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公共空间的性别规范？秦红岭：身体是理解空间的路径

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

性别规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城市空间的？城市规划又能为女性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女性友好城市的定义是什么？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表示，身体本质上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是理解空间的一种基本路径，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从身体出发理解空间，就无法准确认识不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同处境。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

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意识

澎湃新闻：性别规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城市空间？

秦红岭：回顾19世纪以前中西历史上公共空间性别格局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传统性别角色的空间界限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家宅/女性、公共空间/男性。当时公共空间是男人可以自由进入并支配的场所，而女性的领地则是家庭，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自由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公共空间的性别格局开始发生革命性转变，即逐渐由男人支配的领地转变为男性与女性的共享空间。

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已经拥有进入和平等享用公共空间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公共空间中的男性与女性，不可能对空间的体验完全一致，除去男性与女性在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身体的差异，甚至这种身体的差异已经和文化中的性别差异融为一体了。身体本质上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是理解空间的一种基本路径，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从身体出发理解空间，就无法准确认识不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同处境。例如，在公共空间中，女性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多的“身体焦虑”，如身体安全的焦虑，在封闭而僻静的小街小巷、地下通道、地下停车场等公共空间，对女性而言有可能成为危险和威胁之地。在一些令女性感到不安或对女性使用者不友善的公共空间中，女性往往要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性措施，时刻保持警觉。

可见，即便社会赋予女性以平等的空间支配权，在现代公共空间的复杂环境中，女性也无法获得与男性一样的空间自由，至少出于安全的考虑，女性会主动放弃和缩减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

所以我们常说“性别平等的公共空间，不是相同的空间，而是有差别的平等空间。”性别中立貌似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假定普遍化、同一化的设计能够带来相同的城市空间体验，平等惠及男性与女性，但现实却并非如此，这也就是所谓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性别盲视（gender-blind）现象。甚至可以说，所谓的性别中立设计，到头来不过是适合所有男性。

因此，如何在承认两性空间体验身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改变空间建构的中性思维，加强城市空间规划的性别敏感意识，创造一种关怀女性需求的环境条件，是促进城市人性化的重要途径。

澎湃新闻：女性友好城市在中国还是一个新概念。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的意义是什么？

秦红岭：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纳入性别意识、关注女性友好的城市规划，反映了现代城市规划从功能化到人性化的价值转型，或者说是当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从“功能导向”和“形态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反思与批判过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城市规划，认为它过于强调“形式追随功能”的理性主义，忽略了对人性化、多样化、包容性和不同性别行为方式的关注，从而走入了高度理性化、功能单一化的歧路。而融入性别意识的城市规划，关注的是体贴人们日常生活的人性化维度，让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回归日常生活这个根本性的源头，强调城市对市民具有怎样的日常服务功能，这是城市人性化程度最基本的体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不断失败的城市规划教条要想成功就需要有性别视角，她以普通家庭主妇般的细腻与关怀眼光，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关注城市街头真实的日常生活，如母亲推着婴儿车、儿童玩耍、情侣散步、朋友一起喝咖啡等，这些都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所忽略的方面。

第二，纳入性别意识有助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确立公平合理的价值目标。性别敏感或关注女性友好，将赋予城市人文关怀品质，使城市建设和发展在更深层次上关注两性生存状况的改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说：“城市是为美好生活（或优良生活）而存在的”。美好城市应具有女性关怀意识，应是对每个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第三，真正实现城市发展的“以人为本”。改变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性别盲视”，认识到女性与男性在城市生活体验上的差异性，认识到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群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不同的人。公共空间设计中有性别敏感意识并不意味着只关注女性需求，或仅仅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而加以关怀，但也不意味着假设所有女性或所有男性都有相同的需求和体验。通过关怀导向的设计方法，更好地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是人性化城市的应有之义。

