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中国心： 回民在港澳

在香港，有大约3万华人穆斯林（大多数是回民，少数是改宗者），他们中大多数是从广东广州、肇庆等地迁徙而来的，其中有部分人甚至同时有着“港澳”的共同记忆。由于身处广东文化圈，内部通用粤语，他们内部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现今存在于老年人之中，即为“教门佬”，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旧时称之为“清真教门”。

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的经历既反映出在1930年代以来与广东人在“过大海”（广东人把去港澳地区称之为“过大海”，后期直接引用为从香港到澳门，或从澳门到香港）中相类似的命运，也反映出他们是怎么样在香港传承自己的文化，沟通粤港澳三地的历史。

这些“教门佬”大多数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以祖国为荣。

1937-1945：苦难的迁移

“你要问我对于广州有没有什么印象，老实说真没有，因为我出生没多久就是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日军进攻广州，为了保护我们一家老小，父亲就抱着我，和阿爷太太（广东回民，尤其是出身旗籍的回民，把奶奶称之为太太）妈妈一起逃到澳门避难。”

年过八旬的保慧贤哈芝太（哈芝太是指香港对于女性穆斯林到过麦加朝觐者的称谓，是因为香港习惯把年长女性称为“太”）对笔者回忆起父亲保宗器医生（1913-1999）是怎么样迁居澳门。

1937年开始，日军开始疯狂攻击广东省的一些城市，最典型的便是韶州（今日的韶关）与广州，大批同胞不幸罹难。由于广东回民整体反日，日军与汉奸便对这些回民进行残酷的报复，在广州有一些回民被炸死，甚至被日军用刺刀残忍杀害，有些回民女性被敌军集体强暴，引发回民群众的极大抗议，一些阿訇则争取机会，为同胞提供避难之处，例如马志超阿訇（1903-1949）与几位印度穆斯林贤达合作，在租界建设难民营，安置广州难民，包括回民。

与此同时，一些名门望族也遭受到战争的波及，不得不考虑移居“相对安全”的香港。保慧贤哈芝太的表妹，也是年过八旬的王香君哈芝太，在回忆的时候提及她的外祖父——外交官杨佑先生（1882-1943）：

“我外公一生虔诚与廉洁，虽然在日本-朝鲜颇有威望（杨佑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日本福冈-朝鲜元山的公使），但非常清廉，以至于非常清贫，当时日本人想要他合作，他不肯，便来到了香港与我们家会合。”

杨佑来自于广东回民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敬修堂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外交领域可以说是成果颇丰：杨佑的堂兄杨枢（1844或1847-1917）是清朝驻日公使，在清末因保护了很多留学生而颇有美誉；另外一个堂兄杨晟（1862-1927？）也是外交官，为中国外交作出不凡贡献，不幸于1927年被政敌雇凶绑架而失踪。

当时日军试图说服杨佑为他们服务——杨佑精通日语与朝鲜语，官话水平也是非常高王香君哈芝太阖家都会流利而广东口音较少的普通话，这与外公杨佑的教育有关——这对于有着朝鲜兵、台湾兵以及大陆其他日占区的伪军的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杨佑爱国心非常强烈，坚决拒绝日军的威逼利诱，其强硬态度遭来仇家与日军联合报复，不得以之下变卖在广东所有的资产，逃往女儿工作的香港。

杨佑长女杨殿玥（1913-2006）在香港担任日语与朝鲜语的翻译，当时日军还没有占领香港，因此杨家在香港暂时站稳脚跟。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大肆殴打，甚至虐杀华人群众，杨殿玥出于愤慨辞去职务，因而遭来日军与汉奸的报复，不得以阖家老小再度踏上逃亡之路。

此前香港一些老字号的回民饭馆（例如珍昌荣菜馆）高调资助抗日、解救广东难胞的事情也被汉奸告发，因此香港的穆斯林，尤其是华人穆斯林，与在广东的回民一样，遭到日军大规模的报复。旅港的回民也为了躲避仇杀，浩浩荡荡前往澳门避难，在路上，年幼的王香君哈芝太见到血腥的一幕，自此终身难忘：

“你们知不知道现实中的‘人肉叉烧包’，我是见过的。”

当时逃往澳门的香港人有很多，因此牛车载着一个又一个难民前往码头“过大海”，王香君哈芝太阖家三代人都挤在一个牛车上，当时杨殿玥女士还怀有身孕，抱着年幼的几个孩子，与父母一起逃亡。

