较淡，而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则比较浓。这亦是中国文化系统上一种必然应有的弥缝。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