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龙，就是舞心

每年元宵节，吉隆镇各巷道处处有龙“游”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片欢腾。这一具有典型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的舞龙文化在乡村积累并内嵌于乡村治理体系之中，百年来不断振奋人心。

历史积淀塑造的舞龙文化

龙乃中国四灵之首(注：中国四灵分别为龙、凤、麒麟、龟)，中国人对之充满敬畏。在我们国人心目中，龙是祥瑞的灵物，是和风化雨和大海的主宰，在中国沿海一带，渔民皆立庙祭祀，以求风调雨顺，而龙在沿海一带的神话也特别多。

图片拍摄：郑金英

吉隆位于粤东沿海岸，传说过去自然灾害多，瘟疫流行，百姓们苦不堪言。有一年元宵节的傍晚，吉隆上空突然响起一声炸雷，人们看见一条巨龙出现在天际。这一年，吉隆风调雨顺，百姓平平安安。于是，人们便认为这是祥龙庇佑，在次年的元宵节舞龙，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

现今我们当地还传唱着一首童谣“正月十五惊雷响，祥龙飞降吉隆上。保佑今年好年景，月月年年福安康”。这一舞龙民俗自明末清初以来便世代相传，成为了吉隆一年之中最盛大的活动，2008年还被列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宵舞龙活动虽因疫情而停办三年，但今年的却格外热闹，仿佛病毒一下子被人间烟火驱赶得无影无踪，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观看舞龙，欢度元宵。“咚咚，咚咚咚……”十五日晚上，老圩龙队把龙摆在吉隆镇政府侧边水井旁的起龙处，龙眼用红布遮住，并准备香、纸宝、水果在龙头前面的地方。随后，由当地受尊重且家庭人丁兴旺的老者请龙神。在点三炷香，拜龙，祈祷等仪式后，把香插在龙头前面的地方，烧纸宝，大喊：“龙神请到，开光！”随即揭开蒙龙眼的红布。这时，鞭炮齐鸣，“龙”飞快奔出。

图片拍摄：郑金英

起龙后，兔属肖牌和龙先到众神庙和帝爷庙敬过神灵。敬神灵、祖先后，龙沿着预定路线先回镇政府门坪表演，随后大锣鸣锣开道，走街过巷，参拜各家各户，到各家拜灶神。龙所到之处，家家都燃小排炮接龙，有的还在自家门前摆香案、上果品接龙，希望龙神保佑。

图片拍摄：郑金英

彩龙上下翻腾，时现龙头，时现龙尾，舞龙头的队员尤为用力，一拉一甩间，龙头便神采奕奕地追逐着“龙珠”，队员直至浑身流汗才放手，一人下去立马有一人上来接棒。而一旁的狮鼓队队员敲打着锣鼓，迎合着彩龙，狮子上下跳跃，憨态可掬引人注目，霎时间，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喜气。每年吉隆舞龙都有许多外地人专程来观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整个吉隆香火一片。人们跟着舞龙队伍不断穿梭于各街道，每当龙稍停时,人们纷纷从龙身下钻过，据说这样可使身体健康，像龙一样长寿。而龙须据说可让六畜兴旺，于是人们便瞅准机会拔龙须拿回家中，反映了人们对中华龙图腾的尊崇，寄寓着祈求风调雨顺、消灾祛难、合境平安的美愿。

图片拍摄：郑金英

吉隆舞龙活动群众参与性强，可以说村村都有舞龙习俗，村里的每家每户都自发捐款，或者积极报名参加舞龙表演队伍，参与者众多，全镇8个村有23个舞龙队伍，表演骨干1000余人。各村的舞龙时间、舞龙形式大同小异。但每个村委乃至下面的各村小组，都是各舞各龙，舞龙时互不打扰，特别是请龙神时不能过界，过界就会引起冲突，这叫“舞太平龙”，正是因为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每年舞龙都可以在太平祥和的氛围中进行。

舞龙节俗与乡村治理

民俗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作为先于法律和道德之前就存在的一种社会规范，再加上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一直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国权止于县，县下的里甲、乡绅等利用绝大多数人对传统习俗及伦理规范的认同、敬畏以及遵从，约束人们的行为、消解村内的矛盾和纠纷，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实现乡村有限自治，进而加强国家对乡村的管理。优秀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在个体行为塑造、集体记忆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维稳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营造乡村治理环境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首先，舞龙节俗是族群集体记忆和行为模式构建的重要载体。记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集体记忆是在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它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再现，并为该族群所共享。吉隆乡镇舞龙正是粤东地区典型的集体记忆代表性民俗文化活动，是该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产物。作为吉隆村民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和表达，舞龙不是一个个体现象，而是在全体村民共同的互动和交往中形成并发展的“记忆的场所”，它为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塑造提供了特定的情境和文化空间。这些情境构成参与者的记忆框架并塑造人们的民族情感，人们不仅共享活动的意义，还可以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来加深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理解。无论是支撑舞龙活动开展的广场和街道、编织龙身所需的稻草或龙骨、特制的香支、还是化龙仪式等，这些既是舞龙活动所承载的记忆元素，同时也是该地区作为情感和信仰寄托的文化标识，为吉隆的村民们带来了精神寄托和历史回忆。

