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走，去安吉看不坐班的年轻人

原创 梁静怡 GQ报道

1997年，时任日立CEO的牧本次雄首次提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的概念，用来形容依靠互联网工具而摆脱了地域限制的工作者。据统计，全球有约3500万数字游民，聚集在巴厘岛、泰国清迈等地。

不久前，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浙江湖州的安吉溪龙乡也有个数字游民公社。在媒体过往的描述中，一群年轻人不用坐班，他们聚集在美丽的乡村社区，自由、热情、没有约束。

安吉，县名取自《诗经》“安且吉兮”，三面环山，一面开阔，竹海依依，是白茶之乡。西苕溪穿境而过，温暖湿润。这一切，都让人心向往之。

于是，带着好奇，作者梁静怡踏上了她的安吉之旅。然而，我们很快发现，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诗和远方的故事。

进入溪龙乡

大学毕业后，我再也没住过集体宿舍，直到我来到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以下简称“DNA”）。六人间很便宜，一周仅需180元。条件朴实无华，房间十几平米，一眼到底，三张上下铺床，行李箱堆在过道，卫浴室内满满当当。

蜷着腰，我爬上角落的上铺，第一夜，不时被手机震动声吵醒。我不断告诉自己，房价仅25元一晚，没什么不能适应的。

次日，当暖烘烘的太阳光照入那一刻，昨晚的不悦似乎全被冲散。DNA的全貌在阳光下显露，这里背靠茶园，远山黛影。几只山羊“咩、咩”叫着，在球场漫步。

球场旁，两栋白色的主体建筑由废弃的竹木制品厂改造而成。其中一栋是磨砂外壳竹木吊顶，有宽敞的阶梯办公区、娱乐区、宿舍和洗衣房。从中穿堂而过，则是竹林掩盖的集装箱住宿区域。另一栋建筑是公共食堂、健身房和KTV室，小溪从窗边跃过。

太阳一点点爬升，正好照在房顶，上面立着几个大字，“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标语下面，几位数字游民晒着太阳，捧着电脑，在田边工作。他们在一份小报上这样介绍自己，“一种被新时代赋予可能性的全新生活方式”。

“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问阿绿。我在阶梯办公区注意到阿绿，她今年26岁，刚从一家互联网大厂离职。在DNA，她总是裹着棕色摇粒绒大睡衣，一边看视频，一边奋笔疾书做笔记。

如果不辞职，“心理会崩溃”，阿绿说。她原本在销售岗，每天从早上8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回到家累得只想睡觉。目睹身边年纪轻轻的同事得了癌症，于是每周末她都去报复性健身，有次练拳击练到吐，吐完接着练。只有这样，她心里才会恢复一点安全感，“好像我过得比较健康。”

公司部门的狼性文化不断刺激着阿绿的购物欲望。冲业绩的日子里，若没有达到原定目标，老板会命令她马上去买个奢侈品包，以此激发斗志。心理压力大时，她也会一次性买20件衣服，租来的小房间都被堆满了。

在原公司，她很快有资格申请数十万元的无息贷款买房。可她看到公司里的中年人，有了房贷和孩子，“就感觉被套上了，”车轱辘只能转下去。最终她带着焦虑辞职，来到了DNA。

阿绿， 26岁，刚从一家互联网大厂离职。

在这里，像阿绿这样从体制和大厂逃离的故事并不新鲜：一位译者逃离了“把思维像浆糊一样捣碎的坐班机器”；一位产品经理逃离了“后厂村的社交荒漠”；一位银行职员逃离了“得靠关系才能爬升的职业路径”……

安吉宜居，气候温暖湿润，太平天国年间，为躲避战乱，河南、江苏、湖南一带的百姓迁徙至此定居。现在，有一群年轻人告别城市，远离“卷”的生活，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从事设计、Web3、翻译等远程工作，或纯粹地亲近乡野，治愈自己。

