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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府情报机构对清朝三藩之乱的研判

罗纳德·托比

2023-03-04 12:07

三藩之乱肇始于康熙帝接受有开国之功的吴三桂和其他汉族将军的撤藩之请，虽然受封于云南的吴三桂原本以为康熙不会同意这一请求。其后，吴三桂立刻从云南联系了国姓爷的嗣子郑经。郑经以台湾为据点，劫掠着中国沿海地区以及荷兰和中国的船只。吴三桂举起了造反大旗，他拥立明朱后裔，声称要光复明朝政权。

1674年4月，郑经和受封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加入了吴三桂，战事正式推进。清朝政府和年轻的康熙帝面临着事关王朝存亡的最严峻考验（清朝下一次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还要等到约两个世纪后来自西方的猛烈进攻）。对于许多期待明朝光复的日本和朝鲜的观察者来说，清朝似乎在第三代就会灭亡，清朝历史的正当性也将由此受到质疑。后来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样的想法足以体现出吴三桂的叛乱对清朝的存亡构成了多大的威胁。

郑经

三藩之乱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674年3月，从北京返回的朝鲜使节发出了先行知会，将第一份报告送达朝鲜宫廷。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即1674年7月8日，吴三桂和郑经的反叛檄文的抄写本（后者所署的日期仅是两个月前），以及一份长崎唐通事制作的对中国商人的询问报告通过飞脚从长崎送抵江户。当时的老中久世弘之将这些檄文交给担任大学头和图书头的林鹅峰，并命令他在9日将它们带到江户城。在林鹅峰到达之时，老中们正聚集在一起讨论这场叛乱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遗憾的是，正如幕府的其他决策一样，这次讨论的内容也没有留下记录。

在那之后，长崎开始有规律地向江户递送有关叛乱进展的报告。来到长崎的所有中国船只都会在到达之后立即受到唐通事的审问（或者也可以说是向他们报告）。所有报告都会被送到江户，它们将在那里受到林鹅峰的处理和老中的审查。

9月9日，老中稻叶正则交给林鹅峰另外两份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一幅中国军事情报地图。地图中，云南、四川、陕西、广西、台湾、广东、河南与福建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反清势力的支配下。将这幅地图与现代学者制作的其他军事地图和解说进行对比后会发现，这幅地图相当准确。朝鲜政府期盼清朝早早灭亡或许并不是在无中生有。

10月，稻叶正则交给林鹅峰通过琉球-萨摩路线送来的现存的第一份报告。林鹅峰将其译为日文并交还稻叶以待老中审议。11月15日和23日，对马藩藩主宗义真向幕府提交了从朝鲜搜集来的第一份战争报告。这些报告在4个月前起草于对马藩，其中包括朝鲜政府从燕行使那里得到的情报。在其他报告通常只需要2个月就能到达江户的情况下，这些报告为何花了4个月，其中缘由尚不明确。由于1674年最后9个月的对马江户藩邸日记现已不存，因此几乎没有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史料。

在考察这些报告的内容以及江户处理它们的制度前，我们需要先简要概述幕府搜集外国情报的主要路线以及它们的特征和问题。

路线一：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唐通事（汉语翻译）-长崎奉行-江户（老中、林家）。这条路线在《华夷变态》所收文书涵盖的时间段（1644-1724）内提供了最多情报。这单纯是因为在到达长崎的所有外国船只中，中国船只的数量最多。一般来说，出于以下原因，这些情报是最准确的。其一，他们不受外国政府或组织之类盘根错节的干预势力的控制。其二，每位船长都知道他们的报告会被拿来与其他船长的报告进行比对。如果他们提供错误情报，他们有可能受到惩罚。其三，通事们精通中文，这不同于日本人面对荷兰人报告时的状况。但另一方面，大部分船长都没有亲自到过比南京更深入的中国内地。因此，除非船长们有自己的国内情报网，不然他们的大多数情报最多不过是港口传闻，或是由港口官员散播的消息。对于船长们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控制海路并对他们造成直接威胁的郑经，而不是远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内陆的吴三桂。中国商人在长崎受审之事在中国广为人知，以至于欧洲的耶稣会士在他们写给上级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此事。耶稣会士惯于在报告中强调日本人会揭发试图偷渡到日本的天主教徒之事。