这个时候，年仅5岁的王香君哈芝太看到一个孩子的遗体，差一点喊出来，杨殿玥女士见状连忙堵住女儿的嘴。

“那个孩子，他被切割得很完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孩子的肉被拿去做人肉叉烧包。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一生的阴影，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残忍的记忆记下来，告诉你们大家，为的就是能够引以为戒，大家要珍惜和平。”

马志超阿訇因为与印度穆斯林贤达资助难民的事情，也不得不与阖家老小前往澳门避难——因为香港伪政府不会报复英国公民，但会报复华人。

此时正值原先在澳门执掌伊斯兰教务的杨瑞生阿訇在1939年归真，澳门清真寺没有阿訇，在回民都在澳门避难的时间段，马志超阿訇成为澳门的阿訇，并在3年的时间内写出《伊斯兰三字经》，用中国文化帮助穆斯林理解教义。

各族难胞挤在澳门，葡澳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只能靠家庭条件尚可的华人家庭自行资助。杨佑的夫人哈氏收养了两个汉族孤儿，并且将他们抚养成人，而且没有要求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王香君哈芝太与这两个非穆斯林出身的姨舅至今保持着和睦关系。

保宗器医生在确保家里十几口勉强吃饱饭的前提下，每日都在资助门口的难民，女儿保慧贤被抱着去托儿所的路上，拿着一块绿豆饼，都会在一瞬间被难民一抢而空，回忆起此事，保慧贤哈芝太满满是感慨：

“这段日子，真的是很苦。”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没有等到全国光复，61岁的杨佑带着对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的期望，以及对祖国沦陷的悲痛，离开了人世。在墓碑上，杨佑的家国情怀非常清晰：

“大中华民国派驻朝鲜元山、日本福冈领事”

1945-1997：拥抱新中国

在各族国人的努力与坚持下，1945年中华民族迎来光复，年轻的杨汉光阿訇（1914-2003）结束了被敌军迫害的日子，在光塔寺举行久违的宣礼。

大批在澳门的回民陆陆续续回到广州与香港，由于在香港避难期间已有基础，加上有一些华人穆斯林的团体，因此大多数回民选择去了香港。不过也有一部分人留在澳门，例如保宗器医生，保医生一家留在澳门继续经营牙医，直到1960年代澳门社会不稳才到香港定居。

然而回民也是华人，他们对于祖国，以及广东，依旧保持着强烈的情感基础，因此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回民们在香港一致协助统战事业，爱国之心可以从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看出。

“我们回教，是香港六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与孔教）中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

说起这段往事，年过古稀的刘芝达先生依旧非常自豪。刘先生任职于香港三大华人穆斯林团体之一的香港中国回教协会，现任协会主席。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在香港以保护工人权益而闻名，在1949年正式成立，当时为了响应新中国成立升起五星红旗，成为香港宗教界第一个支持新中国的宗教团体。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基于自身的爱国之心，一直致力于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仅仅是在1970年代，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就有17次，计501人的回大陆旅行团。

另外一个华人穆斯林团体是博爱社，自1917年筹建、1929年正式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协助华人教胞、促进香港与内地交流的事情。

1950年代初，年轻的刘有信阿訇（1921-1986）成为博爱社的驻寺阿訇，并在此基础上主持教务、协助回民儿童的教育工作，坚持了30余年，直至归真前夕依旧顶着重病支持“他拉威拜”（斋月期间晚上的拜功），时隔30余年，刘阿訇之子刘道宏先生提及此事，依然感慨万分：

“我父亲到了60多岁，罹患脑瘤，斋月天气热，这个时候他顶着重病，室内没有空调，他依旧领了20番拜，中场未曾休息过。所以大家都非常敬重他。”

博爱社主席脱维善先生则更是闻名于香港华人穆斯林之内。1919年脱维善先生出生于广州一个回民家庭，在年轻时代就与一些广州回民开办报纸，在回民群众内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到了香港经商。

一方面脱维善先生与旅港穆斯林贤达马达五先生（1900-1977）一起资助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兰英文中学（事实上早期伊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华人，而且大多数不是穆斯林，直到后来印巴裔劳动者被承认为香港居民，才使得伊中学生大多数是印巴裔穆斯林），后来改名为脱维善伊斯兰纪念中学。

另一方面，脱维善先生的爱国之心，在香港穆斯林内部可以说是人人皆知，所以脱维善先生经常应邀前往北京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开会，努力推动统战事业。

直至1990年归真前，脱维善先生依旧在准备人大会议的相关事项，“脱先生是下午归真的，上午还交待我丈夫（保慧贤哈芝太的丈夫马家琛哈智）协助他的工作，因为他要去北边开会。”（保慧贤哈芝太的回忆，2018年5月25日）