5公里外是连片的茶山，游民们相约早上8点从DNA跑步出发，沿路经过乡间小道、村庄，到达山顶时，晨雾未散，米白山茶花的清香飘来。饮着热茶，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一位游民把云雾背后一间闲置的小屋租下，打算将里面装满诗歌。

溪水在竹林间潺潺。一位游民脱口而出，“我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

然而，我很快发现，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

遇到金主

一天，我和游民们正在乡间路上走着。一辆写着“豪华梦想支援小组”的小巴车突然停下来，一位身宽体胖的中年男士探出头，问我们要不要搭顺风车。

他是DNA的主理人老许，今年54岁，杭州人，此前从广告公司辞职全世界旅行，后定居大理。

老许目睹了大理社区的形成过程：上世纪80年代，外国嬉皮士在那里聚集，慢慢生长出西餐厅、披萨店和咖啡馆，吸引了后来的背包客和游客，任何怪异的、小众的兴趣都能找到同伴，朋友们总在书店或咖啡馆偶遇。老许也和书店老板阿德成了好朋友。

他们形成了关于社区生态的一套理论，其中的关键是，社区形成初起要有一批种子人群，“80年代的大理，老外就是（种子人群）。”阿德说，“就像珊瑚礁的生态形成过程，先有珊瑚，再有小鱼小虾，然后再吸引更多的生物过来。”

老许和阿德一直梦想着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大理社区，让年轻和自由的故事再次生发，终于，他们的梦想在安吉实现了。

老许， DNA主理人。

在DNA社区生活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去年11月28日晚，阶梯办公室里坐满了人，一位酒吧老板分享了“如何上脱口秀大会”。像这样的活动在DNA常常出现，数字游民们自发地组织唱歌、吃火锅、分享会。可身为主理人的老许和阿德，却常常隐身在微信群中，很少发起活动。这里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四处都是连门都没有的公共空间，即使密闭空间也有通透的大落地窗。

老许称刻意为之：房间故意设计得通透，“如果是实墙，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则不会加入（聚集）。”隐身是因为老许拒绝成为领袖，“去中心化”。因为如果有领袖，社区就会存在隶属关系，存在“命令”和“不自由”。“我们要创造的环境是让大家觉得轻松。”

我确实无时无刻不在和游民朋友们偶遇，围绕DNA 1公里的生活基础设施极其便利。骑着小电驴5分钟即可到安吉创意设计中心工作，那有免费的图书馆、设计工坊。旁边就是食堂，我和游民们总在这里约饭。

老许的叙述充满了理想主义，可我内心满是疑惑。DNA的厂房改造花了2000万，即使DNA住满人，每月的收入6-7万，只能刚刚覆盖运营成本，更别说还有围绕DNA的其他配套设施。我在食堂吃了一顿牛肚炒蒜苔、清蒸小黄鱼、蒸蛋、咸肉白菜和排骨汤，DNA会员打5折，一共只花费26元。谁在为此买单？

老许说，他的雇主，以及眼前这一切的背后金主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上海爱家集团（（以下简称“爱家集团”）。

此前，我印象中的房地产老板都是中老年男人，微胖，脑袋发亮。因此，当李彦漪出现时，我吃了一惊。1992年出生的她染着紫色头发、化着眼影，双手抱着小狗，十个指甲都涂了不同颜色。

李彦漪，爱家集团二代掌门人。

李彦漪是爱家集团二代掌门人。2019年，爱家集团与浙江安吉溪龙乡政府签约“中国·安吉白茶小镇”乡村振兴综合体开发项目，打造溪龙全域乡村田园旅游综合体。这是她接班后主导的第一个项目。

李彦漪的父亲在上世纪末创办了爱家集团，跻身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李彦漪14岁就出国读书，一路读到博士。读书之余，她都在旅游，“那个时候我觉得，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我们家不需要我赚钱，所以我不需要工作。”

2017年，平常寡言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回国后，她才知道，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了，给她留下上百亿的盘子。刚接班时，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在高歌猛进，跑马圈地，走高杠杆、高周转模式。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高周转钱生钱的房地产神话破灭了。

