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浪潮中前进的日本女性“自我意识”

社会进步带来了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巨大变化，女性开始不断地反思和探索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意识觉醒成为当代女性学研究里一个重要的话题。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是指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平等权利和内在感受，并尝试通过行动来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自我幸福的过程。这种意识觉醒的背景是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信息技术的普及、性别意识的扩展等多种因素。这些变化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也加深了女性对自身权利和价值的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跨国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文化差异对女性权益的影响，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受到的压力和制约也可能不同。因此，女性主义者开始发掘文化多样性的视角，试图从中找到发展女性主义的新途径和新策略。

前些天，三位已毕业的北大女生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视频在互联网引发热议，一度占领数个微博热搜。虽然对话双方对女性主义理解并不对等，但从广大网友对这件事的关注和热议来看，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无可阻挡的浪潮。本文拟追溯近代以来日本女性的历史，从中探寻日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历程与日本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再到“军国之女”

近代日本女性生活方式受制于“贤妻良母”的一般性社会标准。她们的生活往往以家庭为中心，为丈夫和孩子们服务，不拥有外出工作的权利，同时被灌输应追求勤劳、节俭、忍耐等传统女性美德。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女性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和自由，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庸和家庭的“管理者”。直到“新女性”思想的出现，这种情况才得以开始改变。

日本“新女性”一词诞生于20世纪初期，是相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妇女而言的，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和幸福的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后近代化改革的浪潮之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对工人和职员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新女性”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制造业和服务业活跃着女性的身影。

随着日本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应当争取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1911年，被誉为“日本女性主义的开路先锋”的平冢雷鸟与同伴一起创办了《青鞜》杂志，女作家们在卷首里发出了“原始妇女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妇女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青鞜》在当时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代表了日本女性争取权利和地位斗争的进入了新篇章。

《青鞜》杂志

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世界局势，日本的女性主义也迎来了新的挑战。20世纪20年代，以市川房枝等进步的妇女运动家提出妇女解放口号，发起了要求赋予妇女参政权的运动。然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妇女追求参政权运动被迫中止。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化，日本女性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裹挟，在战时体制下被吸纳进军国主义妇女团体从事对战争体制的支持。有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日本女性被包装成“军国之女”“靖国之妻”而大肆宣传。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女性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伤痛，战后开始思考女性与和平的关系。日本女性也成为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重要力量。

被定义为“专职主妇”的日本女性

二战后初期，日本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最显著成果是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女性的参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等受宪法保护。1946年，曾创立“新妇人协会”的女性政治家市川房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代表社会党竞选并高票当选，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这标志着日本女性赢得政治参与的重要一步。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妇女解放运动基本方针》，提出了妇女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开始腾飞的年代，但这一时代日本普通女性却处于“专职主妇”的社会定义中。1950年女性就业率一度超过了60％，但在1960年降至50.6％，在1970年降至46.1％。1960年，妻子为全职主妇的家庭有1114万户，而双职工家庭只有614万户。这一时期女性的人生道路被定义为，毕业后短暂工作，结婚后马上辞职生育，做家庭主妇，在子女成年独立后，又再次回归职场从事临时性的工作直到退休，所以就业率呈现出“M”型曲线。这种类似“男主外，女主内”和“女性结婚后辞职”等隐性社会规范使得女性局限在家庭和婚姻的角色中，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女性主义者开始着重批判家庭中的不平等和妇女地位的低下，提出了提高生育权、儿童福利、女性工作条件等口号。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开始批评男权主义，抨击男性社会的压迫和歧视。

日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运动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从中产生了各种妇女理论和妇女思潮，这些理论和思潮反过来又促进了妇女运动向纵深发展，从而使妇女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1975年被定为“国际妇女年”，1976～1985年被定为“联合国妇女的十年”，并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和1995年分别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国际社会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日本女性主义者为首，开始了女性主义理论“日本化”的实践。为平成时代女性主义从知识分子传播到普通女性心中铺平了道路。为呼应女性自我实现的需求，也为配合联合国开展的“国际妇女年”“联合国妇女的十年”活动，实现世界妇女大会所提出的目标，日本政府、国会、地方自治体、民间从20世纪70年代就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例如，197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内行动计划》，1987年制定了《新国内行动计划》，并于1991年予以修订。1986年施行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1992年施行了《育儿休假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女性主义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妇女解放，更多地关注到性别身份的认同和性别意识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及日本国内妇女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提出把21世纪的日本建成“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即在男女相互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不分性别地发挥个性和能力的社会，包括在政策等立案和决策上的共同参与，在工作、家庭和社区生活中相互支持等方面。1994年在总理府设立了“男女共同参与室”，设置了以总理大臣为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为本部副部长、全体阁僚为成员的“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本部”和“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世界妇女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参加了这次大会的，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在2015年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曾回顾道：“1995年的北京女性会议是日本女性运动的高峰。在聚集的3万名世界各地的女性代表中，有6千人来自日本，许多地方政府也派遣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例如消除职业隔离和一切形式的职业歧视、增加妇女在决策层面的代表性、改善妇女的健康状况等，对建立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世界妇女运动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措施，例如，1996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与2000年计划》。1999年修改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和《育儿休假法》，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这些法案给予了日本妇女和男子同等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机会，保障了女性自我实现的权利。

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开幕

1989年至2019年的平成30年期间是日本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日本女性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有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职场，女性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在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问题仍然存在。对此，一些女性开始发起抗议和运动，以争取平等待遇和权利。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女性阁僚的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2019年，小池百合子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东京都知事。