路线二：北京-福建-琉球-萨摩藩-江户。由于琉球王国一方面在大多数事务上受控于萨摩藩，另一方面也定期派遣朝贡使前往北京，并派遣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因而我们可以期待从琉球获得安全的、相对准确的直接情报。通过这条路线获得的最早报告是在1674年8月，它于10月抵达江户，其中包括原始的中文文书和十分准确的报告。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幕府再也没有从这个路线获得过情报。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当年早些时候通过长崎获得的檄文相同，但两份来自

1674年从福建回来的朝贡船的报告却提供了关于吴三桂和耿精忠联盟的重要而准确的消息，此外还包括关于福建总督范承谟被耿精忠囚禁的详细且精确的叙述。琉球的情报搜集由于郑经的活动和由战争造成的中国路线的中断而受阻。

路线三：荷兰商人（荷兰商馆长）-长崎荷兰通词（荷兰语翻译）-长崎奉行-江户。在收集中国大陆情报方面，来自这一路线的报告是最不重要的，因为荷兰人的主要利益在海上。荷兰人的确偶尔会提供关于台湾郑氏的重要情报，但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则并不多。正如叛乱的双方都曾拉拢琉球一样，1675年，福建总督（viceroy）——应该指的是耿精忠——希望同荷兰人展开贸易。荷兰人将此事及时报告给了长崎。

在荷兰商人返回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商馆长在1677年将他们的交易情况报告给了幕府。商馆长同时报告道，应郑经和耿精忠之请，一些荷兰人留在福州，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一场海军展示。关于中国整体局势的细节，荷兰人报告得很少，但通过将报告的内容减少到他们直接参与的事务，他们保障了报告的高度准确性。不过遗憾的是，这一准确性由于长崎荷兰通词（荷兰语翻译）的介入而大大贬值。这一时期的荷兰通词对荷兰语是出了名的无能。甚至在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长崎的通词们还不得不要求荷兰人将他们的报告先译成葡萄牙文（日本人对葡萄牙文更熟练一些）。当荷兰人用荷兰语的“皇帝”（Kayser）来指称康熙帝时，通词却在报告中将其写作“北京的首领”（北京の大将），这种错误早已见怪不怪。此外，荷兰人的情报也不完全可靠，因为他们有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歪曲报告的习惯。

路线四：北京-汉城-釜山-对马藩-江户。幕府与朝鲜建立关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收集大陆情报。朝鲜每年向北京定期派去使节，以向皇帝祝贺新年和接受清朝历法，这象征着朝鲜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藩属国地位。这些定期回到汉城的使节会带回有关中国的最新报告。同时，朝鲜也在鸭绿江边的义州维持着与中国的边境贸易，这个贸易场所成为第二个情报来源。前文已指出，汉城收到的关于吴三桂反叛的最初通报正是来自1674年春的使节团。被认为适合让日本人知道的消息会传递到倭馆所在的东莱府使手中，并由东莱府使告诉倭馆馆守，再由倭馆馆守告知对马藩。在例如1646年和1675年末的特定情况下，朝鲜译官会被派往对马藩报告情况。1675年的报告全都是关于三藩之乱的。当对马藩藩主在江户时，这些报告会通过飞脚发送给他。报告经过藩主适当的重写后将作为藩主本人的报告提交给老中。当藩主在对马藩时，报告就会被发送给驻留江户藩邸的留守居家老（在藩主不在江户期间管理藩邸的家老），再由他转交给当班老中的秘书。最早的报告由宗义真亲自口头报告给老中。在他于1675年初回到对马藩之后，书面报告成为惯例。