看着许多地产百强榜内的公司突然没了，李彦漪极度焦虑，她说自己突然有了白发。房地产需要新的叙事了。

以前在国外读书时，李彦漪去过欧洲、日本的一些乡村，那里干净、有趣，有很多生活体验项目，给她留下美好印象。2018年安吉溪龙乡想引进全域开发，李彦漪看到安吉溪龙乡连片的茶山，觉得与自己曾去过的国外乡村很像，她拿下了这个项目。“我当时很真实的想法，大不了就抄一个。”

她的想法并不被业内其他大佬们认可，因为此前已有诸多房地产公司躬身入局特色小镇，又频频败北。一位大佬讥讽道，年轻人有梦想还是好的。他们觉得她无非是一个任性的年轻女孩。

李彦漪恰恰觉得自己与他们不同。这些人过中年的老板们还停留在当年圈地卖房的模式，“没有经历过国外乡村的美好生活，平时天天就是应酬、工作，你让一群没有生活的人去创造美好生活，这是一个伪命题。”李彦漪说。

可真的操盘起来，并不容易。整个项目面积32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一个澳门。安吉有白茶，李彦漪曾去过的日本静冈和宇治有绿茶，于是，她带着团队再次去考察，却发现“抄一个”的想法过于天真。日本的农场主有很强的做衍生品的欲望，体验式的观光旅游意识很成熟。

但安吉的基础设施和氛围远远不够。资料显示，当时溪龙乡GDP总值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比高达87%左右，而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只有约1%。游客太少了。

一个用7种苔藓制作的沙盘上，展示出了李彦漪心目中安吉白茶原小镇的蓝图：这里将会有公园、疗养中心、花园营地、中央市集，还有上万套房产，可作民宿、酒店和住宅。

她和团队希望，最终吸引来安吉每年2800万人次游客，在此停留2-7天，每天花费约2000元，还有大量客户来此购买度假和商业房产，房产价格从200万到上千万。

可他们也很清楚，这些设想中的游客和业主只会在安吉开发完善了，人气和名声起来后才会过来，“这些人都是吃胜利的果实的，不会陪你走最开始那几年的路。”

团队在全中国寻找，谁会是早期最容易迁移到小镇的人，一路寻找，在大理遇到了老许和阿德，被他们的社区理论吸引了。无论是安吉溪龙乡，还是老许阿德的社区梦想，都需要最初的种子用户。相比于一家三口搬迁需要突破层层困难，凭借单身、自由、移动成本低——数字游民被选中了。

景观

爱家集团副总裁杜一飞带我走进金叶子中心，售楼沙盘周围，一切营造乡村美好的氛围铺面而来：麦秆做的沙发和礼盒；戴上耳机能听到安吉西苕溪风吹稻田、树上蝉鸣、夜里蛙叫；盒子里有很多五彩小卡片，随意抽一张，是一首诗：

如果尘世把你遗忘，

且对寂静的大地说：我在奔流，

对迅疾的流水说：我在停留。

——里尔克

游民们也是乡村美好氛围的一部分。方圆1公里，游民们偶遇，点头微笑，进行有趣、轻松的社交，整片土地焕发着自由、友善的气息。这正是杜一飞想要的，在他看来，数字游民自由、美好的生活氛围，会吸引“每一个心中还有浪漫主义的人”。

他和李彦漪潜在DNA的游民群里，把数字游民当成观察样本，他们邀请游民们品酒，观察他们如何选咖啡，从而淘汰那些不受欢迎的产品。“虽然消费力不太行，但是他们爱生活，所以说很容易去观察去看反应。”

杜一飞，爱家集团副总裁

浪漫主义的人还未至，但一拨拨背着人才引进指标KPI的地方干部已到。11月25日，棕色大巴拉来了几大车的政府官员，DNA的篮球场都停满了。老许前方带路，高喊“这边走——”七十多位西装革履的干部们像看新物种一样，打量着这些游民。

