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赋予女性多少权利？周培勤：作为家庭消费代理的女性

2006年，联合国推出“女性友好城市”联合计划，支持并鼓励妇女与男性平等地参与城市生活的所有领域。但直到2021年，湖南长沙从构建新型消费格局的角度，推出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标，这个概念才在中国正式落地。

女性友好城市虽然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但妇女权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专题，追问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十个面向，通过探讨一座城市能为女性做什么，试图找到它的中国定义与实践样本，并期待更多人关注女性友好城市。

本篇专访关注当下女性与消费愈发紧密的关系，叩问消费中的性别规范是如何赋能又束缚女性的生活的。

列斐伏尔说：“消费如何既是女性的魔鬼，又是她的解放者，提供给她一个行动的场所，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并拥有权力。” 消费真的能够对女性赋权吗？产品中无处不在的性别视角又是如何规训每个人生活？女性主义广告会创造新的赋权环境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培勤指出，当我们想通过消费来实现性别平等时，在某程度上也是被资本规训了，我们就成了消费主义者，也成了消费主义的受害者。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

澎湃新闻：您认为女性和消费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周培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重点是在争取女性选举权利、教育权利和工作权利上，那争取女性工作的权利，就意味着女性可以获得经济收入，甚至经济独立。在全球比较权威的测量性别平等的指标中，劳动参与率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有多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是进行有偿劳动的。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性。经济独立带来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消费，去购买女性想要的东西，包括女性想要的独立的生活。所以消费能力是女性权力的一部分。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虽然女性进入了劳动市场，获得了收入，但劳动力市场上是存在性别收入差异的，女性的平均收入要远低于男性。2021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9个OECD成员国里劳动收入性别差距最高的是韩国，男女工资差距有31.1%，随后是以色列24.3%，日本22.1%。根据2021年中国行业机构的报告，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工资平均比男性低25%。所以虽然女性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但背后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还是存在的，还有待消除。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像双11这些购物节的数据都在显示女性高于男性的消费力，女性下单多、总额高，不少人会认为这体现了女性在家庭消费里掌握了决策权或支配权，是女性家庭地位上升的表现。但我觉得也可以把此类消费看作是一种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而且网购形成的家务劳动可以是很劳心劳力的。我也有家庭有孩子，也要买很多东西。购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事情，哪怕你在网上购物，也要比较，挑选，最后下单，等收货，整个过程都有很多劳动在里面。所以女性消费数据的高涨背后体现出的，是传统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向网络世界的转移，女性扮演的是消费代理，这种消费到底赋权女性多少？我不是那么乐观。

澎湃新闻：去年一个脱口秀节目里有个段子，关于女性的裙子和裤子都是没有口袋设计，导致女性出行很不方便。您是否有注意到女性产品尤其是服饰，便利性似乎让位于审美？

周培勤：口袋作为服装的一个细节，受到那么大的共鸣，肯定是有普遍性，说明了在服饰设计上，男性服装更注重实用性、舒适性，女性服饰则更注重呈现女性的身体以被他人凝视。在服装消费上，女性的确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因为社会要求女性要穿着得体，要展示对场合的尊重，但对男性的穿着则相对宽容，甚至对他们超出常规的穿着还会表示出赞扬和钦佩，例如扎克伯格和乔布斯，他们在正式的场合都极少穿正装，都是很轻松随意的休闲装，但社会不仅接纳他们的这种形象，而且认为是有个性、很自信的表现。

而社会对于女性的着装和身体就有很多规范。我有个学生研究大码女装，“大码”意味着我们社会学中所谓的“不正常的身体”。但其实在服装消费领域中，有些大号实际上并不够大。但不少消费者会以为服装的均码，体现的是我们身材的平均值。所以如果老买不到衣服，她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规范”的人。从福柯的理论出发，我们就会受到市场的规训，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能成为一个被社会接纳的、符合规范的人。另外，现在的服装消费市场大多数面向的是年轻女性，于是其他年龄层的女性就被忽视了，但她们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例如有过生育的女性可能会随着生育有脂肪积累，那这些女性可能就会有对尺码和身材的焦虑。

总体来说，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让女性在服装和饮食消费上受到一系列的规训。从这个方面说，即使我们有了经济实力，但最终又要遵循社会的性别规范，女性的消费支配权就成为一个悖论。

