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东：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感念恩师厉以宁先生 | 北大经院：纪念厉以宁先生系列

编者按：

2023年3月7日上午，厉以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在此，特刊发《经济科学》常务副主编于小东教授所著文章《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深切缅怀与致敬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建为经济学院，是改革开放后北大设立的第一个学院），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教。1985年到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

厉以宁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著述等身、潜心育人、桃李天下，以思想引领时代、以学术报效国家，为中国经济改革与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先生始作于1955年、扩展于1985年的这首词《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勇毅进取的创新精神、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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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于小东

2023年2月27日下午我的先生吴忠从香港传来消息，说刚刚接到厉以宁老师女儿厉放女士的微信，只有短短的7个字“父病危，正急回京”。我们夫妇俩都是厉老师的学生，又与厉放、厉伟是朋友，接到这个消息不由得心情马上沉重起来，期盼厉老师能够挺过这一关。及至晚上，从网上看到了厉老师于19:31分离世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随后各个微信群中的北大人纷纷向厉老师表示哀悼。在我们班的微信群中，同学们回忆厉老师当年在大礼堂讲股份制，在三教讲经济史的情形，如今仍是历历在目。的确，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使一批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心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与命运、不断迸发出思想火花的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厉老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创新性思考与北大开放、包容、不断探索的学术氛围一同对这一代北大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两天看到许多篇回忆厉老师的文章，对他在改革开放中的突出贡献、为人师表的品格等等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概括。我想仅从个人的视角，写一点与厉老师探索精神有关的小故事，作为对恩师的缅怀，同时也留下一份纪念。

由两本教科书引发的联想

在北大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厉老师的课堂授课和讲座给我最深印象的有三点：一是听课的人特别多，教室的座位很快就被占满了，往往走廊和窗边也都站满了人。以至于普通三四十人的教室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换成一二百人的阶梯教室还是不够，后来甚至换到好几百人的办公楼礼堂；二是他讲课的风格实在是一绝，对于听众来讲是一种享受。观点清晰，逻辑性强，层层递进，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节奏不紧不慢，对于记笔记的同学来讲，可以非常完整地记录下来几乎就是现成的一本教科书，而对于那些不记笔记的同学来讲，丝毫不觉得拖沓。这一点真是神奇，后来我留校任教后总想学习厉老师的讲课节奏，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看来只有经过多年积累和钻研，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厚积薄发。三是他讲课的内容总是带有个人的思考和新颖的观点，是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厉老师一生著作颇丰，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多部著述，还发表了大量文章。但说来奇怪，可能是年轻时候的记忆更好，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当时流行的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蓝色封面厉以宁老师与秦宛顺老师合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还有一本是黄色封面由他独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当时北大经济系学生几乎是每人都有，再看到一定会感觉亲切。

厉老师最初的教学和研究侧重于西方经济思想史。1982年他与胡代光先生合著了一本《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介绍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以及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熊彼特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观点，并且考察这些流派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渊源。尽管当时学界强调“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该书除了客观介绍各流派观点之外，仍然指出其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和“工业化以后社会”的论述中包含可供借鉴的思想和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显然这本书带有较强的学术研究的性质，但由于当时大家普遍缺乏对于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系统把握，对这些学派和理论理解起来就有一定困难，感觉内容深奥不太好把握。1983年《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作为一本教科书的出版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由于厉老师有很深厚的研究功底，用清晰的脉络简明的语言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串起来，先以微观经济学中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为切入点，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方面围绕资源配置问题展开。然后再进入宏观视角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考察，分析国民收入的构成和变动，并从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视角探讨国民收入均衡，以及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该书宏观部分的最后，是经济政策的内容，即展示出之前所学的理论是怎样被应用到各项政策之中的。这本教材为同学们打开了循序渐进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大门，还反过来激发了大家进一步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兴趣，同时树立了“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的运用”的观念。

