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不只有狂欢：拉美足球背后的政治风云

在拉丁美洲，很少有事情不和足球扯上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足球往事》

拉丁美洲的足球热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战罢，十六强中有五支队伍都来自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哥伦比亚。加上已被淘汰的秘鲁、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本次世界杯共有八支拉美球队参与角逐。

历史上，拉美球队多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共获得过9次冠军。其中巴西5度夺魁，因此有“五星巴西”之称，阿根廷和乌拉圭各有两次折桂经历。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足球已然成了拉丁美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不管男女老幼贫富，拉丁美洲人对足球普遍怀有宗教般的狂热和激情。拉丁美洲足球何以如此兴盛？

众所周知，现代足球的形制规则起源于英国。拉丁美洲的足球文化也来自欧洲。但在现代足球诞生之前，拉丁美洲古代的玛雅人也有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叫Ōllamaliztli（纳瓦特语）。很多玛雅遗址中都发现了类似球场的场地，最大的一个在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尺寸约为 166m*70m。考古学家推测当时他们用的是实心橡胶球，质量要远重于现代足球。当时的球赛也并不仅是竞技性质的，还包含祭祀意味。笔者在墨西哥访学时曾在一些文献、博物馆和遗址中看到这种比赛（仪式）的图像和壁画。一些景点内也会有现代人化妆后模仿再现当年的比赛场景。

奇琴伊察玛雅遗址墙壁上的“球门”

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移民数量最多。这些移民中就有不少英国人，他们给当地带来了足球。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和移民社区的扩张，他们组织起了足球俱乐部和非正式的联赛，以满足娱乐之需。

这项运动迅速引起了拉丁美洲其他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兴趣，他们也组织起了自己的俱乐部。因为足球实在是一种门槛相对较低的运动，无需昂贵的器具和苛刻的场地。甚至都不需要一个真正的球，只需要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东西。比一个纸团、一个空塑料瓶。很多拉丁美洲孩童习惯把手头的任何东西都变成足球，把街头巷尾变成球场。

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和财富地位分化严重的地区，足球场成了彰显平等主义的舞台，尊重不是来自你的社会地位，而是来自你的技术和球品。而贫民的孩子们往往比被娇惯的富家子弟踢得好。后来随着这项赛事的商业化，这些贫民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也将足球视为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途径。许多拉丁美洲球星即是出自贫民窟。比如两大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外星人”罗纳尔多，梅西、内马尔亦在此列。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贫民窟子弟去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但商业化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拉美著名作家乌拉圭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足球往事》中如此写道：当这项运动变成一个产业，绽放在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

1930年，第一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决赛中乌拉圭以4比2的分数战胜阿根廷，首捧世界杯。之后拉丁美洲国家在历届世界杯上多有不俗表现，除了前述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9夺桂冠之外，还有其他多支球队多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并最终杀入八强、四强。

凭借厚重的足球文化和足球土壤，拉丁美洲国家诞生了大批优秀的职业球员，为欧洲五大联赛等贡献了大量人才。世界十大球员输出国中拉丁美洲国家占了四席（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

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8届国际足联大会上，国际足联宣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获得2026年世界杯联合主办权。世界杯将在时隔一届之后重回拉丁美洲。世界球迷将得以再睹阿兹特克体育场的雄伟风姿。为球迷津津乐道的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即发生在这座球场，那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届世界杯决赛也是在这个球场举行，最终阿根廷3比2战胜西德队，获得冠军。

撬动政坛的拉美足球

诚然，足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由于其商业性以及被强加的政治性，所以也会带来许多阴暗的东西。各种竞争主办地时的贿选、操纵比赛等事件自不待言，有时它还会成为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就拉丁美洲而言，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 “足球战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双方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争夺最后一张入场券时矛盾升级。该场战争使双方伤亡逾三千人。虽然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问题，但足球则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直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更多时候，足球的政治性是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展现的。通常，当国家领导人赞助足球事业时，他们都会认可足球在国家社会中的文化重要性。当他们向获胜队伍颁发奖杯时，也是在展示自己的权威。他们往往将自己与一项流行运动联系在一起，借此显示自己也在分享着人民的激情。但在拉丁美洲，政治家和足球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这要紧密得多。特别是军政府为了控制人民，采用了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混合方式，足球在提供“胡萝卜”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乌拉圭小说家马里奥·贝内代蒂曾指出“足球是政治催眠剂”。在此类军政府独裁政权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足球世界的主要成员变成了那些政要，而非足球圈本身人士。

随着足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它开始在全国性庆典中发挥作用。例如，1910年和1916年，足球比赛是阿根廷独立百年庆典的一部分。1922年南美锦标赛在巴西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1930年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是为了纪念该国脱离西班牙独立暨宪法颁行100周年。乌拉圭总统出席了乌拉圭在第一届世界杯所有场次的比赛。1938年的河床队和1940年的博卡青年队都在5月25日的阿根廷独立日开放新体育场，这显然不是巧合。

政坛领袖都希望与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在拉丁美洲，足球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1919年，巴西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时任总统佩索阿千方百计地在各种场合祝贺巴西队首次夺得南美冠军。“我代表国家向巴西年轻运动员的胜利致敬。”1927年，巴西总统华盛顿·路易斯观看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宿敌之战。赛前，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受到了五万多人的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分钟。总统后来说，他一生中从未受到这么多人的欢呼与赞赏。政治家纷纷努力将自己与这一大众文化中日益强大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