在舞龙的热闹氛围中，许多藏匿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也以肢体语言的方式在村成员之间传递，并不断强化着族群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建构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吉隆舞龙活动的举办虽有政府主导，但更多的是各村村民自发组织，元宵舞龙其实就是全民参与性的节庆活动，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意愿都可以参与其中，这就在无形中传递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同时村民们携手举办，也强化了村民们团结有爱的价值观，而这些观念也不断影响着当地人为人处事的态度，谦和而又热情。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村民走出去，在县城里有了新的居所，很少回乡，另一部分村民虽然没有在外地安家但是常年在外务工，逢年过节回家也只是待在自己家里，很少外出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由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存在，更是让他们成为了低头族，不愿意出门，相比于和邻居交流谈心，村民们更加习惯关起门来，看电视玩手机，原来最亲密的邻里关系也在逐渐变得疏远，乡土认同感也在变淡，淡薄的乡土认同必然给乡村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而元宵舞龙节俗的存在为人们走出家门提供了契机，这就在无形中就强化了吉隆乡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文化共享，尤其是对于村里的外来移民来说，更是加强了族群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文化认同和促进乡村和谐的作用。

其次，舞龙仪式的共享有利于文化根源的认同和社会维系。文化共享空间的存在源于并得益于人们对共同的文化根源的认同而存在，且对于社会稳定的维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吉隆舞龙的传播仪式恰恰建构了人们可以获得共同文化感受，相互交流各自的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文化共同体，并且在这样一种共同体中人们在共同的历史、思想以及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是维系着这一共同体的纽带。舞龙已然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和情感表达的道具，它所要传达的是村民们内心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无论是其独特的扎龙手法，还是钻龙身、拔龙须以寄托美好祝愿的表达，还是独具粤曲特色的锣鼓，乡民们的历史族群记忆由此被唤起，从而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

在这样的仪式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和身份的差别也得到了暂时性的消解，现实社会的焦虑和不安也在舞龙的愉悦氛围中舒缓，参与者内心的共同信仰和情感共鸣迅速被唤起，族群和村落认同感由此得到统一。正是有了这样的民俗文化仪式，使得无论社会生活、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如何发展，它都能够在根源上防止文化断裂，维系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

最后，舞龙节俗可以培养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以舞龙为代表的节庆文化为传统乡贤提供了打造威望平台的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能力，为他们由传统乡贤到新型乡贤的转变提供了基础。乡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仅仅依靠国家政权的垂直组织很难解决乡村治理的诸多难题，因此“新乡贤治村”成为政府鼓励和支持的乡村治理的新手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乡村公共事务以及风俗习惯教化中作出贡献的乡绅，就被称为“乡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说的乡贤文化。

众所周知，南方宗族组织高度发达，基本上村内有较大的节庆活动都是由比较有威望的人共同商议发起组织。吉隆各村每条龙的传承人和牵头组织者，每年元宵节前期都会在各家族的微信群里发出通知，告知在外的乡民们要开始着手准备舞龙的相关事宜，有意愿、有时间的可以报名提前准备了，此外关于材料采买、舞龙制作的各种细节也都会在群里公示，以保证乡民们的知情权，可以说舞龙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他们的细心组织和维持。

刘叔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就跟着家人参与舞龙，每年元宵舞龙活动他都积极组织和参与，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舞龙节俗的发展。虽然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平时很喜欢拍一些家乡视频发表在“抖音”平台上，记录家乡的风土人情和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他希望可以通过他的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像刘叔这些优秀的乡民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解决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土生土长，对家乡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比较了解，村里有什么消息，上传下达有时也会通过他们来传达给村民，且他们有时也在无形中在向外传播着家乡的优秀文化。

不同于传统乡贤，很多社会精英长期远离家乡，对乡村事务的贡献也不算多，多抱以“旁观”态度，其参与是缺位的，再加上他们对于家乡的一些机制风俗了解并不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另辟蹊径，在原有乡村里选拔可用之人的同时，也要大力呼吁在外的新乡贤回乡支援乡村建设，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培养，加强传统乡贤和新型乡贤之间的沟通，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

舞龙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融合

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目的是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激活乡村民众内部的道德、教化、耻感等力量，使其自觉发现和规范自身行为，以引导行善为主、惩戒犯罪为辅，构建符合乡情的具有“预先性”的乡村“善治”模式。

推动像舞龙这样优秀的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因为其不仅可以提升民俗文化的价值，还能推动乡村治理的进步。因此乡村社会应巧妙借力民俗节庆活动履行治理职责，重塑民俗文化价值，消解乡村治理困境。村民自治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但村民自治的程度和效果和人们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提高村民素养，提升村民自治意识尤为重要。而开展类似“舞龙”的民俗文化活动，需要人人参与、分工明确，大家都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就能为村民们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奠定的基础，也是村民参加自治的基础。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的促进民俗文化融入乡村治理，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就要更好的发挥民俗文化在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公民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作用。把民众参与民俗节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他们参与民俗节庆建设的责任，为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谋求发展，彰显自己争取和维护家乡民俗发展权益的责任感。进而引导他们不断提升自觉意识，逐步树立和强化公民的自治参与意识，促进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会治理，推进乡村自治。

此外，还可以借助舞龙节俗升华乡规民约，维护乡村长治久安。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可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名门望族及乡贤之士的作用，及时将有关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国家政策、法规融入到舞龙节庆活动当中，升华乡规民约，以达到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的目的。

行业研习社

•本期作者：郑金英，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期编辑：卷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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