后来，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厉老师个人的研究兴趣逐渐向中国问题转变。在北大学习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外一本教材便是厉老师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80年代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主体，内容结构都比较完整；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带有更多的探索性，加之改革开放中提出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没有定论，多本教科书的体系各不相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厉老师的这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规范前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经济运行机制。前面导论部分融入了当时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新研究观点，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后面作为教材主体的运行机制部分则分为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三篇，引入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由此能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功底。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和某些研究方法，并将之运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8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另外一位既熟悉西方经济学，又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问题有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便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的《短缺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也有广泛影响。厉老师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与《短缺经济学》各有千秋，相得益彰。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从企业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资料的短缺入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侧重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揭示传统社会主义企业运行中的弊端；而厉以宁老师则从宏微观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概括与总结，其中既有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分析，也包括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分析。如果说前者侧重于对传统体制的批判，后者则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正因为这本书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让北大经济学系的同学们耳目一新，相关讲座也在学校引起极大轰动。

随着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厉老师不断探索和创新，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成为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想侧重从另一个角度说的是，我们这批8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学生感激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会贯通，通过编写教材和课堂讲授的方式将经济学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进行传播，影响了一代年轻人。

一幅题词和两本诗集

除了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受益于厉以宁老师之外，作为学生，我们还从他身上感受的一位老师和长者的关怀和鼓励，并深受感动。这种关怀和鼓励一直延续到我们毕业之后。

我们家中一直珍藏着厉老师的一幅题词。2010年底，吴忠作为中组部66位从中央派往地方任职的后备干部到重庆黔江区担任区长。第二年4月，从朱善利老师处得知年过八旬的厉老师要到重庆进行林权制度改革调研，就邀请到他到黔江指导工作。厉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由于重庆市领导要会见，行程不得不临时做出调整，到不了黔江了，吴忠便专门赶到隔壁的彭水县探望他和师母。到达厉老师下榻的宾馆时，吴忠看到他正在给当地干部题词。虽然年纪大了，但厉老师还保持着一贯做事认真的风格，写得不理想的条幅就放在一边重来。吴忠也想要一幅厉老师的题词，但考虑到他们在路况不好的武陵山区长途旅行了一整天，担心老人家过于劳累，于是就从不用的条幅中捡起一张，说“我也留一幅”。厉老师说“那可不行，你和小东是我的学生，一定要专门写的”。于是挥笔为我俩写下了“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赠吴忠于小东同学”几个大字。

那时吴忠刚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新的岗位任职，工作性质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事情需要了解和学习。厉老师的题词对他来讲是莫大的鼓励，激励他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开拓，探索一条符合黔江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后来，吴忠在黔江一干就是五年，深深热爱上了那片土地的一山一水和当地淳朴热诚的人们。在他任职期间，强调要充分认识黔江特色的价值，依托黔江独有的城市大峡谷、大峡江和地下溶洞打造“峡谷峡江之城”，将黔江建成有别于全国千城一面的山地特色品质城市，以此统筹各方面工作，即明确了黔江的发展思路；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开通了黔江到北上广等多条航线，并把握住温家宝总理在武陵山区召开扶贫工作座谈会的机会，推动启动了黔张常高铁建设。吴忠在黔江实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举措，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从厉老师等北大老师身上所学到的创新精神和家国情怀，当然也离不开初到黔江时厉老师对他的鼓励。

2014年厉以宁老师女儿厉放参与捐助的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的金惠工程之子项目“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及”选址落在重庆黔江，她和一些项目捐助人一同到黔江考察，与吴忠相谈甚为投机，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的友谊。在后来与厉放的交往过程中，我们才知道原来厉老师的两句题词出自于1985年厉放研究生毕业时，厉老师给她作的一首诗。想到厉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心怀像对儿女一般的期望，内心真是太感动了！

由此我想起厉老师曾经送过我父亲于光远先生一本他写的诗集，记得父亲翻阅时还说厉老师“很有才气”，便回家翻找。但因为父亲的藏书巨多，加之我们搬家过程中几经折腾，父亲去世后又捐赠了大量图书给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嘉定档案馆，所以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希望厉老师能再赐一本。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厉老师和夫人的签名赠书，上面写着“吴忠 于小东 贤伉俪惠存”，这次诗集变成了上下两卷，而且另外还有一本他所著的名为《山景总须横侧看》的散文集，真是喜出望外！