那么如果女性抛开社会的审美规训，作为消费者来用脚投票，去促进女性友好的产品变得普遍，可行吗？首先，我认为如果女性有意识地用经济实力去选购自己偏好的、性别友好的商品，虽然一开始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但力量肯定会随着人数和次数的变多而变大，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一些现状的。比如近年来穿高跟鞋的女性已经比以前要明显少很多了，它的市场也就缩小了很多。所以我们是可以有意识地赋权自己的行为，比如不买没有口袋让自己很不方便的衣服，不去买对身体有害又限制行动的鞋子，不去迎合一些变态的审美标准，而且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是提供了这种多元化的选择的。但悖论在于，当我们想通过消费来实现性别平等时，在某程度上也是被资本规训了，我们就成了消费主义者，也成了消费主义的受害者。

镜头里的女孩。澎湃记者周平浪 摄

澎湃新闻：您2014年写过关于乐高玩具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的文章。2021年乐高表示不再给产品贴适合女孩还是男孩的标签，您是否关注了这件事，怎么看待乐高的这个表态？

周培勤：虽然乐高2021年发了这个表态，但最近我到淘宝上的乐高旗舰店上去看了看，发现它的产品的性别区分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它将产品分类为“小王子的英雄梦”和“小公主的少女心”。所以虽然企业有表态以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行动可能是滞后的。

2014年，我做这个研究的缘起是看到我女儿的玩具选择很受限制。她很喜欢玩积木，但是乐高的很多产品有很明显的性别区分，而性别中性的玩具很少，比如说给男孩的玩具都是很大型的交通工具，强调速度、力量、对抗的，例如救护车、火车，或者警察局、消防站，而给女孩的玩具都是咖啡馆、甜品店或者野营地，性别隔离非常明显。我当时的研究发现，在乐高面向女孩推出的为数不多的积木世界中，女性空间偏向于私人消费领域，女性的身体意象呈现出刻板的性别气质，女性也更多地被赋予传统性别角色。这种性别区隔对于男孩子也是一种束缚，男孩在这方面的压力甚至更大，玩女孩玩具可能会让他们被贴上“娘炮”这种羞辱性很强的标签。因此我希望玩具世界可以逐渐消解性别主义，推出更多中性化的玩具产品，例如积木玩具可以多一些书店、学校等场景，让男孩女孩都感兴趣也都愿意玩的。

不过，在这方面，商家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委屈。芭比娃娃曾经被批判得很厉害，因为从身体指标系数来看，芭比娃娃的身体构造属于病态，身材过分性感和对时尚的无比入迷，都不适合小孩的健康成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芭比娃娃也推出过体型比较正常的娃娃，但它的市场并不好，就说明这是供需两方的问题。现在育儿仍主要是妈妈在承担，所以妈妈作为消费者要有这个意识，购买玩具时，要有意识弱化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让孩子见识更多元的世界。

澎湃新闻：除了产品本身的性别刻板印象外，产品广告营销上的性别歧视更加明显，近些年也有很多性别歧视的广告被监管部门处罚，例如妇炎洁2022年在广告宣传页面使用“洗出‘少女粉’”“黑！暗沉发黑，遭伴侣嫌弃”等大量低俗、恶俗、媚俗用语，贬损妇女人格尊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充满性别歧视的广告，是否有方法能遏制此类现象呢？

周培勤：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是一个全球现象。因为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它反映了一种现实社会的性别规范。现在很多的广告，我们用严格的性别平等观念看的话，的确是充满了性别歧视。比如很多户外广告都在物化女性的身体；很多目标为男性的广告，产品和女性没有关系，但会在画面上配一个漂亮的脸蛋，或者非常性感身材的女性，就是在通过对女性的物化进行暗示，将产品和性欲结合起来；大部分美容整容的广告，都在传递年龄和容貌焦虑。同样对男性来说，很多广告所彰显的价值观，对男性的成长也是有害的。就是在宣扬性别研究中常说的“有毒的男性气质”，一直在暗示作为男性就要有掌控力，要处于权力结构的上层，要有钱。

问题是广告又是无处不在的，比如小区里面的海报，电梯里面的广告屏，更不要说网络和电视上的广告。试想女孩和男孩都是在这种暗示下长大的话，又成了一种性别规范的循环了，尤其如果广告释放的信息都在物化女性，那对整个女性的生存环境来说是很糟糕的。而且媒介的普及造成了“童年的消逝”，实际上孩子已经提前看到了很多成年人世界的东西了，没有门槛了。

那我们注意到2021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南》，它是全国首个广告层面的性别平等指南，非常有价值。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它叫指南，没有叫法律条例，就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指导性要求应该怎样去规范落实。

