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跨越40年，香港电影中的“奇案片”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近日一宗发生在香港的名媛命案一度登上了热搜。被害人颇有社会声望，据称是前夫一家人因争夺财产联手将其杀害，又为了免罪而销毁尸体。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结果如何不便妄加推断，但犯罪手法之残忍，还是让人觉得颇为可怖可叹。

其实并非香港一地，全球各处时不时也会有重大罪案在发生，也许人类基于好奇又畏惧死亡的动物本能，每每现实中出现耸人听闻的案件，围观群众总有一种既害怕，又忍不住想更多了解内情的冲动。就像内地这几年发生的“保姆纵火案”“杭州女子失踪案”“北大学生弑母案”“劳荣枝案”，甚至刚刚给出调查结论的“胡鑫宇失踪案”，都长时间引发过大众关注，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甚嚣尘上，在现实的结案报告之外，构成了更多扑朔迷离的“真相”。

搜索“十大奇案”，百度会贴心地直接列出“香港十大奇案”链接给你。至于这“十大”是谁说的，这个问题百度也回答不了。

虽然人类世界中免不了罪恶的出现，但在记忆里“香港奇案”总是更多，情节之匪夷所思和手段之残忍，似乎更要超过其他地区。这当然不是因为坏人都去了香港，而是各类小报周刊更热衷于挖掘本土罪案的种种细节，加上市民的八卦好奇，常常会报道得更加绘声绘色，种种添油加醋的细节，恨不得拉读者去犯罪现场感同身受。

如果今天在网上搜索“香港十大奇案”，那么确实会找到十桩发生于不同时代的命案论述，而且说法都差不多。至于到底是哪家媒体周刊最早把这些案件列为“十大”，似乎也无从追索。只是这一说法如今随着自媒体的加速传播，越来越成为一种定论。借助电视节目的演播词，“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可能兼而有之，总之越多人描述，案件离奇的细节越使人惊骇，也引起了社会大众更多的警示。

除去种种新闻的描述渠道，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媒介，也对这些“奇案”起了加剧传播的作用。即便世界各地——比如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都有不少关于犯罪的影片，但似乎也没有像香港电影，那么热衷于对现实做直接改编，挖掘种种“改编自真实罪案”的细节。这也许说明了华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官修的正统史书之外，大家还有一种“从稗官野史中寻找真相”的潜在习俗。

1976年邵氏出品的《香港奇案》，可谓是该题材的开山鼻祖。风格上与其他邵氏的惊悚片并没有太多不同。

港片关于“奇案”的创作，溯源能寻至40年前，最早大约就是《香港奇案》。这部完成于1976年的影片，是邵氏电影公司当年于主力的武侠、历史、爱情喜剧等片种之外，尝试的一类新题材。以略惊悚恐怖的风格把现实罪案搬上银幕，一经推出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又很快在两年之中追加了四部续集，算是商业上颇为成功。这套五部影片，每部由二到四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拼合而成，强调真实性和猎奇性。首部一炮打响的作品，除了由邵氏的编剧劳模倪匡写了一个章节，另外还有在公司已经工作了不少年月的蔡澜，就是日后以美食为名的那位才子，也贡献了一个编剧篇章。

虽然这套电影同邵氏流水线上标准生产出的作品差别不大，谈不上强烈的艺术创见，但“香港奇案”的名号就此留了下来。首个故事“灶底藏尸”案的惊悚与紧张氛围，也确立了一种对观众而言记忆颇深的通俗风格，成了日后所有影片的开山鼻祖。

《疯劫》，许鞍华导演，张艾嘉、赵雅芝主演。你以为这些女性班底是温文尔雅，其实影片风格是非常吓人的。

徐克的这部《第一类型危险》，上映时还遭到了港英政府的阻挠。在风格上充满写实的冲击感，冲破了主流商业片流水线式样的艺术风格。

香港电影真正的繁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量年轻制作人员进入影视行业，逐渐打破了大制片厂对主流电影风格的垄断，进入到题材和表现方式都更为活泼的“新浪潮”时代。其中不少年轻导演出道伊始，都拍摄过吸引眼球的犯罪题材，凌厉风格能使人眼前一亮。比如为许鞍华导演带来好评的一部《疯劫》（1979），就是较为直观的暴力命案题材，故事描写一男一女被疯子残杀于荒山野岭，直接取材于1970年香港龙虎山“双尸命案”。徐克拍摄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则描写了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卷入犯罪事件，自己制造了不少土炸弹引起社会恐慌的故事，来源则是60年代群众运动与港英政府的暴动冲突。两则旧事虽然没有在日后被列为“十大奇案”，但在影片取材和艺术风格的开拓上，都可以看做是借助社会案件，往现实主义方向做了积极的靠拢。