正如30年前的清朝征服中原一样，这些关于三藩之乱进展的报告也在十年间吸引着幕府决策层的注意。正如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所说，外国的情报“如果没有到达‘消费者’（政治决策者）手里的话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对于处于17世纪背景下的此事而言也同样管用。因此，为了全面理解幕府的情报机制，有必要对这些报告的处理方式展开调查，也有必要考察这些报告的内容。如上所述，关于叛乱的最初通报在1674年7月8日从长崎送抵江户。长崎奉行把它们送交老中，老中将其转交给林鹅峰并让他译成日文，这样全体老中就能在第二天的城内讨论中商议它们。报告包括吴三桂和郑经的檄文，以及一份唐通事询问福州2号船船员的报告。三周后，唐通事又送来了咬吧6号船、东宁8号和9号船的询问报告。它们都来自同一路线，这条路线在日后常态化。

9月9日，老中稻叶正则交给林鹅峰一幅中国形势地图。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说明这幅地图的来源，它也没有标注具体日期，虽然它的安插位置暗示它应该来自中国。不过，通过对比其他地图和战况解说可以发现，它相当准确地说明了1674年年中中国南方的兵力分布情况。

在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得自琉球路线的情报开始流向江户。琉球对形势尤为敏感，因为它通往中国海岸的船运常常受到台湾郑氏家族海上势力的阻挠。最近一次这样的纷争刚在几个月前通过长崎奉行冈野孙九郎得到调停。这些报告中的一些信息相当准确，它们来自实际去过福州的琉球人。例如，其中包括对1674年春发生之事的详细描述。耿精忠在那时加入了吴三桂的叛乱，占领了福州并囚禁了总督范承谟。琉球人甚至还把耿精忠试图秘密买通范承谟的意图报告给了幕府。因此，只要琉球的船只能够到达中国沿海，他们就有手段和能力进行观察并为幕府提供高质量情报。

然而琉球路线这一情报源还是有限的，因为琉球的使节只在隔年前往福州。但琉球还有其他用处。由于琉球是“外国”，因此幕府允许通过琉球给叛军运送军事物资。幕府通过这种疏远的隔离交易表达对这些叛军的同情。因此，1676年的琉球报告详细描述了耿精忠试图从琉球获得硫磺之事。这些硫磺明显是用来制造火药的，因为耿精忠还在同一年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购入大量硫磺、硝石和铅。幕府应该已经减少了直接从长崎运给耿精忠的军事物资，给出的理由可能是日本禁止出口武器的禁令（正如长崎奉行在1646年所做的那样）。虽然耿精忠明确地说这些请求是为了“军用”，但幕府还是允许萨摩藩通过琉球向他提供硫磺。这或许是幕府根据中国内战情报做出的最明确的战略反应。

到了1678年战况转向有利于清朝一方时，琉球从中国那里得到的唯一情报来自皇帝本人。同时，康熙的一些臣下也与长崎奉行保持通信。虽然部分通信得到了全体老中的讨论，但对包括康熙帝给琉球王子的敕谕等在内的其他文书的处理却不甚明了。此外，来自琉球和萨摩藩的其他报告也没有走正常渠道。它们被送到了因《忠臣藏》而出名的吉良义央那里，实际上没有被提交给幕府。从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区别对待这些报告的理由。在之后的几年中，出于某些原因，没有任何从琉球得到报告的记录。

幕府在1675年8月从荷兰人那里第一次得知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叛军的事。当时，荷兰商馆长马蒂纳斯·卡扎尔（Martinus Caezar）告诉幕府，福建总督派遣使节到巴达维亚，试图展开对荷兰人的贸易。考虑到耿精忠当时正控制着福建总督范承谟，这份报告的主语可能是掀起叛乱并与吴三桂联合的耿精忠。被送到江户的报告中的情报有些混乱。这可能是因为通词不是很懂荷兰语（这降低了早期荷兰风说书的价值），也可能是因为虽然卡扎尔在商馆日记中记录了事实，但他刻意对日本人隐瞒了荷兰人与中国叛军有接触之事。当然，幕府所有的信息源都有这样的问题。

