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丨我认识的周良霄先生

周良霄先生

我认识周良霄先生在1984年4月，他和杨讷先生一起到上海，向辞书出版社交完成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下简称《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史》稿子。

周良霄是湖南新邵人，生于1931年的12月12日。五年后的这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即“双十二事变”）。所以有时他会自嘲云，来到世上五年之后，即发生了不太平。他和另一位蒙元史专家周清澍是小同乡，两人同乡又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更巧的是两人前后受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而且又同在蒙元史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而被学界称为“元史二周”。

然而两人的经历与风格毕竟是不一样的。周良霄有“名士”之风，不拘小节，直来直去。他和杨讷为《大辞典》效力而多次来沪，两人格调迥异。杨讷从生活到学术，处处显示精明强干，巨细无遗。比起他来，周良霄只能是“吕端大事不糊涂”，他在生活上只求过得去便足矣。两人在一起却很合得来，双方都知晓对方的长处与短处，正好优势互补。所以碰到两人一起出差，周良霄夫人顾菊英女士总会叮嘱他：“杨讷买什么，你买什么。”这倒好，方便了周良霄依样画葫芦。只有一次，说是杨讷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因为北京没货，这下周良霄犯愁了，不知道该不该仿效，也买一个带回去？

周良霄不善家政，家中的大小开支当然全由顾菊英做主。从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初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那时他们有三个未成年的子女，难得有些稿费，都是久旱之望云霓的“及时雨”。周良霄总说：“这种事情，老婆是最精明了。”他和杨讷都是《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史》的副主编，还有陈高华、陈得芝等几位。有一次两人出席《大辞典》的分卷主编会议，周良霄先到，当场填写本卷主编、副主编的名序，他填了几位就记不全了，偏偏把杨讷的名字漏了，还好，杨讷到后自己补上了。杨讷很奇怪：“你怎么连这个都记不全？”有什么办法，他就是记不全这类事情。1985年《辽夏金元史》排出校样后，他和杨讷到上海读校样，计划工作半个月。可是看了一天校样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他说：“这个事，杨讷比我强，我都看不出什么毛病来。让杨讷一个人干，反比我利索。”

周良霄是北大历史系邵循正教授指导的研究生。邵循正与韩儒林、翁独健齐名，为赴欧洲师从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将审音勘同之法研究蒙元史的路数传入中国的三大学者之一。邵先生久有对拉斯都丁的波斯文巨著《史集》作校注之愿，可惜，仅开了个头，便赍志以殁。周良霄继承其师遗志，将邵先生的见解忠实地录入相关章节，并将自己三十年读蒙元史的心得也迻入书中，均以“按语”形式标出，极大地丰富提高了这部《史集》第二卷（又名《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的使用价值。

周良霄对自己的优缺点，主要指学术上的长处与短板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告诉我，虽然夫人顾菊英是上海人，结婚也已几十年了，但他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讲。谈到这点，他就很佩服杨讷，一个上海人，到了北京念书，就能讲四声准确、标准的北京话。他甚至也称赞陈得芝，陈是福建霞浦人，成了上海人的女婿后，居然在妻家也能与亲戚们“打乡谈”，虽然亲戚们评之曰“讲得还不地道”，但比起周氏“一句都不会讲”还是强多了。所以他认定自己不是学语言语音的料。他说：“我的长处在分析。”他研究生毕业时才二十六岁，即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了《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令人刮目相看。1962年他三十一岁时，又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成吉思汗》，直接呼应了元太祖八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1982年，不定期的学术辑刊《元史论丛》创刊，蒙元史研究的优秀论文有了专门的发表园地。他在第一辑与第二辑上发表了《元和元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很得学术界的好评。复旦大学的樊树志评论说：“周良霄的思路很开阔，水平很高。”樊氏对第一辑杨讷的《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评价就不如周良霄，“杨讷就差一点”。他对周、杨二人之文的评价还是公允到位的。

元史圈内有很好的风气，互相没有成见，不意气用事，唯学术是举。平时各人用功，钻研兴趣所在的问题，开会时互相交流。遇有大项目，则通力合作攻关，不计名次、声望与报酬，有谦让之风。这种氛围很受其他学会的朋友们羡慕。周良霄认为，这个风气的形成得力于前辈学者以身作则，顾全大局，开的一个好头。1980年，元史学会酝酿成立，翁独健先生力主以韩儒林先生为会长，韩先生时已在南京大学开始招收蒙元史方向的研究生，不久就有了姚大力、刘迎胜等青年才俊弟子，打下了老中青三级人才梯队的基础。到今日，南大已成了蒙元史研究的重镇，不能不佩服翁先生的高瞻远瞩，首倡竖起韩先生这面大旗。及至1983年韩先生去世，翁先生又举荐蔡美彪为会长。蔡美彪时年五十五岁，正当学殖积累丰厚又年富力强，长袖善舞之际。出任会长之后，借修编《中国通史》第六、第七册之机，以及撰修《大百科·元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把学界三代人都凝聚起来了。学会本是松散的学术团体，但工作头绪不少，学会的领头人（会长）除了个人应有的学术建树外，还得出于公心，以德服人。蒙元史的这两任会长都做得很好，所以整个学会就风清气正、关系融洽。

