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产的“门槛”，这本书一出手就是“天花板”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产”本来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加，关于“中产”的讨论也乱花渐欲迷人眼。

2021年，一直研究中国富豪群体的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显示，我国3320万户家庭达到中产标准。

与之针锋相对，上海最大的家庭生活消费平台篱笆网网友则表示，3000万资产也只是刚刚达到上海中产的准入门槛，引发了一场关于中产门槛的“凡尔赛”比拼。

实际上，“中产”并不只是描述资产状况，例如在《2018中国新兴中产阶层财富白皮书》中，福布斯对于中国中产的描述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人群相对年轻，处于25岁—45岁之间，多居于一二线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化训练，多以白领等办公室一族为主；此外也包括一些新兴中小企业主。

关于“中产”的研究早已屡见不鲜，囊括了职业、收入、教育、声望、消费、品位、认同等各个方面。显然，金钱只是衡量中产的一个指标而已，互联网上前赴后继的“假装中产”，除了好胜的攀比心理，更多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发自内心的认可。

“中产”对于文化生活的引领如此成功，以致于当“中产”逐渐成为纸醉金迷的代名词，便有“准中产”重新扛起“精神中产”的旗帜振臂而呼，提倡一种克制、体面、上进、从容的生活，然而后者也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变得一地鸡毛。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到的，财富的追求越来越表现出体育竞争的特征，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归根结底，他不无悲观地指出，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核心的禁欲主义充当着“永远寻求善，但总是造成恶”的力量。

中产文化如何转变成一种主流生活方式，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韦伯的洞见令人深思，小北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美好生活：中产的生活史》同样出道即巅峰，它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切入，解构了一百多年前瑞典中产创造的种种神话，尽管初版距今已有四十余年，现在看来依然饶有启发。

“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似乎是恒久或客观的观念，其实都只有短暂的历史，并且只是由某一个社会阶层不间断地主观营造出来的”，书中如此描述道。这为我们理解“中产”，同时也为理解和解放自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01

瑞典中产的文化“门槛”

19世纪晚期瑞典中产将自身置于科学观察者的地位，强化其作为一种进步、普遍的文化产物的意识。它使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彼此势不两立。

农民阶级被定义为纯朴的，但是老古董；无产阶级很堕落，却可以改良。而中产文化毋庸置疑，甚至置身于历史之外。为使自己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顶点，中产创造出了自身不朽的神话。

之前以为是永恒或客观的事物：时间、性、卫生，甚至大自然本身，这些事实上都是被主观地被营造出来的，服务于特定阶层的需要和利益，乃至于不惜牺牲其他的群体（尤其是在性别方面）。

中产首先打倒了封建贵族，然后是无产阶级。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中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建构起自身文化霸权的方式。它通过繁缛的日常仪式和象征展演，创造出普遍的、高人一等的幻象。

1.拥有时间的人

在19世纪，强制学习成为规训时间的重要手段。学校及其班级、课程表、课间休息、铃声等规矩，都是在为孩子们将来的工作生涯做准备。它们教导孩子、农民和工人阶级都应该努力达到工业生产为劳动者制定的要求。相反，中产的孩子却被灌输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观，它承载着新的象征和新的道德。这些训练有素的、标准化的时间规范通过工作和学习而被内化，成为中产世界观的基础。

中产文化中的时间直指未来，醉心于发展，并且其目的就是掌控时间本身。重要的新观念是人们将创造自己的未来。时间不够用，人们必须合理安排时间。这种“时间即职业”的精神被牢固地嵌入中产这个社会群体中，中产的女士们也同样如此。当时一本有无数个版本的介绍如何妥善管理家务的流行小册子的导言写道：

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节约时间是人的唯一资本；好的家庭主妇不仅自己严守时间、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而且必会如此要求辅佐她的人们。

一个懂得分配时间的家庭主妇，总能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还有充裕的时间去干一份补贴家用的活计。如果那不必要的话，她则可以通过其他消除疲劳的活动或提神的办法来 恢复精力。

守时不仅是学校教科书和礼仪指南上宣扬的美德，在中产家庭里，孩子从很小年纪就要开始不断被训练严守时间。人被塑造成为“建构的钟表”，对他们来说时间总是清晰的、随处可见。让时间随处可见的最简便方式就是在公共场所安装钟表，它们从教堂钟楼、教学楼正面、等候室等地方盯视着城镇。

2.崇尚自然的人

十九世纪，自然与非自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中产的生活中，大自然——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与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性。较之于假的、人造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自然界成为真实、未加矫饰的象征。