此后的荷兰报告继续关注着中国问题，它们当然也尽可能强调台湾事务。它们还报告了投降清朝后的耿精忠所面临的处置。长崎通词能够从荷兰人模糊的描述中识别出耿精忠并将其补充在报告中的能力，与他们早期的无能翻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暗示他们现在掌握了关于叛乱进展的更多情报。

路线四（即北京-汉城-釜山-对马藩-江户）的情报流通是到目前为止被记录得最好的。对马藩的报告被保留在对马藩的档案馆中，而幕府的记录则留在了《华夷变态》里，其中的一些还可以追溯到从北京回到汉城的朝鲜使节提交的报告中。而且，对马藩的江户藩邸日记还使我们可以考察向幕府提交报告的方式和制度。此外，由于同一份报告同时留下了朝鲜版本和对马藩版本，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追溯出现在这条情报路线中的不准确信息的来源。

让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对马藩路线的相关制度。情报首先来自一年两次的燕行使，或者有时也来自中朝边境的朝鲜官员。就像燕行使在1674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将急报提前发回汉城。但他们一般是在回到汉城后直接向国王汇报。关于吴三桂叛乱的最初报告就是这样抵达汉城的。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情报自然为日夜期盼明朝光复的朝鲜政府所用。不过，经过选择的情报也会被传达给东莱府使（它管理釜山并与日本保持日常联系）。而后，东莱府使会将情报送到位于釜山的对马藩倭馆。朝鲜政府可以在这个时候，或是在从汉城传递到釜山的时候，篡改或歪曲报告。因为朝鲜不希望日本收到可能会使日本与清朝联手的情报。事实上，通过这条路线到达江户的情报总量远远少于汉城自己获得的情报，这正暗示了这一筛除过程。另一种在江户时代被多次使用的信息传递方式是朝鲜派遣译官前往对马藩做口头报告。朝鲜应日本要求在1675年末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到达对马藩后且在被送往江户前，情报会一直保留在对马藩。对马藩并不通过长崎奉行和幕府讨论安全或情报问题。当对马藩藩主身在对马藩时，他会通过飞脚将报告发给在江户的留守居家老。留守居家老将报告复制多份，以提交给当月当班的老中和林鹅峰。这些就是留在幕府记录中的报告版本，也是上文提及的老中讨论的对象。不过，对马藩的留守居家老也会将所有报告都复制一份，并发给大河内（松平）正信。松平正信似乎是对马藩在江户的联络人，因为对马藩藩主是他的内兄弟。松平正信还是已故老中松平信纲的弟弟，他自己也从1659年以来担任管理武家礼仪的奏者番一职，与江户城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对马藩藩主身在江户，那么他从对马藩的家老那里收到消息后，会将其作为自己的报告重新起草并以上述方式提交给幕府。一个例外是，宗义真在1675年初直接向大老酒井忠清和老中首座进行口头报告。宗义真显然以为这样做不会留下记录，但幕府的记录与他的理解并不相同。

宗义真会见酒井忠清和稻叶正则的日期以及宗义真不久之后返回对马藩的日期，再加上之后藩邸日记里记载的对报告的处理过程都显示了松平正信的重要性。因为从1675年3月16日宗义真准备返回对马藩时起，松平正信才开始出现在与处理报告相关的记录中。宗义真能够登城面见老中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并为自己的行动争取认可。但一旦他离开江户，他的家老能做的只有将报告发给与其地位相同的老中屋敷中的下级官员，他们无法进出江户城。尽可能地广结关系网是大名工作的一部分，宗义真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例如，他可以在其不在江户的时候，利用他的关系网通过幕府的官僚机构提交报告，并由此让自己的功绩得到认可。