1973-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周良霄等几位已颇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被调去筹组此事，同时被调的还有中山大学的胡守为等。众人议决，除了必要的配合形势的约稿外，各位均拿出自己的一二篇“力作”，以备《历史研究》进入正常运转时的不时之需。《历史研究》是国内史学界的权威期刊，多年停刊后复刊，学界期望甚重，迫切需要“掷地有金石之声”的文章以壮声威。胡守为久居岭南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助手，同仁们对他期望甚殷，虽然并不期待他能拿出类似《论再生缘》这样的文章，但总以为他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资料详瞻，鞭辟入里，逻辑严密的宏文飨众。不料胡守为拿出的一篇是表彰唐朝中兴名臣李晟的《大节不夺，令行禁止》之文！这使周良霄等大失所望，认为简直是“文革”中上海写作组《学习与批判》的康立（罗思鼎）大批判文章的水平。并因此而产生“胡守为从陈寅恪那里学到了些什么”的疑问来。

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首谋请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天枢教授裒集《陈寅恪文集》出版，打开了新时代在大陆弘扬大师遗作的大门。周良霄独具只眼地指出，陈寅恪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与展示出来，外界对他的贡献的颂扬有些过分。陈寅恪学了那么多种外语与死了的语言文字，但存世遗文局限于对中古阶段历史疑难的梳理与解读，对于两宋以降蛮族入侵导致的社会结构、族群关系的变化均没有触及，实在有负他辗转欧洲求学得来的语言才能的苦心孤诣。例如今天我们读到了俄国史学家巴托尔德的巨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赞叹巴托尔德利用所掌握的多种文字，遨游于那一段历史的大海之中，作出详尽独到的分析，进而写出那么一部真实又生动的鸿篇巨制来。而陈寅恪，完全有能力写出不输于巴托尔德功力的类似著作。当然，这个责任并不应该由陈寅恪个人完全承担。陈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条件下，依然能口授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饱含深意的著作，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乃至青楼女子黍离麦秀之悲悯感怀来。这更使人感慨在中国，史学家要秉笔直书，并不是仅仅靠史德、史才、史识就能够实现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不久，又重新招收研究生。这些新生力量走上工作岗位后，无论是作专门研究还是当出版社编辑，凡有不决的疑难向周良霄请教，都得到他倾囊以授的指点襄助。他在1984年已评上正研究员，与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有职称的差距鸿沟，但他不端架子，愿意薪火相传。这一点和他的“老乡”周清澍如出一辙。

比如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颋，和姚大力、萧功秦等同为韩儒林招收的新一届蒙元史研究生。王颋毕业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学术观点犀利，出手敏捷，好发新论，但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藐视较少作为的同行。因为政治上的枷锁少了，百家争鸣的氛围浓郁了，学者可以放言高论，而同时八十年代需要一批新人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冲击陈旧的观念，王颋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参考域外文献，从小问题生发，不断写出文章发表。有一次，他得意地告诉我，他每年所发文章的稿费有五百元之多，平均每月就有四十元！1984年前后，众人工资都很低，大学毕业生月薪才六十元，平均每月有四十元的稿费收入，可谓不无小补，令人佩服他的捷才。正好周良霄、杨讷来沪公出，王颋嘴快，藏不住话，得意地将这类情况告诉了周良霄。不料周良霄直言说：多写这样分量不足的文章没有意思。刚起步时，难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应该对自己有严格要求，发文就得发甩在地上“当当响”的文章！周良霄的湖南话“当当响”三个字，事隔多年，似乎仍在我耳边响着！王颋语塞，哑口无言之余，又心有不甘地强辩说，即使写出这样的好文章，也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想不到周良霄又一次承诺：“你如果写出这样的文章，可以交给我。周某人这点办法还是有的吧！”推车撞壁，王颋无话可说，而周良霄的古道热肠，勇于任事，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7年，元史的年会在广州与珠海两地轮番召开。我在会上遇见周良霄，谈起当年流行的分析皇帝现象的畅销著作，有白钢的《皇帝》、徐连达等的《中国皇帝制度》，颇受读者欢迎。周良霄简要地评价了这两种书的长短，认为对现象的罗列居多，对传统专制主义本质的解剖不够深刻。我当即以本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向他约稿，他说他正在撰写，书名就叫《皇帝与皇权》。他答应完稿以后“可以考虑给你们出版”。但又说，审稿中除了史料征引中的文字舛误外，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个字都不要改动”。他并豪气干云地说：“谁再想搞独裁，搞专制主义，我就反对谁！”