翻阅诗集，我看到了包含厉老师给我们两句题词的原诗——那首为厉放毕业而作的词牌名为鹧鸪天的作品：

鹧鸪天

为厉放获得硕士学位作

一九八五年

数载坎坷志未消，

登山且莫问山高，

野无人迹非无路，

村有溪流必有桥。

风飒飒，路迢迢，

但凭年少与勤劳，

倾听江下涛声急，

一代新潮接旧潮。

注：厉放插队归来，刻苦学习，终于在1985年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这是一首饱含深情和期望的诗，有这样的父亲，作为儿女是何等的幸福！从厉放本人身上的社会感和人文情怀也能够看到厉老师对她的影响。

再慢慢品味厉老师的其他诗词和散文，一首首一篇篇，既有对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刻领悟和反思，有对所处时代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又有对家人朋友的亲情流露，还有一丝感叹时光流逝的淡淡忧伤。这些诗词和散文展现了他为人的高尚品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我也特别珍视厉老师给我们的题词，并将之设为微信朋友圈上的个性签名，时刻随身携带，用来鞭策自己，多年来一直未变。

厉老师与《经济科学》

我1988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是在经济学系，后又转到新创建的保险学系。那时候厉老师已经创办了光华管理学院，之后与他直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直到2005年底，因工作需要调到《经济科学》杂志，与厉老师又有了一些交集。

这本杂志是1979年由北大经济系陈岱孙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先生们创办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最早的几本经济学理论杂志之一。创建之初陈岱老任主编，厉老师是杂志的首任编委。后来经济系升格为经济学院，厉老师又创办了光华管理管理学院从经院中分了出去。虽然历经这些变化，两院“分设”但杂志并没有“分家”，编委由两个学院共同推荐，办刊经费也是双方共担。任《经济科学》主编时间最长的是刘伟老师，他对厉老师特别尊重，杂志有什么大的事情，尤其是人员方面的变动，都要先与厉老师沟通。因此，厉老师对这个杂志一直是高度关注的，光华方面的编委也多由厉老师亲自推荐。每次开编委会，两院编委凑到一起，不仅专业水平高，工作认真，气氛也很融洽。

我在《经济科学》工作这些年，与厉老师有关的几件事情值得一记。2010年学校举行“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道路”研讨会，庆祝厉老师80华诞和从教55周年，与会发言嘉宾高度评价了厉老师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庄严无畏的独立思考、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和服务社会的崇高品质。厉老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演讲，强调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并对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对策发表了自己的思考。《经济科学》对那次会议进行了报道。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党的十九大开局年，《经济科学》开设十九大专栏，邀请学校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撰文，厉老师给了我们一篇题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文章。稿件记不清是哪位老师拿来的一份复印件，由厉老师亲手写在老式方格纸上，字迹还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让我感慨的是，文中写到：“我们在广东、 福建、 浙江等省调研时， 曾向某些地方国有企业和一些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询问过：为什么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大呢？为什么宁肯观望而不愿投资于技术创新呢？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还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都说：技术创新谈何容易？资本从何处筹集？即使有资本投入，能得到盈利吗？”联想到2011年那次他去重庆搞林权制度改革调研，不由感叹厉老师和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即从现实经济问题出发，深入实际启发灵感。这一点特别值得年轻一代经济学研究者学习。这些年我在做杂志过程中深感经济学研究方法较之前有明显改进，但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形式逻辑日益精致化的同时更好地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以经济现实中的“真问题”为出发点探索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仅凭数字分析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一记。2019年《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慨。最近这些年，80年代初那批我们在北大读书时熟悉的老先生相继去世，许多在编辑部工作多年的老编委也相继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甚至再过几年我也将到退休年龄，时间长了，恐怕编辑部的许多往事就很难再为人知晓了。于是就动了为杂志编一本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的念头，请一些老编委撰写回忆文章，把杂志的创办历史、办刊理念和办刊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记录下来，使老一代经济学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再同时邀请一批当前在学术领域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经验，请已发文作者发表写作感言，对杂志未来如何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编这样一本书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和编辑部同事讨论商量，纪念文集最终取名为《创新与坚守》。