每当对马藩向老中发去海外情报的报告时，老中都会通过正式的书信（即奉书）进行回复。遗憾的是，这些书信都没能保留下来，因此只能说，老中至少有考虑过报告的内容并给出过正式的收信确认。这再一次印证了老中信任这些报告的事实，也体现出中国内战确实受到了德川幕府的极大重视，甚至到了经由幕府最高政策会议审议的程度。至少到17世纪70年代为止，即使是远在日本千里之外的东亚战略变局也依旧是幕府的关心所在。

吴三桂

从内容上看，对马藩最初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燕行使在三个月前向朝鲜国王报告的内容相同，但它也混入了许多之后添进去的东西。宗义真1674年7月的报告包括汉城在前一个月月末收到的消息，其中详述了吴三桂进攻荆州之事，也有不见于江户收到的其他报告的另外的情报。这份报告也有一些错误。它写道，为了抓捕吴三桂，北京向云南“派出了十万蒙古兵”。在清军获得首胜后，吴三桂召集援军并打成平局。房兆楹曾计算过此时南下的兵力，他认为除军官外，共有满族、蒙古、汉人10，551人，因此对马藩的报告夸大了十倍。而且，房兆楹博士的计算显示，清朝在这场八年战争中动员的总兵力应该不超过40万，其中大部分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过后才动员起来的，这使对马藩报告的数字更加可疑。在对马藩的海外情报报告中，这种对军队人数的夸大并不罕见。1675年2月2日，宗义真报告道，10万蒙古士兵与满族大军在败给吴三桂之后损失了大半兵力。这一数字令人感到惊讶。房兆楹所统计的战争期间被动员的蒙古兵力总共不过2.6万人，蒙古兵力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同时达到10万。将这份报告回溯到前一个阶段的汉城（这些消息来自汉城）时，我们会发现，国王肃宗在12月4日收到了从北京返回的陈慰兼进香使灵慎君从山海关发回的报告。灵慎君在报告中说，康熙帝“请兵于蒙古，得正军1.4万，送于南方，战阵死亡及不习水土死者过半”。

如果说宗义真关于清朝将10万蒙古兵力送去前线的报告能表明对马藩报告中混入错误消息的程度的话，那么对马藩在一周前的报告则显示了在最佳情况下，它确实可以向江户传达非常准确的信息。在1月25日的一份简短的报告中，宗义真告诉幕府，康熙帝要求朝鲜派出军队支援战争。宗义真在报告中写道，朝鲜派往北京的使节从“鞑王”（康熙帝）那里收到了让朝鲜派出军队参战的秘密要求。朝鲜政府在收到报告后，甚至在使节本人回到汉城前，就开始讨论此事。肃宗的朝廷认为“鞑王看上去像是要输了”（負色に相见），他们担心参战后产生的影响。他们讨论了实行拖延战术的可能性，即假装准备派遣军队，但实际上是为了与吴三桂联合而拖延时间。宗义真得出结论，朝鲜暂时应该不可能参战。

宗义真的这份报告十分准确地概括了1674年12月3日朝鲜朝廷的讨论内容。当时，朝鲜的主要官员和备边司官员讨论了清朝要求朝鲜派兵之事。朝鲜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论朝鲜如何希望明朝光复，但当时的事实是他们与吴三桂的部队之间隔着清朝的军队和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答应了康熙帝的要求，那么在明朝光复之后，他们将很难反驳不忠的指责。领议政许积甚至建议，如果康熙不断坚持，那么朝鲜可以回答说朝鲜在1627年受到后金第一次侵略后就再也没有设置军队了。这些从对马藩获得的报告内容、它们的准确性以及它们与汉城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关系都相当明白地显示了幕府通过朝鲜路线获得中国内战情报的优缺点。由于朝鲜与中国接壤，并且定期派遣使节前往北京，还与中国保持规律的贸易，因此朝鲜的观察者能够定期获得在北京流传的任何消息（包括官方信息与街坊传闻）。他们同样能够获得来自边境的大量小道消息，同时也希望能暂停与对马藩的贸易。另一方面，朝鲜也可能故意向日本提供不正确的情报。蒙古兵力在从汉城传递到江户的过程中从1.4万人膨胀至10万人，这很可能正是朝鲜故意向日本传递错误情报的结果。