《三狼奇案》，不要被惊悚化的海报和三级的标记误导。其实影片本身是相对严肃的，有现实主义关照的小人物片。

1989年，在香港电影风格变得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一部《三狼奇案》算是为之后的“奇案电影”又立下标杆。“三狼案”，发生于1960年前后的香港，主要是三名歹徒联合绑架了富商之子勒索赎金，后又绑架富商本人，其中又有撕票等杀人举动。因为三人作案时戴着狼头面具，而命名为“三狼案”。这桩案件可看作是上世纪90年代港英政府管理混乱下的盗匪横行，众多绑架富商的亡命徒的祖师爷，也是“十大奇案”中唯一的绑架案。90年代香港还出过不少“大案要案”，如绑票抢银行那些，路子都是很野的，港片中也有不少展现，一般算是另一类娱乐化的“盗匪片”题材。

这部影片由黄泰来导演，梁家辉、郑则仕、徐锦江三人出演歹徒。由于编剧、导演、演员都具备相当的创作水准，使影片在案件的猎奇和暴力因素外，也很注重描绘社会贫富差距下小人物的可悲境遇，他们由于压力而走上犯罪之路的心理历程，塑造出既可怕，又能使观众同情的犯罪者形象。可说在之前奇案片的惊悚之外，影片开始挖掘罪案的社会背景，注重塑造复杂的环境因素和更为丰富的人物形象，在对暴力娱乐化的追求之外，也注重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羔羊医生》，大约是进入港片蓬勃发展的90年代，最先取得成功的“奇案片”，影片风格通俗流畅，惊悚的氛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一种成熟老练的感觉。

进入90年代，香港影市进入票房爆炸的黄金时代，“奇案影片”的数量也开始倍增。社会治安的薄弱，也让几个民间大案成为了众多影片反复创作的故事来源。

第一则比较有名的是发生于1982年的“雨夜屠夫案”，主要是出租车司机林过云在几个雨夜精神异常，先后袭击并杀害了四名无辜女性。这个案件被李修贤导演拍成了《羔羊医生》（1992年），其中任达华扮演的变态出租车司机，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案件还有其他几个改编版本，都是在观众的追捧热情之中，为了换回票房而快速制作的粗糙版本。唯有本片是较为成熟的警匪探案题材，风格虽然刻意惊悚，倒也符合现实。现在看起来故事未免老套，但对于后来韩片《杀人回忆》这样的优秀电影来说，说不定都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晶制作的“强奸”系列，不要被花里胡哨的海报骗到，其实立意算是提醒女性要注意安全的故事片。分别有了任达华和吴镇宇的参演，总体可看性不错。只是整体的宣传策略较为低俗，对男观众来说也货不对板，但还是把他们骗进了电影院买单。

第二则著名的奇案是1992年开始出现的“屯门色魔”，由于犯罪者在屯门区域侵犯了多名女性，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被抓获，引起了社会民众对于自身安全的广泛恐慌。除了两部《屯门色魔》（1994年）的影片，还有王晶制片，刘伟强导演的一部《香港奇案之强奸》（1993年），借助社会热点话题打了一些软色情的擦边球，也于市场中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甚至这一“强奸”系列还在1998年推出了3部续集。以邱淑贞、朱茵等清纯女星作为宣传卖点，也骗了不少观众去电影院。商业上颇为投机，但其实内容并不太出格，仔细想想男观众们满怀期待地走进电影院看午夜场，出了电影院就开始破口大卖，还颇有几分好笑。其实去掉恶俗宣传的因素，刘伟强等几位导演还是把影片拍得充满了欢快的娱乐性，风格也不是那么暴力和吓人。