我首先翻出并重新阅读1979年11月《经济科学》创刊号上陈岱孙先生的代发刊词《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感触最深的是文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如其中提到的应把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在首要地位；要提倡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要进行经济学基本理论、历史、现状以及新兴经济学交叉和边缘学科的研究等等，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又使我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2011年冬季我去医院看望病重住院的北大经济学院前院长石世奇先生，他知道我在做《经济科学》常务副主编的工作，很关心杂志的情况，谈到杂志的选稿用稿机制以及如何才能吸引到更多高水平稿件，使杂志更上一个台阶等问题。那次他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经济科学》的代发刊词起初是由厉以宁老师起草，经编委讨论再由陈岱老修订后最终定稿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于是我便萌生了请德高望重的厉老师为这本书写个题词的想法。

厉老师是《经济科学》的首任编委，也是《经济科学》最早一批作者之一。他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与罗志如老师合作的关于“英国病”问题的文章（来源于其所著《二十一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的研究》导论）。文章虽然仅仅只有6页，却有许多洞见，深刻分析了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最大的殖民帝国以及典型的“福利国家”如何患上了严重的“病症”——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问题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这篇文章是在杂志1979年11月正式出刊前的9月份就投稿给了《经济科学》，发表在1980年第2期上。可见他对杂志创刊工作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考虑到厉老师与《经济科学》的渊源与感情，我觉得他应该是愿意为杂志写点什么的，唯一的顾虑是彼时厉老师已经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是否还有这个方面的精力？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要麻烦厉放帮忙并相机抉择。喜出望外的是，第二天就接到了厉放的回复“厉老师会写个祝词，下周请光华的编委联系好，来家里取”。又过了两天，这幅题词就写好了。

看到这幅题词，我真是特别感动！感动于厉老师对《经济科学》的一贯支持，更感动于89岁高龄的他仍保持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般积极的人生态度。从“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到“路是人闯出来的”，都可以看到不断探索、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厉老师的人生字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最后我想引用厉老师在《共同的心愿——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九十周年》一文中深深引起我共鸣的关于北大探索精神的几段话作为此篇回忆文章的结尾。

在这篇文章中，厉老师认为，对于北大学子来讲，最值得留念的不是它丰富的藏书和全国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而是它的“不断探索的精神和培育了这种探索精神的学术环境”。他在文章中描述到“正因为在北大，上上下下，从教授到助教，从研究生到刚入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存在着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所以图书馆的藏书变活了，教授们的渊博的知识变成了共同的财富。一本好书，在读者手中多次流传。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争相转告。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听着回味无穷。宿舍里，教室内外，时常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在交锋。这就是北大”。想必每一位8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同学看到这段话脑海中都会回想起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北大。

厉老师还在文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探索精神在北大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哪怕是在50年代初，当本本主义的教学模式开始统治北大讲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在同教授们私下的交谈中，仍然能学习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哪怕是60年代初，当盲从已经变成了一种灾难，思想上的禁锢已经越来越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观点的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也许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但这场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的风暴，并没有把北大固有的探索精神毁灭掉。讨论可以被扼杀，思考却无法制止。何况被扼杀的也只是公开场合的议论。每一个北大人总有那么几个知心的伙伴，小范围内的探讨，岂止是禁止得了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不了解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北大的人，是不了解北大的。结果呢？愚弄者被愚弄了，欺骗者被欺骗了，想铲除北大探索精神的人的打算落空了。北大依旧是北大”。

厉老师说“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使北大的探索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并且紧紧跟随着时代前进步伐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了不断探索的精神，有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如今，再读厉老师三十多年前的文章，还是那么让人心潮澎湃，又似乎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

我觉得厉老师本人是北大探索精神的推崇者、实践者，更是一位能集中体现北大探索精神的杰出代表。他将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于小东

2023年3月5日

美编：单祎琳

原标题：《于小东：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感念恩师厉以宁先生 | 北大经院：纪念厉以宁先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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