正是在这时，幕府的公开行动才开始出现在记录中（这部分是因为只有对马藩路线留下了这些记录）。为何幕府等了这么久才行动的原因只能依赖推测。1675年晚春，幕府命令宗义真搜集关于中国内战进展的更多消息。因此，宗义真向朝鲜礼曹送去了一封不寻常的长信，题为“问大明兵乱书”。宗义真引述了将军对此信的许可，并要求朝鲜利用其靠近中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搜集内战进展的情报并将其告诉日本。宗义真尤其关心南京和北京的战况。他声称，作为友好邻国的朝鲜有责任向日本提供情报。鉴于朝鲜已经对日本提供了大量（即使是有错的）情报，这封书信的形式以及其中只提到幕府从长崎的中国商人那里得到情报，但只字未提朝鲜所起作用的事实都令人感到疑惑。

礼曹参议南天汉在一个月后回复了书信，并在两个月后向对马藩派去两位译官。12月24日，宗义真将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情报发送给幕府。这些情报包括吴三桂和郑经的关系、郑经让朝鲜暗中监视日本的要求以及吴三桂希望朝鲜向自己提供支援的施压。

从朝鲜流向江户的情报在此后的一年半中变得规律。当战事在后来陷入僵局时，朝鲜的信息源曾暂停了一段时间，而其他更可靠的信息源填补了这一空缺。当对马藩在1678年末开始再次向江户提交情报时，这些情报依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例如，它们都没有提到吴三桂已经自立为周王的重要事实。吴三桂公然抛弃光复明朝的事业，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来自日本和朝鲜的道义上的支持。很可能正是因为朝鲜情报路线的这一缺陷，对马藩在1678年后越来越难让江户接受自己的报告。如果这一推断属实，那么这就意味着幕府有能力鉴别优质情报和劣质情报，并淘汰后者。

只有少数日本学者分析过从葡萄牙人驱逐令到海军准将佩里来航之间的两个世纪中幕府的情报收集工作。不过这些学者只集中考察惧怕天主教的日本对欧洲事务所保持的关注。幕府定期收到荷兰人的相关报告。片桐一男（Katagiri kazuo）在其关于德川时代海外情报的研究中认为，幕府之所以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来到东亚并带来了他们的侵略计划。板泽武雄（Itazawa Takeo）同样认为幕府的海外兴趣产生于对天主教的恐惧，他的讨论基本只集中在幕府对欧洲事务关注的方面。这些学者基本都淡化了亚洲事务在幕府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也低估了亚洲情报在幕府整体的安全情报系统中的地位。大型史料集《华夷变态》刊本中收录的浦廉一关于情报报告的研究，也只强调幕府收集情报是出于禁教目的。

葡萄牙人到达日本（细部），16世纪屏风

但至少在整个17世纪后期，幕府持续关注着不断变化的东亚的势力均衡和战略形势。即使在建立了所谓的锁国体制后，幕府也继续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军事情况。幕府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直到1683年为止，中国都尚未取得统一，国家局势依旧动荡。只要中国的大陆和海域还处于变动之中，日本就随时有可能被卷入战争，而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则意味着蒙古入侵可能要再次上演。自称为明遗民的势力在1646年至1650年代末不断向日本寻求军事支援。而至少在1646年，幕府中存在着有力的声音，支持将日本援军派到中国并协助明朝光复。这些求援行为和中国的内战促使幕府开始收集情报。明朝遗臣不断送来援助请求，国姓爷继续进行着贸易和海盗活动（尤其在他于1663年从荷兰人那里收复台湾之后），国际局势使得幕府不得不用情报武装自己。