19世纪晚期，这种看待大自然的视角在瑞典逐渐突显。这是一个用新式浪漫主义态度来对待自然主义的时代。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在地景和历史中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不同于前代充满英雄和尚武精神的保守爱国主义。它是进步式的、自由的民族主义，崇尚纯朴、真实和自然。艺术家们在“图说瑞典”的口号下描绘乡村景色和大众生活。

然而，大自然也逐渐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大自然可以象征这个世界上原初的、未经文明开化的事物，也可以代表需要抑制和规训的兽性冲动。19世纪中产的崛起，是基于一种道德上高人一等的理念，将那些野蛮的低等阶层踩在脚下。他们控制住这种野蛮的兽性，不让其发于外。同样，这种文化上的优等地位也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对自然王国的感情上。中产可以从美学角度谈论一场落日或者荒野的神圣特质，这种高度发达的感情也使他们在情感上更贴近动物。

中产对自然的观念呈现出文化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憎恶“自然方式”，但另一方面，又渴望和迷恋“自然生活”。它以“过度文明化”作为结尾：“文化，冒着误入矫饰与虚伪歧途的风险，同矫揉造作的和睦做斗争，坚决回到自然的天然状态。”

3.构建家庭的人

中产文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即强调情感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爱成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黏合剂，恰如父母之爱是代际之间关系的主导。相亲相爱正是小家庭所追寻和努力营造的氛围。

19世纪的中产将浪漫的爱情视作婚姻的基石，这是看重亲热与情感的新文化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看法不仅反映出中产对婚姻充满年轻人般的迷恋，更是他们对情感的新崇尚。中产把这种真诚作为一种武器，以此反对传统上等阶级对情感的任意挥霍。而譬如农民，他们对婚姻又有更为实在的考虑，对两性关系也更随便。中产对婚姻的这种浪漫情感便是此时社会变迁的产物。

如果说中产家庭新观念的第一块基石是夫妻，那么第二块基石便是父母。19世纪中产文化形成母亲—父亲—孩子这一恒定三角。核心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开始具有新的意义，并越来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引人注目。社会不仅发展出一套好子女的标准，也在教人们如何成为好父母。

中产开拓事业，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有一整套全新的个体塑造计划，一种新的性格结构，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像这样的儿童培养计划需要成人们的巨大努力。19世纪的中产社会为此造就出一批新专家：家庭教师、私人教师、从礼仪到道德规范的一系列专门教师。父母们也把更多时间、精力和兴趣花费在儿童教育方面。

作为孩子模仿的典范，父母应该表现出英雄般的自我控制能力。中产儿童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很多自传作品中描述的禁欲主义。家长不能溺爱孩子，后者必须学会经济地使用各种资源，要有长远的目光。克己是一种必需的道德素质。这种观念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对质朴的强调。富有的父母教育孩子吞下难吃的食物。吃糠咽菜是一种美德。

这最终造成什么影响呢？中产的孩子将以训练有素的克制和虚饰技巧，步入世界，在父母满怀期望的鼓励下，他们更是自信满满。许多孩子认为家长的这些期望带来一种安全感，它们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自己成长在最优越的环境中。童年回忆录更多所反映的不是公开的纪律培训，而是中产之个性结构和道德的最终内在化。

02

中产文化如何成为普遍理想

1911年版瑞典《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文化的真正内核的：

它是道德和智识的发展，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更为儒雅的举止，更纯粹的神圣观念，更理性的法律，更进步的社会和国家组织形式，制定公认的国际法律，民族间能和平共处，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培养，拥有良好的教育体制、慈善事业，个人具有全面发展的权利、敏感而善意的人际关系，不迷信、不盲从，善待动物和其他生灵，……(Nordisk familjebok15.226)

在下一版里，从1930年开始，它企图避免过度进化论的笔调，对文化的定义有所修订：文化是中产世界观的低调呈现。文化的定义在《百科全书》里的改变，也向我们传递着变动中的文化，以及它变动中的特征。

社会变迁与文化建构之关系，从19世纪中产文化到20世纪人们有关美好生活的标准之转变可见一斑。这些文化建构者属于18世纪繁荣的、处于上升状态的中产，他们的生活风格在下一个世纪得到了巩固。对新兴阶层为定义自身，不仅要与旧贵族相区别，更要与农民阶层相区别。文化冲突的结构可以通过对核心认同符号的利用、象征倒置的技术，以及其他建构认同和维持边界的形式显露出来。

中产把自身定义为具有领袖气质的阶层，因为它有诸多美德：极高的道德标准，自我规训和节制，勤勉与理性，对科学和进步的坚定信念。在它之上或低于它的阶层都不具备这些素质。