邱礼涛是90年代拍奇案片较多，风格较为沉静的一位导演。他的影片绝不色情，甚至没有刻意宣扬暴力，但影片总是感觉冷冰冰的血腥。也许罪案在现实中本就是很血腥的，影片偏向写实的艺术风格自会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则比较著名的案件未被列为“十大”，因为并非发生于香港，而是澳门。案件是经营小饭店的一家十口人无端失踪，原来是被债主灭门顶替下饭店。其中作案动机、手段等细节，因为罪犯黄志恒最后畏罪自杀，而无法查明。也因为受害者的完整尸体都寻不到，其中可怖的因素，细想之下越发让人觉得恶心。这个故事被导演邱礼涛拍成了《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年），演员也获得了一尊香港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这在不登大雅之堂，多被列为三级、二级B的一干“奇案片”中颇为罕见。也说明了影片在恐怖氛围的精心描绘上，有比其他影片更为凝练统一的艺术风格，其实颇有嚼劲。这个系列后来还有同为邱礼涛导演的《埃博拉病毒》（1996年）。甚至女版的“灭门狂魔”，银河映像出品的《恐怖鸡》（1997年）也可以视作这一题材的扩展。吴倩莲扮演了一个堪比“劳荣枝”的虚构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举起屠刀绝不手软，冷血的程度让人惊诧。虽然没有现实原型，也算是于“奇案片”风潮之下，一次颇有艺术价值的原创尝试。

银河映像出品的《恐怖鸡》，主题相当严肃，也有映射现实的某种寓言性。其实电影拍得再恐怖，也都是假的，哪比得上生活的真实更吓人。比如劳荣枝。

除了这些比较著名的系列，另有改编自“Hello Kitty藏头案”“空姐溶尸案”“纸盒藏尸案”等几部现实案件的影片。所谓“十大奇案”，至少都有一部电影描绘过主要案情。其中有的猎奇口味较重，风格越发骇人离奇；有的则故事表现略平，但因为有任达华、吴镇宇这样尚属优秀的演员出演，也让人颇有记忆点。

可以说正是香港电影最火热的90年代，“奇案片”的数量和风格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虽然影片质量良莠不齐，多是快速完成的商业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能让人留下记忆。特别在塑造人物生活状态的一些戏中，很多时候能看到香港底层市民真切的卑微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些戏因为保有港片描写市民形象的传统，而有一些诚恳的力量。

大部分罪案片的海报总是做得花里胡哨，有种地摊挂历的劣质感，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卖片。影片很多时候创作还是很认真的，就像这部《溶尸奇案》，其实是三角恋PUA加犯罪的美式惊悚片风格。

但是随着香港电影进入世纪之交开始全面衰退，整个港片市场都一蹶不振，只能靠大卡司如《无间道》这样的商业巨片撑着，小成本的“奇案片”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面消失了。

近几年，随着港片新一代年轻制作人员艰难上路，他们似乎和30多年前“新浪潮”时代的前辈一样，有的也选择了制作成本相对低，却容易在风格上博眼球的“犯罪片”起步。比如翁子光导演的《踏血寻梅》（2015年），以及去年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的《正义回廊》。改编的现实案件，也多有损毁尸体等恐怖情节，其中人伦关系的复杂程度，也让创作者在惊悚之外，从刻画青年罪犯的孤寂心理中，寻找到故事新的表现主题。

《踏血寻梅》和《正义回廊》的海报，做得都像艺术片，电影风格也花里胡哨得不大通俗。其实题材上猎奇性仍然很强。内核和前辈比，不一定颠覆了很多。但是也预示了港片年轻一代制作人在崛起。

那些在过去可以被归为“奇案”的血腥命案，现在已经不再被八卦周刊再刻意称为“奇案”了。也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过去的“奇”，是因为我们和犯罪者之间始终有一道鲜明的隔界。他们是“奇”，普通人是“正”，大家隔岸观火，顶多小心些防备危险分子，离边缘垃圾人远些，始终就是安全的。但现在周围谁是潜在的狂徒，似乎已更难辨认了；普通人的神经也变得麻木了不少，重压之下，隔壁邻居说不定转眼就能变成手段异常残忍、面对尸体处理起来也毫不手软的罪犯，细想之下，越发觉得有些骇人。

希望“奇”还是留在银幕上吧，生活中还是不要有那么多传来传去，让人觉得本不该发生的罪案为好。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