幕府逐渐开发出观察海外总体形势（尤其是中国内乱）的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在三藩之乱前就已经发展出基本形态，但正是三藩之乱让幕府的情报组织展现出最大活力。这场叛乱使东亚的海域和陆地持续动荡了近十年，也使日本和朝鲜的一些人燃起了光复明朝的希望。虽然17世纪30年代发布了所谓的锁国令条文，日本也在更早的时候禁止了武器出口，但三藩之乱的确使清朝一度怀疑日本可能会派出援军进入战区。幕府婉拒了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郑芝龙和其他南明将军的求援，但当1676年耿精忠提出需要硫磺“军需”时，幕府却答应卖给他。事实是，硫磺通过那霸运给了耿精忠。

在日本人眼中，女真和蒙古没有太大区别，二者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出于这一理由，女真即将统一中国的前景唤起了日本人心中关于蒙古入侵并重蹈13世纪覆辙的恐惧幽灵。隆武帝无疑在提醒幕府13世纪的蒙古入侵与17世纪的鞑靼横扫中国之间的联系。他这么做一方面是想暗示幕府正面临新一轮的威胁，而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日本，将鞑靼赶出中国且为日本报仇的正是他的明朝。三藩之乱在17世纪70年代促使熊泽蕃山（Kumazawa Banzan）向幕府请愿要求加强国防，这对于防止他所预见的鞑靼入侵而言很有必要。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幕府必须防患于未然。作为先行手段，幕府调动其情报网络从而获得足够信息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之事。

17世纪40年代，幕府审慎考虑是否参与明朝的光复运动，幕府也为了应对三藩之乱而调动起大规模的海外情报系统，这些行动都改变了葡萄牙人驱逐令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图景。这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在幕府成熟期阶段中的日本与亚洲环境的关系。

幕府的情报系统在其方法、组织和执行力方面都与现代的外交和军事情报系统极其相似。如果抛开技术和交流方式上不可避免的差异，本节所讨论的情报网络对于中国军事理论的先驱者孙子，或是20世纪中期美国“情报技术”的主要提倡者艾伦·杜勒斯，抑或是任何一个在领事馆或情报机关工作的人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

与幕藩体制的原则相适应，幕府情报网络中的一些机构（例如对马藩和萨摩藩）虽然没有完全直接受控于幕府，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至少在搜集情报方面顺应了幕府的意志和政策。其他机关（尤其是长崎）则直接配置了幕府官员，受到幕府更严密的统制。

幕府部署情报机关的方法、情报从海外流向日本周边再从日本周边流向江户的方式，以及幕府对情报信息的处理一同勾勒出了幕府神经系统的轮廓。老中成为控制对外政策的实际中心。家光在1634年重组行政机构时规定了老中的这一职能，而家纲在1662年对此进行了再次确认。在收集情报的工作指令通过规范化的通信渠道从江户传递到长崎、对马藩和萨摩藩后，长崎奉行、对马藩藩主和萨摩藩藩主便会启动他们的网络。他们或是（像在长崎那样）审问从海外来日的人员，抑或是向驻留那霸和釜山的海外线人送去进一步指示。这些情报路线在本质上与日本海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路线是重合的。

回应这些指示的报告（或是自发的报告）都会回流到江户。它们或是被直接交给老中，或是通过林家的当主被送到老中那里。林家的角色相当于技术专家。他们将汉文文书翻译成日文，并展开调查，还要准备提交给老中的报告。而正如在1634年重组机构时规定的和实际被贯彻的那样，老中掌握着审议情报和制定合理应对政策的权力。老中有时会咨询御三家藩主的意见，或与最高位的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商量，也会经常询问将军本人的看法。

老中通过政策和行动回应情报。1646年至1647年期间，关于是否支援明朝光复运动的问题成为议题。一些了解老中政策内情的人似乎期盼幕府在不久的将来向中国派出军队。此时，当战区传来郑芝龙军队崩溃的新消息后，老中停止了关于派遣援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这一决定显然好于300年后的“猪湾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虽然一些幕府政策的制定者强烈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介入战争，但这并不能抹杀介入战争的选择也曾得到过明确考虑的事实，而且支持介入中国战争的人也构想了许多战略。或许应该说，持慎重立场的人在收到来自福州的新情报后更坚定了他们的主张，而支持参战的立场则被这些报告瓦解。