最初国际上提出女性友好城市，主要强调的是“关怀女性视角”，关注的是城市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对女性需求的忽视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对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局限于“关怀女性视角”，更加注重空间人性化、包容性与共享性特征，即城市应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健康、宜居和安全的环境，这将有助于城市向对居民更友好的方式转型。例如，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推进女性友好城市策略时，提出-女性友好城市的意义其重要在于，它不仅对女性有好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如更好的行人基础设施使所有性别的步行者和骑自行车的人都更安全。更多的长椅和公共卫生间让所有人——包括各种性别的老年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设施。如果城市规划者让社区对妇女和儿童独自出行更安全，那么它们对其他人也会变得更安全。

所以，“女性友好城市”不仅是关注女性的需求与感受，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层面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城市空间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为女性提供与男性一样多的发展和成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女性友好城市”是一项城市人性化的愿景，强调通过关怀导向的规划设计方法和城市治理方法，更好地满足所有使用者的需要，提高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安全度和“精准匹配”度，其最终价值指向是走向对所有人友好的城市，即人人共享的城市。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澎湃新闻：从使用者角度出发，不同性别是否有不同的公共空间使用需求？如果存在不同需求，该如何平衡？

秦红岭：不同性别不同的公共空间使用需求，我把它称之为公共空间的“她需求”。对此的基本认识是，“她需求”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化需求。作为人性场所的城市空间，不但要满足人基本的生理与物质需要，如拥有安全的住房、清洁的水源、有必要的交通工具和公共设施，有健康的生活环境等，还要满足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如易于交往，让人获得舒适、尊严、愉悦的心理体验。

有三个方面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女性对公共空间（包括交通设施）安全性的要求比男性高很多，尤其是女性独自在夜间出行的安全性要求。二是女性更加关注公共空间、公共建筑中的细节和服务问题。公厕就是表现城市细节关怀的基础设施。有研究显示，由于女性的如厕频率、方式和用时等因素，加之女性还有带幼童如厕的“任务”，因而，女性对公厕的需求大约二到三倍于男性。此外，目前仍然是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工作，因而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中相关育儿设施是否健全和合理，也不可忽视。

澎湃新闻：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群体内部结构多样、需求悬殊，不同女性群体在空间使用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同异？

秦红岭：女性友好城市中的“女性”群体也是多样化的，最基本的区分是从年龄层面来划分的。

对于育儿妇女，我们会看到她们带娃使用公共空间的问题。维也纳的城市规划师凯尔（Eva Kail）曾组织了一场名为“谁拥有公共空间”的摄影展，记录了居住在该市的八名妇女和女孩的日常生活。这些照片跟随参与者沿着不同的路线穿越城市。参与者的年龄和能力水平各不相同，包括一名使用轮椅的女性。这些图像表明，安全和易于出行是一个共同的优先事项。正是由于该项目，维也纳建立了第一个女性办公室。后来的进展包括在该市 26 个地区增加了路灯；人行道被拓宽以方便婴儿车；公共长椅散布在整个城市，供行人休憩。

关于青少年女孩使用公共空间，不少研究关注到了她们对体育场所的使用。这几年北京在城市更新中增添了不少休闲公园和体育公园，如我家附近的滨水空间改造成一处休闲公园后，增设了两处半场篮球场，非常受欢迎，但你永远看到是男孩们打球的情景。整个休闲公园有儿童游乐区，有老人广场舞的场地和健身设施，但唯独很难看到女孩们的身影。一定程度上说，对于女孩们的体育运动场所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维也纳曾因10岁以上女孩使用公园和公共游乐场人数急剧下降，而重新设计了两个公园，如增加人行道提升公园可达性，建造排球场和羽毛球场以吸引女孩的兴趣，利用景观美化将大的开放场地划分为数量较多的较小空间，使男孩和女孩可以在不竞争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区域等等。

建设让女性感到安全的城市

澎湃新闻：现有的公共空间中，哪些地方会对女性造成安全隐患？您认为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恐惧根源在哪里？