不久前，湖州市市委书记陈浩参观了DNA,给这里定性为“把更多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专业技能的‘三高’人才吸引到乡村来”的平台。一时间，各乡县干部组织前来参观，熙熙攘攘。

我见到了一位来DNA参观的干部，直言面对“苏州政策、上海政策、深圳政策”，安吉几乎没有竞争力。她渴求地望着老许，“许总，有合适的年轻的资源吗？”

“当然有资源”，老许搬出他的社区生态理论——年轻人们被这里的生活氛围吸引，建立友谊和纽带，停留更长时间。当人群达到了一定规模，总会有人愿意在这开一家店，有了生意就不走了，就不再是游民。这些人也会吸引来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留下，社区就在不断生长。

官员们的考量则更直接和“实在”。假如他们也引进了数字游民，只有这些年轻人在当地交上社保，他们才能完成考核指标。老许直言，“种子生根、发芽、开花，自然有结果的那一天，让年轻人爱上这里就不能急。”

游民们也觉得矛盾，“我们数字游民本身就不是说要固定在哪里，怎么可能在当地交社保呢？”

12月31日，我和那位干部通了一次电话。身为基层官员，她感到有些无奈。安吉只是个小县城，高科技企业不多，但近几年各乡镇有青年博士引进的任务，“说难听点，老年博士你能把他引到安吉来养着都很难，你还想要40岁以下的青年博士？”

那晚，她辗转难眠，因为31日过完，2023年新的人才引进KPI又来了。她还在努力寻找兼顾考核和吸引年轻人来乡村的两全之策。

游民们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一份运营人员的媒体报道简报显示，DNA成立刚一年，已有20家媒体对DNA进行报道。在我入住期间，就有至少4波媒体扑入。

12月8日，一位数字游民正工作着，一位电视台记者猛地塞来话筒要采访，她感到被冒犯了，“就像风景区被开发一样，我们已经是属于被过度采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到来，对他们也是一种打扰。

当日，一家省内新闻媒体来访，临时拿来一份风景区的策划方案，说要让搞设计的年轻人们集思广益，建设乡村。为了画面好看，他们征用了二楼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开会的KTV室。

那天下午，大多数游民去山上放生乌龟了。为了配合媒体，老许拉来几个原本在品咖啡的年轻人，坐在二楼的沙发上，看策划，提问题。我从旁观察，发现记者并没有真的记录游民们说了什么，他们只是想拍一些画面。

“我们是笼子里的动物，被观赏着。”数字游民也很清楚，自己在乡村成为了一种景观。

飞地

沿DNA往外走，我看到四处都在破土动工，挖掘机声声入耳，马路上尘土飞扬。溪龙乡正处于剧变的前夕。

已经被开发的地方，和传统的中国乡村面貌相去甚远。新的咖啡店和可丽饼店开业了，卖猫王三明治和黑松露熏肉蘑菇荞麦可丽饼。杜一飞曾在上海网红打卡地安福路生活了13年，那里红起来的第一家店就是可丽饼店。他对溪龙乡的未来，也有着“洋气”“法式慢生活”的期待。

露营乡村风的咖啡店外支起帐篷，店内播放黑胶唱片，服务员穿得像西部牛仔，游民们面带微笑地喝着咖啡。一位前来休假的艺术家说，这里的人都好像NPC，穿着戏服，还有气氛组担当，让她想起美国时光。

这些正改变着溪龙乡。我问李彦漪，有没有人说过，你们在复制西方的乡镇，或者城里的小资生活，让中国乡村失去原有的生态？一个数字游民也说，如果城市人到了乡村，“还是早上起来要喝一杯咖啡，那你出来干嘛？”

李彦漪说，“你说什么东西是只属于乡村，或者只属于城市的，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1982年，安吉县林科所的科研人员进行茶树资源普查时，相传在天荒坪镇大溪村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发现了一株长着玉白色芽叶的千年古茶树。科研人员据此研发出“白叶1号”。白茶无性繁育，仅需一片叶子，最终能长出一片茶山，安吉也成了白茶之乡。

