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召开

6月22-23日，“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会。研讨会共有7场报告，共23位学者分享了自己的论文以及对知青研究的经验、感悟。澎湃新闻选择三位学者发言做详细介绍，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合影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多面性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郑谦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曾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一员到农村劳动。应该如何认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郑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郑谦研究员

首先，郑谦指出，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评价应该慎重。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做出如下评价：广大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上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小平也讲过“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郑谦认为应当坚持上述权威论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

郑谦强调“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文革”有机的组成部分。“文革”中有很多运动都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和表现，它们对于“文革”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不合理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如此，在学校停课、社会不尊重知识的情况下，如果1700万青年不下放，那对城市的压力实在太大。而且，如果没有“文革”，仅靠着政治高压也不可能实现近2000万的青年下放工作。“文革”中的知青下放是个很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多面性。如果仅从感性的角度来讲，绝大部分知青的态度是矛盾的。只将“青春无悔”作为“知青精神”则太过片面，不利于客观分析。

其次，郑谦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有“以当下解释历史，以历史证明当下”的情况，即将现实社会中很多变化、思潮投射到历史研究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青研究的分化。尤其在现代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代中国，农村的青壮年现在纷纷流向城市，如何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是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

再次，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要注意学术规范，防止研究的两极分化。郑谦指出现在很多关于知青的书和论文都笼统地写“上山下乡”，不区分“文革”之前还是“文革”之后，二者虽然都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也都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同时也要区分“老三届”和“新三届”、“红五类”和“黑五类”、“下乡”和“回乡”、“去兵团”和“去农村”，要注重“上山下乡”的多面性。另外，他还强调要加强理论分析，不能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样的理论简单地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最后，郑谦对后知青时代的研究与写作也予以关注。当年的知青回到城市以后，身份已变成工人、学者、干部，退休以后很多人经济状况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心态肯定和当时不一样，所以在研究时要加以区别。青年学者没有老一代学者拥有的知青经历，他们面对的只是史料而没有个人情感因素，所以郑谦认为未来的知青研究肯定会出现多样化的趋势。

亲爱的父亲：一个下乡知青的来信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东亚系教授韩启澜（Emily Honig）从一份个人档案出发，管窥上山下乡青年的精神世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韩启澜教授

该档案现藏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图书馆，档案的主人姓王，他在河南出生、接受教育，于1950年代初担任《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他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在上海长大，于1970年春被派往江西余江县某生产队。韩启澜主要解读了知青小王在下乡期间给他父亲写的信件。

从信中看，在江西的前几个月里，小王的抱怨很少，用较为幸福的词汇描述他所在的村庄。而到了秋天，他开始对自己在生产队的生活不那么乐观，抱怨“雨天也要工作”、“生产队没有钱”等等，并且拼命想找一份工作来代替生产队的农事工作。1974年，小王进入江西一所师范学校学习后成为小学教师。直到1985年，他加入了一所北京师范学校的教师队伍。

小王给父亲的信中有一个主题有别于其他知青信件——父亲的再婚问题，这引起了韩启澜的关注。小王的母亲于1971年5月去世， 父亲考虑再婚，小王坚决反对。“你认为这会给你带来幸福？你认为这跟随了时代的潮流吗？经济问题怎么办？……你是想晚节不保吗？”“我告诉你不要再婚，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在韩启澜看来，小王之所以反对父亲再婚，最主要的原因是财产问题。继母可能会改变他家庭的房产所有权，从而影响到他的继承权。这也同时反映其对知青身份的认同，作为下乡知青，从理论上讲，小王应该假定自己在农村度过余生，那么上海的房产问题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一直试图与父亲谈判，即暗示了他最终能够返回上海的潜在假设。

此外，在跟父亲讨论再婚问题时，“文革”的痕迹也体现在小王的信件中。韩启澜认为，在197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气是“反叛及正义”、挑战权威，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给父亲信中几乎毫无尊重的语气。

韩启澜坦承，将这些信件作为史料研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写信者不得不假设他们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当局读取，因此不得不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示出所谓的热情。但是，她认为即使这些信件被当时的国家政策、对政治正确的敏感以及为了符合革命言论而塑造过，研究者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其他材料所没有的东西，进一步关注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当他们前途未卜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对待政府宣言和政治口号？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述的，而哪些东西又是“无声的遗漏”？

如何运用私人史料进行知青叙事？

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历史系教授王政分享了自己的知青经历，以及对如何运用私人材料进行史学研究的思考。

王政教授

王政于1968年12月开始“上山下乡”，到崇明长征农场务农，从此开始记日记、写信，这些日记和信件（写给亲友的信以及亲友的来信）被大量保存下来。王政认为这些私密性很强且相对完整的史料对于研究知青的学者来说应该是珍贵的，但是由于担心自己被人误读，又困顿于无从着手利用，所以搁置至今。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王政希望运用自己的私人史料写一部情感史。情感史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中，哪些社会期待对哪些人群的感受会产生何种制约规范作用；或个人有生物基础的感受如何通过社会的价值评判系统或认知体系来组织起表述和实现把控；以及不同情感社群如何提供多样的情感表达指南和准则，允许个人在不同场景中的多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王政认为，借助情感史的方法可以实现在具体语境中追溯情感表述变化的历史研究。通过探究促使内心发生变化的因素，来展示和她类似的这类知青的主体建构过程，探究情感、心灵、主体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及社会环境的关系。

但是，王政同时担心，在中文世界里已经存在大量、多样的知青写作之际，她基于个人史料的写作除了证明作者有“话语权”外，似乎不能增加多少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政指出，像她一样实现了社会向上流动的知青有了更多追溯自己过去的特权，然而这就意味着要在知青这个特定人群上大洒笔墨？同处那个年代却无法发声的农民们是否更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否更应该予以探究？

在中国社会已经对知青群体了解甚多而对同时代农民认知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作为一名“以探究被遮蔽的边缘群体的历史为己任的学者”，王政守着几箱子的个人资料，忐忑不安，无从下笔。

在综合讨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等学者指出，在知青研究方法上，应当将“知青”、“知青工作”与“知青运动”分开。此外，金大陆还提出，知青研究的未来在于博物馆和学科建设，这一观点赢得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