拉丁美洲政界对足球施以援手的例子很多。20世纪40年代末，巴西总统杜特拉（1946-1951在任）向弗拉门戈赠送了靠近里约市中心的一处地产。巴尔加斯本人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也向弗拉门戈提供了低息政府贷款，以助其俱乐部建造一座24层的办公大楼。1969年至1975年间，巴西修建了13座大型体育场。到1978年，世界十大体育场中有七座在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后，足球是新的独裁政权与民众利益相联系的方式之一。美第奇总统( 1969-1974在任 )声称自己是弗拉门戈的球迷，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比赛中。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好者。盖泽尔总统虽然不是球迷，但他的宣传团队把他贴上了球迷的标签。

批评人士称，巴西足球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随着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党普遍通过操纵足球影响球迷，进而达到影响选民的目的。巴西足球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在巴西从政，做一名足球运动员是有帮助的，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对足球感兴趣是一个真正的优势。

再说拉美双雄中的另一位，阿根廷。

1924年7月6日，博卡青年队开赛时，国家领导人也在场，随行的还有他的战争部长、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奥古斯丁·胡斯托。胡斯托将军本人将在1932年至1938年间担任共和国总统。博卡俱乐部主席爱德华·桑切斯·特雷罗娶了胡斯托的女儿。博卡在国家资助下兴建体育场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庇隆总统的领导下，足球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系统化。

庇隆是1943年政变中的重要人物。他之后既担任战争部长，同时又是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非但没有向劳工宣战，反而走平民路线，推动阿根廷工会扩大，在两年内，工会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0 %上升到66 %。1945年，他与女演员玛丽亚·伊娃·杜阿尔特（即著名的庇隆夫人）结婚，1946年竞选总统并获胜。在工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庇隆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他提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有利于工人，并把铁路等国有化，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以减少阿根廷对进口及原材料出口的依赖。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当时已经较为普及，利用国家资源进一步鼓励体育运动是符合统治逻辑的。像所有政府一样，他认为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帮助他赢得选票，并把一些人的注意力从他的政权不太令人满意的方面移开。

1947年，政府将阿根廷奥委会和阿根廷体育联合会融合在一起，成立了新的体育监督委员会。“庇隆大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和“庇隆——国家头号运动员”等口号随处可见。庇隆夫人还通过她领导的社会援助基金会促进体育运动。第一届艾薇塔锦标赛于1950年举行。这是一场13岁至15岁儿童参加的足球赛。共有15万名少年参加了第一届比赛，第二届则有20万名少年参加。许多阿根廷的小足球爱好者正是在此时穿上了他们的第一双战靴和球袜。

考虑到阿根廷庇隆政府对足球的关注，令人惊讶的是，阿根廷没有派队参加1949年在巴西举行的南美锦标赛，也没有派队参加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和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失败的担忧导致政府决定不参与。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1948-1949年的罢工中，许多阿根廷主力球员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1966年，国际足联暂定阿根廷为1978年世界杯举办地。对阿根廷而言，这一时机再好不过了，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复仇机会。1966年，第八届世界杯在英国举行，这是让拉美各队出离愤怒的一届比赛。阿根廷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两名阿根廷球员随后因攻击裁判费雷罗和向国际足联官员吐口水而被停赛。赫斯特在第六十六分钟的进球帮助英格兰取得了胜利。阿根廷中场安东尼奥·拉丁因强烈抗议被勒令离开温布利球场，拒绝离开后他被几个警察带离。南美抗议者声称，东道主英国在西德裁判的帮助下操纵了整个赛事。巴西大部分比赛由英国裁判执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比赛由德国人担任裁判；那是一场场面十分火爆的比赛，英格兰队主教练阿尔夫·拉姆齐后来形容阿根廷人是“野兽”。与此同时，西德对乌拉圭的比赛上英国裁判罚下了两名乌拉圭人。

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在阿根廷队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向他们致意。《国民报》刊出标题:“英国人先是偷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现在又偷走了世界杯。”

1976年3月，政府被军方推翻。一些新政府官员表示，国家负担不起举办世界杯，但军政府不同意。阿根廷拿出了国家预算的10%左右，约7亿美元，新建了一系列体育场。还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两万五千名记者的新闻中心、新的电视演播室，引进了彩色电视。26个机场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基础设施也得到改善。政府称，其中一部分费用将通过5万名入境游客的消费收回，但令阿根廷政府大失所望的是，最终抵达阿根廷的游客不超过1万人。

很明显，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权希望利用1978年世界杯的举办来提高这个政权在国内外的合法性。但阿根廷对1978年世界杯的热情并不仅仅是独裁政权的宣传活动所产生的。正如塞尔吉奥·雷纳的一部故事片的标题所说，这是“全民的盛宴”。本届世界杯东道主阿根廷经过一路厮杀，与上届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会师决赛。肯佩斯领衔的阿根廷最终以3：1的比分战胜荷兰，阿根廷在本土首捧世界杯。

事后来看，对魏地拉将军而言，1978年世界杯在多个方面都是极其成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塑造了阿根廷的强国形象，让民众注意力暂时从糟糕的经济形势和恐怖的军事统治上挪开。

1982年7月2日，西班牙世界杯，两支来自南美的强队卫冕冠军阿根廷与“三星”巴西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狭路相逢。结果，面对拥有中场“四大天王”（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塞雷佐）的巴西队，拥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以1:3告负。时年22岁，尚属青葱的马拉多纳在比赛中因为踢人被红牌罚下。泪洒赛场的马拉多纳，让整个阿根廷也为之哭泣。当然，这种悲伤不仅仅因为阿根廷队卫冕之路宣告结束，更因为在10多天之前，阿根廷军队在马岛战争中遭遇惨败，于1982年6月14日向英军投降。阿根廷民众一方面认为本国军政府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英国是邪恶的帝国主义者，此时需要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足球又成了军政府的“救星”。

看来，在足球文化盛行的拉丁美洲，将其作为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工具是拉美政客的拿手好戏，操作起来可谓轻车熟路。足球这个“软球”足以撬动政治的“硬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