来安吉之前，我曾想象，这些外来的数字游民是否会成为新的一片叶子，和本地村民发生某种互动，进而造成某些改变，但我好像到来得太早。他们好似生活在两个时区。晚上9点，年轻的游民们熬夜看世界杯时，当地村民早已入睡。白茶街空荡荡的，偶有成熟的香柚从树上掉落。

DNA对面是一家海绵厂，院子里停着奔驰和玛莎拉蒂，看门的是老板的老父亲，他无法走进DNA，只是有时在外面探几眼，看到年轻人不上班，他问我：“你们是不是在对面啃老？”

DNA和一些公共空间只对数字游民会员开放，像是乡村的飞地。几位村民说，自己曾好奇想走入，但被保安挡住了，“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老许解释，不开放是担心游民们财物被偷。树下小白屋虽叫村民食堂，但普通村民得原价消费，“我们想去吃，拿你们的卡才能打五折。”一位村民说。

实际上，村民们也并不真的关心DNA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他们更在意拆迁款到手多少和白茶行情。2022年因为疫情，经销商进不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叶囤积。12月正是茶苗上市的季节，今年的茶苗是2毛一棵，三脚蹦拉着一车一车的茶苗往村外送。

数字游民社区之外，溪龙乡的村民们过着富足而规律的生活。年轻人去徐村湾纱线、家具厂打工，老人和小孩在家里照顾茶山。一年只种一季白茶。每年清明前后，白茶街上挤满了各地茶客和经销商。繁忙过后，则是日常维护茶山的悠闲日子。

直到游民们带我去附近老梅溪认识了开饭店的“小姨”，我才发现两个世界间敞开了一些微小的裂缝。

小姨50多岁，短发齐耳，胸前挂着一块金佛。她一生坎坷，离婚后独自拉扯儿女长大，号称自己已经“看透婚姻”，把婚姻形容成“地狱”，可仍旧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走进婚姻。

一位游民女生说，小姨让自己想起家乡贵州大山里那些熟识的、命运多舛的女性。她很清楚，从观念上，两人并不能聊到一起，“你好像在跟一座山对话，跟一座山脉上面的小溪去交流。”

但她很喜欢小姨的真诚，不像城市里的人彼此充满警惕。

几杯白酒下肚，小姨向我们述说自己离婚后的遭遇，被看不起，渴望爱又惧怕爱。游民女孩走出座位，注视着小姨的眼睛，“我很爱你”，她也袒露了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

后来两人离席说起私密的话，透过门缝，我看到她们互相抱在一起，两个经历过伤痛的人，成为彼此的安慰。

在这个荒凉没落的乡镇，我好像看见飞地的边界在融化，不是用观念，而是情感。

“那个小屋就叫DNA”

此前一篇描写安吉数字游民社区的文章下，我看到一条评论，“都是些有钱人的‘消遣’！”

这显然充满偏见。在溪龙乡，在那些应对媒体的“标准答案”之外，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具体而真实的人生。如果一定要给这群人画像，DNA口号“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在一起”，“有趣”可替换成“脱轨”，DNA游民方庭说。

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方庭，已拿到了名校的研究生项目offer。可在那条看似光明的学术道路之外，她来到DNA，线上做web3项目市场营销。她极其文学地描述他们在安吉创造的时代和DNA这群“脱轨”的人：

社会是一辆破破烂烂运转的蒸汽火车，外面的天气一直灰蒙蒙的，偶尔可能会有假的太阳。火车也不知道往哪儿开。有人在黑板上写了10，猜测可能是10个月后扭转方向，有人猜是10个星期或者10天，可突然10、9、8、7……

上这辆火车需要付出巨额车票：户口、房贷。有的车厢纸醉金迷，有的车厢衣衫褴褛。

很多车厢很吵，人们在聊天、吵架。有一个车厢充满不安定的沉默，所有人都不知道说什么，甚至有些人在哭，他们已经挣扎很久了。人们也不都是望向同一个方向，很难去进行本质上的交流，只能是互相舒缓一下自己在车厢里的迷茫和痛苦。