他们把昔日的精英文化描述成堕落的，认为它缺乏德行、挥霍无度，在公共和私人消费上极不负责。他们把宫廷生活圈子看作瘟疫，认为其中充满了各种奢靡仪式和空洞礼仪。总而言之，贵族文化虚伪且肤浅。相反，中产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代表一种更负责、更理性的生活风格，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更加亲密和敏感。

不管是对亲密人际关系的强调，对友谊的浪漫崇拜，还是对儿童教育的新兴趣，对家庭生活的重视，这些都应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中产认为虚伪、呆板的贵族生活方式破坏了人类的另一种理想生活状态，与之相反，这种状态基于人对内部素质和外部价值的共同培植。

中产对农民的态度又大相径庭。这些灰头土脸的农民不是代表落后文化，而是根本没文化或文明，他们过着自然状态般的生活，没有自我控制或节制能力，也没有对生活的长远规划。

这其实是在奥斯卡时代的瑞典，中产把一种反中产的亚文化转变为无文化的霸权过程。新兴的、得胜的文化用一种进化论的腔调定义自身和他者。中产认为，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自己代表更高级、成熟的文化形式。在这一时代，他们忙着创造一个文化宪章，建构祖先神话和谱系，重写历史，重新定义瑞典的传统。

奥斯卡中产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定义，当然，它也必须处理19世纪晚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对这些新兴的社会精英来说，如果民族面临分崩离析，那么必须找到一种超越阶级矛盾的民族团结的象征表达。对农民传统及瑞典风光的共同之爱，可被当作民族团结的纽带。于是，在这一时期，国家纪念碑、民俗博物馆、民族节日、爱国歌曲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比起垂死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是中产更加热心改革的对象。对这个低等社会阶层的想象有很多复杂的象征。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中产常常形容广大民众为粗野之人，尤其觉得这些人既不完善也不成熟，只拥有粗糙的文化原材料，它们尚未经过提炼，发展到文明的层次。

因此，工人阶层不仅代表混乱、无序，更代表欠发展。为反对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中产炫耀自身对秩序的认识，把它当作更成熟老练的标志。有序成为中产世界观和日常例行公事中最重要的美德。

中产文化到处划分界线。在家里，他们区分不同行为和空间。孩子的世界远离成年人的世界，仆人被从家庭内隔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互不干扰。每样东西都要各得其所。对这种秩序熟视无睹的人，吃饭、睡觉在同一间屋子里的人，不尊重私密的神圣性，而把土豆、佐料、蔬菜混在一个盘子里的人，都让中产反感不已。

公共生活组织中也可见到同样的热忱，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医院床铺和学校桌椅，讲究对称的机舱和养老院布局，这些貌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一场持久战的组成部分。这次战役主要对抗无序的威胁，还有那些生活在无序之中的人：那些异类，未开化的民众，动物般的工人。

对手工劳动的贬低，对肮脏和兽性的厌恶，以及强加在事物上的各种禁忌，都是中产彰显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伎俩，也是他们认为工人阶层低其一等的理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对工人阶层的贬低隐含在很多事物中，诸如对工人阶层生活的讽刺画、学校教科书、卡通、儿童回忆录、社会改革计划、公共讨论等等。

所有这些共同造就了一种印象——工人阶层是不同于中产的一个阶层：自由散漫、不守规矩、贪图享乐、毫无责任心、不理性、大声喧哗、粗野下流、马虎大意、肮脏、肉欲横流。这些负面素质是中产定义自身正面素质时的象征性倒置。

阶级差异与文化的发展程度相关联，这种提法使中产有权改良工人阶级。自然—文化这一基本对立，并不是互补的，而是等级性的。自然状态应该被加工和改造。

如果说文化—秩序与自然—无序代表着奥斯卡文化主题中等级性的一极，那么，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强调的则是其另一极。这些基本理念渗透于日常生活，通过多种文化途径表达出来：身体要守的规矩和它的功能，对性欲方面的抑制，儿童餐桌礼仪的严格操练，对自慰行为的严厉抵制，对经济地利用时间、金钱和感情的强调，从衣服颜色的选择到面部表情的管理等，所有方面都要求节制、端正和自我约束，中产害怕粗野、动物性、不受控制。在一系列礼仪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着装、仪态、谈话话题等的选择，对餐具使用、情绪表达等等的种种要求。

为制造文化霸权，奥斯卡人逐渐把中产文化转变成一种人的本性或常识，把对世界的想法转变为不证自明的生活事实。这一过程也影响了传教士对工人和农民开展的活动。道德论争日益让位于科学知识，就像有关卫生问题的科学预设。

同时，中产价值观越来越专断和深入人心，其他一切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在社会、医疗和文化领域的异常行为。

原标题：《关于中产的“门槛”，这本书一出手就是“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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