女性主义大众文化从平成到令和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许多女性作家、电影制片人和艺术家开始创作反映女性生活经验和问题的作品。电影导演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小偷家族》等电影探讨了女性的社会权利和地位等问题，电影不仅展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要兼顾职业和家庭的压力和困难，也通过女性面对婚姻和家庭，最终选择自我解放和独立的剧情，表现出了对传统家庭和社会观念的反思。高村薰的小说《花子与安妮》则通过两个不同形象女孩的对比，表达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所遭受的束缚和限制，同时也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解放的重要性……从女性主义文艺作品的流行，不难看出大众的价值取向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平成至今，越来越多的女性组织和团体有感于女性在家庭、职场、社会中的不平等待遇，开始投身于反对性别歧视，倡导妇女权利的运动。例如，1999年成立的“未来的女性会议”旨在争取性别平等和防止性别暴力；2005年成立的“安倍内阁妇女消费者问题特别委员会”则是为了加强妇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针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成立于1999年的性别暴力受害者支援中心、成立于2000年的saya-saya、成立于2009年的BOND计划（BONDプロジェクト）等非营利组织都在这一领域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日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原因初探

从昭和到平成再到令和，日本的女性主义从仅限知识分子层面的探讨，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处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普通女性，女性主义也从精英化的哲学社会学讨论发展成广为普通民众关注的重要话题。

探究日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家庭和家务的主要责任者，而男性则负责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事务。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限制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结果就是缺乏接触公共领域的机会和平等权利。然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需求，要求更多的劳动力来参与生产和工作。这为女性提供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将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得更多女性能够参与到生产和工作中，获得经济的独立和社会活动的自主性。同时，女性逐渐意识到自己应有权利的缺失和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地位，要求摆脱性别歧视和束缚，女性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其次，教育的全民化和平等化是推动女性“自我意识”进步重要背景之一。二战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全民教育事业，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1947年，日本女性文盲率为31.5%，而这一数据在1990年下降到了0.5%。高等教育方面，1969年女子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15%，2006年超过50%，至2017年已达57.7%。二战后的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法律，明确了消除女性歧视、建立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切实地推动了教育的全民化和平等化，并促进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素质提升。这些政策为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为女性赢得平等权利和社会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女性进入各行各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此外，对待家庭和职场观念的变化成为女性的着眼点从“家庭中心”过渡到“自我中心”的重要推动力。战后以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妇女在结婚后特别是生完小孩后都要面临是当专职主妇还是做职业女性这一选择。当今，日本妇女结婚后的生活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结婚、生子后继续就业；二是以结婚、生产为契机辞职，待孩子稍大后再就职；三是以结婚、生产为契机辞职，做专职主妇。20世纪90年代以来，婚后不辞掉工作的妇女逐渐增多。但相当数量的已婚妇女还是选择生孩子后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劳动、待最小一个孩子上学后再出去工作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当妇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时，大多数不是成为正规雇用者而是成为计时工、派遣工、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而此类非正规雇用的待遇远不及正式雇佣。近年来，随着女性就业“玻璃天花板”“职场妈妈”等问题被越来越多地讨论，日本政府不断推动男女性别平等和男女共同参与。育儿休假制度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在休完产假和育儿假后回到工作岗位，男性利用育儿休假制度的比例也缓慢上升。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还仰赖于日本女性运动的开展。20世纪末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变革，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中迅速崛起。这些组织以社会公益、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国际合作等为目标，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公正，其中女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环保方面，“东京都民环境联合会”就是由一群关注城市环境问题的女性发起，后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约300个团体会员的大型环保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反对垃圾焚烧、反对建设高速公路、推广再生能源、提高市民对环保问题的意识等，是日本女性参与环保运动的缩影。近年来，日本女性的社会运动领域也逐渐增多，尤其近年来反对性骚扰和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的运动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一些女性组织也开始呼吁加强保障女性权益的法律法规。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还离不开“女权先锋”的宣传和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随着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了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一部分。政府也开始重视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同时，一些女性组织和媒体开始开展更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女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女权先锋”，而平成到令和时期的先锋思想家们，则更加关注女性的自由意志，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始于极限》《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书的作者上野千鹤子。作为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她在2019年东京大学新生入学式的演讲中说：“女性学来源于名为女权主义的女性运动，但女权主义并不是一种希望女性像男人一样行事，或者希望弱者变强的思想，女权主义是让弱者本身能够受到尊重的思想。”上野千鹤子提出并发展了“性别系统”的概念。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系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建构，它不仅存在于个人行为中，也存在于社会机制中。她在《性别的制度》一书中写道：“性别是一种结构，性别是一种生产关系，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性别是一种文化现象”，性别系统对女性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女性在传统社会中被赋予了一系列的性别角色和期望，这使得她们很难摆脱社会对她们的限制。上野千鹤子的性别系统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她的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的本质。在她的影响下，日本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性别身份的建构和历史渊源，并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打破性别不平等的束缚。

此外，上野千鹤子还提出了“多元性别”和“新的家庭”等概念。她主张应该通过反对性别歧视、创造多元性别的社会和推动家庭角色的变革等途径，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同时她认为，女性主义应该是包容性的。女性不应该只关注自己的性别利益，而应该包容其他社会群体的问题。女性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关注性别问题，还关注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种族歧视、贫困、劳动力市场等等，只有建立这样一个包容性的女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这也体现了平成至今，女性主义者们在用她们独特的视角洞察世界，思考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总之，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女性需要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的技能，同时也需要互相支持和鼓励，以共同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的进程。说到底，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并不是每位女性都变得足够强大的社会，而是通过弱势群体间的自助与互助，使得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联系与韧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