车厢按规定，谁都不能把头探到窗外。但那个车厢所有人都在把头伸出去。有一天，那个车厢的人突然看到远处一个灰扑扑的小屋，跳下车，走了一天路，到了小屋。那个小屋就叫DNA。

方庭说，她不介意在这里被房地产公司当成观察样本，“至少说明，大家还是愿意去参考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把它当成一种可能性。”但她也说，DNA可能只是临时停靠站，他们总是还要回到火车上去。

我能感受到那股往回拽的力量。12月4日，阿绿接待了父母安排的一位相亲男士。对方从湖州开车1个小时赶过来，参观了DNA后，出言道，“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吗？”

男士家里开工厂，自己做工程项目。他很直接地表示自己有些大男子主义，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顾家”。他对阿绿说，你以后可以不工作，但要带好孩子。

为了把阿绿从现在的“脱轨”生活拽回正轨，他尝试祭出孝道，称阿绿的父母可能因为她在外漂泊而没有安全感。阿绿并不认可，此前她在大厂工作时，父亲做手术，但她在公司加班，最后只能打顺风车去医院坐两小时，又赶回公司上班。相反，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一旦父母需要时，她就能马上陪伴在他们身边。

聊到最后，男生问，“你现在不考虑结婚？”

“是的。”阿绿回答。

男生像是不相信这个答案，又问了一次。

“我觉得至少现在，结婚对我是个负担。”阿绿说，其实她心里想的是，“不是和你”。她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价值被定位为“顾家”。

除了婚姻，阿绿还有更迫在眉睫的焦虑。在DNA有些日子了，她并未找到能让自己长久沉淀的事业，她开始犹豫，春节后是否要重新回到城市工作。

在DNA，不少游民和阿绿一样，在游与不游之间挣扎。“20多年的主流教育很难让我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一位游民说，“我还是想要在世俗上被别人认可。”很多人在DNA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回到大城市工作，DNA的生活成了“老天的限定礼包”，没人知道期限是多久，每天这里都在上演相聚与离别。

有一天，我和游民们一起去镇上吃饭。店家端上一盘锅包肉，肉被夹走后，一只苍蝇陷进了糖浆里，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可是它又爬回那一摊甜蜜的黄色糖浆。

现场突然很安静，所有游民都看着这只苍蝇。一位游民打破沉默，“你看，曾经困住它的，它又回去了。”

或许DNA的日子真的只是一份限定礼包。我问李彦漪，如果未来溪龙乡的项目开发成功，这里的地价和租金势必会上涨，超出数字游民的预期和承受能力的话，怎么办？

“在白茶原的各个角落，总有能容纳他们的地方。”李彦漪觉得，一切都可以交给市场解决，也许到时候村民愿意开民宿接纳游民们。这是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尾声

有一种冬候鸟叫山斑鸠，起飞时会发出高频的“噗噗”声。

安吉正处于全球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亚”路线的关键地带，每年10月中旬开始，山斑鸠飞到安吉越冬，在这里短暂停留，来年4月初，它们又飞回北方。

DNA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方庭那段文学性的描述并没有结束，她说在那个灰扑扑的小屋里，有一群人热情地招呼你，升腾起的火焰让人很温暖。

12月8日，方庭招呼我去DNA。推开门，有人在有一搭没一搭聊《追忆似水年华》，有人倚在火炉旁烤棉花糖，两只猫在脚下乱窜，背景音乐是《请回答1988》的《双门洞》。他们微笑着看向我，呼唤我快进来。

我知道，我和安吉的候鸟们，都经历过那个时刻。

（感谢给予稿件帮助的所有人）

采访、撰文：梁静怡

编辑：王婧祎

摄影：贾睿

视觉：aube

原标题：《GQ报道 | 走，去安吉看不坐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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