然而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华人穆斯林自费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旅港回民经历不少波折：由于大家到香港都是重新开始，即使是昔日显赫的“旗下杨”（敬修堂杨氏家族，由于属于旗人回民，被称为“旗下杨”）日子也不好过。

在社会上，华人穆斯林普遍有较为强烈的中国认同感，或多或少被港英政府排挤；而大众由于不了解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对他们也有意无意地歧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回民家庭的文化认同出现断裂，一些回民在支持自己内部传承的过程中也是带有心酸的。例如旅港回民冶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他的一些兄长的子辈孙辈因为社会压力慢慢放弃回民文化的传承，从而离开香港，前往澳洲居住。

而笔者采访的华人穆斯林长者，也说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社会存在对少数族群的歧视甚至是侮辱，自己内部的资助没有短期回报，甚至是亏本式“填坑”，所以年轻一代如果是传承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怀，是需要几代人一起咬紧牙关坚持的。

“所以我在我父亲的墓志铭上写得很清楚——为教胞服务80余年的哈智大教长，因为父亲真的是一直坚持为回教徒服务，到了100岁也是这样。”

笔者采访张广义阿訇（1911-2013）的三子张大恩先生时，70出头的张先生对父亲的坚持历历在目。在华人穆斯林几乎一穷二白的时代，张广义阿訇在些利街清真寺义务领拜，赢得华人与其他族裔穆斯林一致敬重。

到了1986年，应好友杨汉光阿訇的邀请，张广义阿訇回到广州。两位阿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爱国人士，因此这一次张阿訇回大陆，在广东统战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华人穆斯林的社会团体与广东省民族宗教系统加深合作，推动香港穆斯林对于中国大陆的认识与互信。

“所以，在爸爸妈妈和丈夫的支持下，1980年代后期开始，我加入回教妇女会，并致力于为回教女性服务。”

现任回教妇女会主席的王香君哈芝太在近三十年的工作之中，奉行公正，因此在香港穆斯林，尤其是女性穆斯林里面，她是一个非常令人敬重的榜样——即使哈芝太本人希望笔者“不要写得我太好，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穆斯林。”

“我们是中国人”

1997年，香港回归，无论是留在广东省的本土回民，还是旅港多年的回民，都对此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堂堂正正生活下去。

“我是没有对广州的印象，但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

保慧贤哈芝太不仅仅自己铭记父亲的教导，也把这个思想传承给子孙后代，同样的许多旅港华人穆斯林都非常热心于两地文化、经济的交流，甚至是90后华人穆斯林，也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先辈一样“爱国爱港”。

在抗日战争爆发，到香港回归前的60年，香港华人穆斯林靠着自己的毅力，在港英政府压制、社会大众严重不理解的前提下，依旧秉承着祖祖辈辈都有的“爱国爱教”传统，成功协助统战事业，也为现在伊斯兰教在香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香港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在香港的印巴裔，也会一口流利的粤语，为自己取中文名字。

华人穆斯林暂居澳门、移居香港的历史，无论是口述史还是文字，都能见证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不仅仅是穆斯林，也是广东人，也有着与中国各族同胞一样的赤子之心。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历史不仅仅只是一段少数民族史，也是近现代广东地区的社会文化史，承载着岭南华人血浓于水的同胞情。

参考文献：

[1] 汤开建：《今日澳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保延忠、保延绪主持修订：《广州保庆善堂族谱》，2017年7月。

[3]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再版。2015年12月。

[4] 保延忠主编：《广州伊斯兰教史》，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2014年10月。

[5] 马建福：《澳门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穆斯林》，2013年，第75页-77页。

[6] 杨棠：《广州穆斯林澳门旅游纪实》，《中国穆斯林》，1991年，第31-32页。

[7] 澳门伊斯兰会：澳门伊斯兰教发展情况的基本文字资料（打印件）。

[8] 马强：《民国时期粤港回族社会史料辑录》，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5月。

[9] 博爱社：《中华回教博爱社金禧纪念特刊》，1979年刊印。

[10] 姜永兴：《广东海南回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11]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研究资料汇编》，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刊发，2006年11月。

[12] 《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专刊》，2006年刊发。

[13] 《广州穆斯林画册》，2000年刊发。

口述史访谈：

2018年3月3日下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爱群清真寺采访王香君哈芝太。

2018年3月4日下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爱群清真寺采访保慧贤哈芝太，笔者于2018年5月25日下午于爱群清真寺对哈芝太进行回访。

2018年5月6日晚上，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爱群清真寺与刘芝达先生交流。

2018年5月25日上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爱群清真寺采访张大恩先生。

2018年5月26日晚上，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博爱社采访刘道宏先生与杨义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