关于改变广告中充满性别歧视的方法，除了提高社会的性别意识外，政府监管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行动都将有一定作用。例如，瑞典广告监管部门禁止反映一些陈旧的性别观念，所以瑞典最大玩具连锁商Top Toy在2012年底发行的圣诞玩具目录中就采用了打破性别隔离的做法，它的广告图片里是女孩举着玩具手枪，男孩抱着洋娃娃过家家。但同时期这家公司在丹麦的广告就还是沿袭传统的性别成见。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要消解玩具世界里性别隔离，有民间团体的声音和推动很重要，2012年，英国社会组织“让玩具就是玩具”（Let Toys be Toys）就曾促成英国零售商取消性别来陈列玩具的做法。

2018年1月30日讯（具体拍摄时间不详），上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把做饭、清洁、照顾孩子等家庭任务视为女性理所当然的职责，也是衡量一名女性是否尽职的标准。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有一个词叫做Femvertising，它是由Feminism和 Advertising组合而成的，叫做女性主义广告。您怎么看待此类广告，它是否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赋权的一种方式？

周培勤：这和我之前研究过的greenwashing“漂绿”概念很相似，那个是用环保主义来做营销，比如说旅馆行业都普遍愿意告诉消费者为了环保要减少床单的更换频率，Femvertising用的是女性主义。对这种现象，首先要看到的是，用女性主义来营销，如果是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给你一种幻觉，好像通过不断的消费，就能给自己赋权，实际上你就落入了资本的圈套。通过消费尤其是过度消费来赋权，这是很天真的一种想法。另外，这类广告也可能宣传了一些契合性别平等的观点，对于改善性别观念是有益的。比如，有品牌在广告中有意识地采用不同身材类型和皮肤颜色的模特儿，尤其是推出身材丰满的模特儿，以此来抗衡以瘦为美的对于女性身体的评判标准。只是这种立足于女性主义的营销策略也可能是志不在性别平等而是利润最大化。例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商家为了营销香烟而告诉女性抽烟是独立自主的表现，香烟一度被描述为是“自由之火”，其实女性的独立和消费香烟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更不用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抽烟是有害健康的。

总之，Femvertising最终还是落脚于Advertising广告上，广告的营销属性已经决定了它的市场导向，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将广告奉为是女性主义的读本。

抽烟的女孩。 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 摄

澎湃新闻：有新闻提到，一些汽车加入了车载摄像机的设计，在后排座位上加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妈妈在带孩子开车时就不用频繁地回头看孩子的举动，也可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您认为产品中加入女性视角是一个必然趋势吗？

周培勤：如果它明确说了是方便妈妈不回头也能照顾到小孩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又固化了性别角色，因为爸爸也可以开车带孩子对吧？很多女性友好的产品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它们宣扬自己是为女性服务的，但其实是进一步将女性固化在这些性别角色里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避免的。就这个广告而言，改成产品会方便父母会更适合。

当然，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怎样能够增加产品中的女性视角，更好服务女性。那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用脚投票。因为市场也是要跟着消费者走的，它不能完全凌驾于消费者之上的，所以女性作为消费者时，可以更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努力，以消费力来引导市场。

那在增加产品中的女性视角，我想用中国最大的消费品房子来阐释一下，房子的设计有没有体现出女性的视角？台湾社会学者吴郑重的专著《厨房之舞》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研究起源于他母亲得了肺癌去世，肺癌是台湾地区女性的第一大死因。吴郑重在对多种因素，包括二手烟、饮食习惯、长期辛勤劳作等进行一系列分析后，最后提出狭小的公寓厨房就是一个可以致命的“家庭毒气室”，母亲长期在其中烧烤煎煮食物，被迫暴露在一个充斥油烟的恶劣环境当中，这应该是导致肺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厨房之舞》显示了当下公寓厨房是一个典型的在男权思想主导下，由官僚、市场和技术合力生产出来的“男造环境”。厨房不仅是公寓中最狭窄的空间，也处在整套公寓中最差的位置，要么在角落，要么在背光处，要么是畸零的空间，是一个很边缘化又封闭隔离的空间。

吴郑重指出，这种厨房设计加剧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一方面，过于狭小的厨房很难容纳第二人，因而煮食工作自然地继续成为妇女单独面对的家务负担。另一方面，孤立封闭的空间使家务劳动不仅被公共领域忽视，即使是在私人家庭领域之中也很少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关注。根据我自己买房的经历，我发现真的很难找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厨房，即使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厨房面积往往也就是七八平方，有些比主卫都要小，更不用说三居室的房子卫生间一般都有两个。所以，如果从性别角度来说，这个空间是有性别盲点的，女性的需求没有受到重视和满足。而要设计出女性友好的产品，需要有《厨房之舞》这样的研究，深入了解女性消费者的需求，认识到产品可能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并作出积极的回应。当然，这个工作是需要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的力量和智慧来共同进行的。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