秦红岭：第一，拥挤的公共交通场所易让女性尤其年轻女性感到性骚扰等安全感威胁。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0%的法国女性曾在公共交通上遭受性骚扰。这个比例在各个国家有很大不同。都柏林有报告指出，7%的女性曾遇到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55% 的女性表示不会在夜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34% 的女性表示不安全感阻碍了她们在夜间使用公共交通。在中国，针对出行女性的性骚扰（凝视、碰触、摸索、暴露等）是被低估和漏报的侵犯行为。

第二，地下公共空间也容易使女性产生恐惧心理。国内有学者基于女性安全感对中心城区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日光缺乏、通风差的地下公共空间，引发女性安全性问题尤为严重。地下空间的昏暗闭塞、视线通透差的空间死角，使女性更易产生恐惧心理。地下空间不仅包括地下停车场、地下通道，也包括地铁站域地下空间，这些空间对于夜行青年女性而言尤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城市中僻静的地下通道和照明不佳、标识不清的地下停车空间也往往让女性感受到潜在的不安与危险。国外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例如加拿大多伦多的METRAC计划（Metro A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公共暴力都市行动委员会）发布的《妇女安全环境报告》（Women in Safe Environments Report）提出，导致女性在公共空间感觉不安全的设计特性主要是：照明不足、被孤立、别人看不见、没有寻求帮助的途径等。

第三，空间死角时犯罪很有可能诱发环境。在国内外有关犯罪行为与城市空间环境关系的研究显示，易犯罪空间位置与封闭隔绝的空间环境有较高的契合度。例如，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和建筑设计存在的所谓空间死角，即众人视线难以发现的隐蔽和封闭的空间，便可能成为抢劫、寻衅滋事和性骚扰等犯罪行为的诱发环境。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上述这些特征的公共空间容易产生安全隐患，同时这些设计与管理缺陷也是女性对公共空间产生恐惧的重要根源。当然，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安全感还与整个城市和社区的治安状况和文明程度有很大相关性，设计和管理缺陷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便社会赋予女性以平等的空间支配权，即使我国城市治安水平显著提升，平安社会建设稳步推进，但女性仍然存在巨大的安全焦虑。女性在公共空间中身体安全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至少出于安全的考虑，有一部分女性会主动放弃和缩减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

夜幕下的地铁入口处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对于安全隐患，夜行与独自出行经常引发热议，在公共空间设计层面，是否有能提升女性夜行、独行安全性的方案？

秦红岭：对这点，雅各布斯的观点颇有启发，美国许多大城市公共空间的犯罪率不低，一些衰败冷清的开放性公园往往沦为犯罪场所。雅各布斯认为，仅靠警察维持或降低人口密度并不能降低犯罪率。城市安全是由一个相互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的，街道中行人的目光监督，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监视系统，这就是她说的“街道眼”（Street Eyes）。因此，她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街道上有各种小商店，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针对公园和广场，她认为其功能应从街道的功能延伸开来，必须有充足的人流和多样化的使用活动，应当与街道、街区组成一个有机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网络，从而增强公共空间的安全感。“People make a place safe”，如同一条繁华的街道，往往是一条安全的街道一样，一个热闹的公共空间，往往也是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

另一位研究女性安全与公共空间关系的女性学者瓦伦丁（G.Valentine），也提出过很多具体建议，如天桥优于地下通道；停车和入口的位置可以直接进入，无需经由另一通道；门廊应被看穿；白色照明优于黄色照明；墙壁涂成白色，看起来不封闭也较容易辨识是否有旁人在场；地铁通道应以短、宽为原则，出口的监视性要好；造园景观如假山等不可遮蔽道路，也不应阻碍视线，围墙要少；将荒废处用各种使用与活动填补起来；角落及转角的监视性要好。

澎湃新闻：在提高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上，是否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实践了？

秦红岭：一是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开展的“营建更安全的场所”设计项目。2004年英国女性设计服务中心（women's design service）在伦敦、曼彻斯特开展，用“恐惧计量表”（Fear-o-Meter）了解女性对空间的安全印象，来确定公共空间鼓励犯罪或预防犯罪的环境特征，并提出改善街道照明和指示牌、改道或安装围栏等具体设计建议。