中止可能带来灾难的军事冒险是幕府对它收到的情报做出的一种政策回应。而幕府在17世纪40年代下令，让长崎奉行以及九州和西日本大名警惕明朝的难民船和加强军备则是另一种回应。不过，虽然幕府根据其在17世纪40年代收到的情报放弃了中国远征，但幕府却在17世纪70年代同意向耿精忠出售硫磺，并决定以有限的、保持距离的方式参与三藩之乱。不过，幕府最主要的回应则是下令位于国境的情报机关收集更多情报和指示进一步的外交行动。

此外，很明显，虽然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政策回应不如17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的那样有效，但这些配置制度的重要性和活力度贯穿了整个德川时代。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老中阿部正弘与身为亲藩大名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就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频繁通信。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与17世纪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参与这些问题的机制（至少在佩里来航之前）则是相同的。甚至林家所扮演的技术性角色也没有变化。将军命令林韑编纂德川时期的外交先例合集。此书完成于佩里来航前几个月的1853年春。即使是在如此晚近的时候，传统的情报网络也继续为幕府提供着变化的海外情报。例如，宗义和给老中发去了有关中国太平天国运动进展的报告。

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政策制定者都可能获得大量情报，但如果不能对这些情报的质量优劣作出判断，那么这些情报几乎就是无用的。很明显，老中收到的情报质量参差不齐。虽然许多信息既及时又准确，其中一些还包括得自中国的原始文书（尤其是叛军的檄文和康熙的敕谕之类的）;但其中同样也掺杂了大量错误情报。因为老中的决策过程没有留下记录，同时老中下达的与此相关的指令也所剩无几，所以几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用来判断幕府鉴别情报质量的能力。我们持有的唯一证明也只是得自推测。抽查显示，通过对马藩路线得来的情报有夸张的嫌疑，它们夸大了军队数量和中国对朝鲜的要求。在战争后期，对马藩很难让幕府接受它提交的报告。这或许意味着老中意识到了通过这条路线得到的情报质量不高。相反，在可获得的情况下，琉球报告的质量很高，因为它们是根据前往中国的琉球人的经历制成的。来自中国人的情报总量很大但质量参差。而来自荷兰人的情报数量很少，质量良莠不齐，同时还受阻于无能的翻译。

正如在三藩之乱期间所看到的，幕府的海外情报系统从本质上说是被动的。至少在这一阶段，除利用釜山的对马藩机关和邀请朝鲜译官来到对马藩等行为之外，幕府并没有积极地将行动延伸至日本国外。幕府没有派遣密探前往中国。当时实施的沿海防卫措施也尚未达到防止叛乱影响到日本本土的警戒程度。不过，长崎奉行确实就保护琉球航运不受郑经袭击的问题同郑经的代表进行过协商。

这一被动姿态与德川时代对外关系的传统历史叙述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海外情报机构的存在本身及其重要性和幕府对东亚形势变化的关注都意味着这一传统叙述需要得到修正。很难判断当时的老中在多大程度上察觉到了威胁（即使考虑到荷兰人与三藩之乱的冲突双方都有接触），但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老中知道康熙帝正聘用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为军队铸造大炮的话，那么老中也许会更加警惕。在清朝取得胜利并统一全国后，这个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掌握的庞大且统一的中国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担忧，他们担心蒙古入侵会再次上演。当时著名的儒学者熊泽蕃山在给女婿稻叶彦兵卫的书信中写道，这一新形势要求日本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必须做好抵御这一进攻的准备。熊泽蕃山曾希望他可以与老中讨论这一国防危机。翌年，他在《大学或问》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此书是他关于战术和国防的备忘录，即清“曾在夺取中原后多次进攻日本。而现在，他们已经拿下了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