周良霄的这本书选题很好，尤其是与“皇权”联系分析，比单纯地罗列“皇帝”这一并非中国历史特有的现象，寓意要深刻多了。

《皇帝与皇权》，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版，208页，48.00元

2000年，台湾地区学界筹备召开海峡两岸的蒙元史学术讨论会，除了陈学霖、萧启庆、黄宽重等人外，还邀请了大陆学者蔡美彪、周良霄、杨讷、陈得芝等，并约集了新一代学者姚大力、刘迎胜、王颋、李治安等人与会，极一时之盛。周良霄准备将即将出版的新作《皇帝与皇权》携台送人。恰逢承接本社印制任务的厂方业务繁忙，无从插入赶制。行期不远，周良霄几次打电话给我，要求赶印部分样书带去。出版科因为这不是重点书，不敢把话说死，保证一定能够如期赶制完成。这时周良霄的“头巾气”又来了，他以为“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居然要我代表他邀出版科与印刷厂的负责人吃顿饭，向支持本书及时完成印制任务者表示感谢！我接到他这个电话真是啼笑皆非，哪有这样接受作者谢意的？最后社领导安排调度，赶印了一百册，请姚大力诸君带去台湾，本书也得到了台湾友人很好的反馈，总算皆大欢喜。

周良霄辛勤耕耘，创获良多。他在蒙元史领域中分量最重的著作是约五十万字的《元代史》，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中的一种，与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一起享誉学林，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1987年，元史在金堂举行年会时，他还递交了对元史学科“今后研究前景展望之我见”的文章，对学科今后的走向作了预判。

他虽然搞的是古代历史，但一直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勉。“文革”开始时，他才三十五岁，群众运动对全社会的裹挟是任何个人都不能幸免的，他只有在“继续革命”的间隙中展开个人的思考，诸如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等等。“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他读报，尽管充斥的是千篇一律的统发稿。他搜集传单，比对分析，加深理解。十年磨一剑，终于使他想通了很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

自九十年代初，他多次向学术界的朋友宣布，他不再搞蒙元史了，将改搞当代史。许多朋友为之惋惜，有的还劝他：“你又不是党员，看不到档案，研究什么当代史呢？”他振振有词地反问：“档案就一定是真的，有那么可信吗？”他和杨讷多年承担《元史论丛》的编辑工作，很得学界好评，这时他对杨讷表示，今后不做这个工作了：“我再也不搞你们的元史了！你们的元史，对我来说，真是弃之如敝屐。”1997年广州-珠海的元史年会时，我遇见他，直言以杨讷所告询之，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讲过这个话吗？”也许，他真的不记得自己兴之所至的随口之言了。

他的夫人顾菊英女士也是历史系毕业的，在近代史研究所做情报资料工作，荣休前是副研究员。顾菊英出身名门，是非感极强，豪爽任侠，不畏强权。周良霄南北奔波，历尽曲折，她仍然折心相随。周良霄大器晚成，五十岁以后，相关著作论文才泉涌般地出版发表。当周良霄不无得意地说：“现在搞了东西不愁没人要。”顾菊英却不被他的《忽必烈》《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译注）出版为满足，鞭策他“集中全力”完成能够安身立命的《元代史》大著。所以我几次当着友朋的面说：“没有顾老师，就没有今日的周良霄！”周良霄都频频点头称是。

周良霄有“名士气”，不屑于繁文缛节的虚应故事。但他心地宽厚念旧。1997年，我请同事王立翔去他家取《皇帝与皇权》的初稿。时值中午，周良霄一定要留王立翔午饭，并说：“你不用可怜我！”这种非常诚恳的语言，使王立翔再也不好意思不叨扰这顿午饭了。也是1997年，我们在广州开元史年会，与会者集体合影留念。合影后众人步下台阶，林沉（蒙文名亦邻真）先生脚步未稳，仰面朝天摔了一跤，摔得不重，但模样很狼狈。周良霄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大笑起来。边上诸人纷纷一拥而上，搀扶林沉，有的责备周：“你还笑！”1999年2月的一个晚上，为了《皇帝与皇权》书的赶印，周良霄打电话给我。这时已快十一点了，我已经睡下。他电话中第一句话就是沉痛的四个字：“林沉死了！”这倒是简洁明了、直奔主题的报丧，可见他不矫情镇物的名士风度，毫不掩饰遽丧老友的痛悼之情！

我在担任《中华文史论丛》执行编委的十余年中，每逢去京，总邀请元史界的耆宿一聚，蔡美彪、杨讷、周良霄夫妇、陈高华夫妇，还有韩志远总是拨冗莅临，不嫌菲酌。现在韶华已逝，永远只存于雪藏的记忆之中了。2015年的那次，周良霄还写了一首七绝诗送我。诗曰：

释翻证补费精神，覆瓮何堪苦自珍。

二十四年磨一剑，世人谁识是青锋？

所言“二十四年”磨的“一剑”，我开始以为泛指他的代表作《元代史》，老友虞云国教授独具只眼，认为是指其完成乃师遗命，译注的《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仔细体味，果不其然！202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他七十四万字的论著结集《知止斋存稿》，遥在南天东海之滨，祝愿他寿过期颐，青松不老！

《知止斋存稿》，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版，852页，2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