二是印度德里的女性空间安全审计策略。印度德里的女性主义研究沟通和资源中心（Jagori）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自2004年以来对德里进行女性安全审计，通过绘制系列公共空间安全地图和焦点团体访谈的方式，明确德里女性认为不安全的各类公共空间及其环境特征。2013年，德里推出了一款叫做SafetiPin的APP，让女性用户根据照明、能见度、人口密度、治安状况等对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进行评分，并让用户信任的人跟踪其行动路线。2018年，SafetiPin仅在德里就拥有5.1万个数据点，除印度外世界上有50个城市推广使用该APP，收集由用户提供的安全数据，并与规划设计部门合作，就如何让地铁站、公交车站、旅游景点、公共厕所和公园对女性更加友好提出建议。

三是墨尔本等城市的Free to Be女性安全App。Free to Be女性安全App使用人群测绘技术，让女性能够识别和分享城市中让她们感到不安或害怕的公共空间，或感到快乐和安全的公共空间。例如，有人会说“路灯昏暗，晚上感觉很不安全”，也有人说过“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地方感觉很安全，因为它光线充足，如果你需要帮助，周围总是有人，还有警察执勤点。”女性分享她们对公共空间中的体验，以及她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也以此推动危害女性的城市设计的修正。

澎湃新闻：安全之外，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便利性上也值得关注。例如女性的使用需求是如何推动公厕的变化？

秦红岭：公厕这种看似不足挂齿的小空间，最可以显示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和关怀度。在中国，自2005年12月起实施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提出，公共厕所男蹲（坐、站）位与女蹲（坐）位比例宜为1：1～2：3，商业区域内公共厕所宜为2：3。“宜为”只是一种引导性标准，具体执行时随意性较大，不能切实保障女性如厕的平等权利。近年来，许多城市出台地方性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明确规定新建公厕无论是在面积上，还是蹲位上，女厕都要比男厕大。如2012年10月，北京市-《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修订完成，从2013年开始，公共场所新建公厕男女厕位比例改为1：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2021版《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提出：超市和商业街公共厕所、餐饮场所公共厕所；公共文体活动场所公共厕所；公共交通、综合性服务楼和服务性单位公共厕所，在厕位配置方面女厕位多一些，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小于2:1。虽然在新建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上有所改进，然而，总的来说女性的“如厕环境”并没有得到普遍改善，已有的设计不合理、蹲位较少的女性公共卫生间并没有得到及时改造，尤其是在不由市政部门建设和管理的公共场所，如大型商场、影剧院，厕位比例仍旧失调。

除此之外，女厕的设计也存在诸多问题。有调查发现，一般女厕的设计让女性感到最不方便的地方依序是：没有挂放衣物的地方、无法选择坐式或蹲式的厕所、等候空间不足、厕所隔间内的空间太小、厕所位置不好找。还有，厕所照明系统设计不合理，化妆台、儿童便池和纸尿裤更换台等设施欠缺。可见，在厕所问题上关怀女性，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够不够用”的问题，而且是品质“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有一年我去美国访学，发现学校厕所里有提供备用卫生巾的设施，洗手有热水，这样的细节关怀值得借鉴。

中老年女性在公共空间休息。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增加公共空间的女性视角 

澎湃新闻：您认为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城市规划与公共空间中的女性视角？

秦红岭：我曾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提过《北京城市规划实施中纳入性别敏感规划方法的建议》。性别敏感或女性友好的城市规划重点在于，将性别影响评估、女性关怀纳入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全过程，基于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目标建构城市空间，尤其是消除公共空间的社会性别盲视性，提升城市空间的安全性和包容性。

结合中国的城市发展，借鉴国际在性别敏感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我主要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注重城市规划分性别数据和信息收集与分析。按性别区分的量化和定性的数据和统计信息，不仅被认为是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石，而且能敏感地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所处的状况，增加决策者、规划者、城市设计者对社会性别情况的了解，精准确定性别需求，尤其有助于识别不适合女性或女性避免使用的空间，来改进空间性别享用不平等的现象。分性别数据和信息可以通过参与观察；参与式快速评估（PRA）；专题研讨或工作坊；调查/或监测特定地点情况等方式收集。

第二，借鉴女性安全审计策略，提高城市空间的安全设计和管理水平。安全一直是促进性别敏感的城市规划的关键议题，例如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公共交通空间中，性骚扰对于年轻女性仍然是一大困扰。女性安全审计策略，是一种基于性别安全的城市设计参与性工具，主要用于了解女性对公共空间安全性的看法。加拿大多伦多发展起来的女性安全审计策略，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划策略，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加以适当借鉴。

第三，在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基础上，保证女性获得平等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参与权。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处于初级层次，主要采取公示、展览、座谈、问卷调查、听证会等形式，参与的广泛性与包容性不足。为使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应当区分规划参与者的不同特点与差异，也有必要审视公众参与的性别比例、性别差异、性别关系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影响。除了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女性获得平等的规划参与权、在规划过程中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外，还应探索适合女性特点的规划参与模式。

由于女性的家庭角色、社会分工和敏感细腻的性格特点，相比较于男性，她们更容易感受到公共空间中不够合理、不够人性化的方面，她们在购物网点、托幼设施、儿童游乐设施、医疗保健设施的合理分布方面，以及城市景观设计、街具设计、住区规划、公共空间安全性设计等方面有更多贴近生活的建议。因此，规划部门在规划草案商议阶段，应当与居委会或基层妇女团体配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组织机构。通过邻里规划会议、社区论坛等多种形式，搭建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主动邀请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参与，或者专门聘请一些女性咨询员，倾听她们的需求与想法，提出修改意见，使城市规划方案最大限度地避免脱离实际，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人性化。

澎湃新闻：全球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中，是否有可供中国借鉴的案例？

秦红岭：一是维也纳基于“公平共享城市”的女性友好城市策略。维也纳堪称创建女性友好城市的模范城市，连续 10 年被美世生活质量指数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城市发展中注重考虑女性和儿童友好的城市设计。

1990开始，维也纳就实施了城市设计性别主流化政策，即在政府公共政策、立法和资源分配（包括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平等考虑男性和女性的做法。维也纳政府要求，各个相关部门必须报告他们的项目如何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受益，每年报告两次，并且新的住房开发必须满足性别敏感标准，例如公共庭院和停车场是否有充足照明，满足性别敏感标准是获得政府补贴的前提之一。

1992年，维也纳成立了旨在研究促进城市规划方面性别平等的妇女办公室，提出了公共空间的4R原则——代表性（representation）、资源（resources）、现实（reality）和权利（rights）。截至 2022 年，维也纳已经实施了 60 多个性别主流化项目，例如有改善街道照明，拓宽人行道，在公共交通、公共场所、公寓楼和社会住宅区为女性创造额外的座位，在公共交通、公共场所、公寓大楼和社交场所为女性增加座位，通过增加镜子来提高小巷的安全性。

二是韩国首尔2007年至2010年实施的“女性友好城市计划”。该计划将女性视角融入总体城市政策中，来消除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便和不安的因素。首尔先后投入了数百亿韩元来落实各项便利女性的措施，比如在公共场所增设女士专用便器，改造公共卫生间，使女性卫生间不仅宽敞，而且光线充足，育儿和化妆设施完善；进一步改造道路，地面上容易卡住女士高跟鞋的“槛”和地砖缝被抹平；道路斑马线与两侧人行道的连接处改造为坡形，方便母亲推着婴儿车过马路；在首尔新厅舍、鹭梁岛等地新建授乳室、儿童专用娱乐设施，以消除女性在使用文化设施时所遇到的不便；开辟5万个女性专属车位，这些用粉色标注的停车位，位置靠近停车管理员或者安装有闭路电视监控探头的地方。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