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桓读《穿过针眼》｜彼得·布朗与英语世界的“古代晚期”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美]彼得·布朗著，刘寅、包倩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1156页，198.00元

“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马太福音》19:23（和合本）

2021年5月至6月初，在为期五周的时间内，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大学主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主题为“Foucault's Confessions”，以纪念并讨论2018年在巴黎出版的已故知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遗作《性史》第四卷《肉体的招供》（Les aveux de la chair, éd. F. Gros, Paris, Gallimard, 2018）。2021年5月6日，主办方邀请历史学家彼得·布朗作为讲座嘉宾（以下简称“讲座2021”）。《肉体的招供》主要聚焦于教父作家，除了与巴黎的学者与科研机构讨论外，作为非该领域专家的福柯借着在美国讲学的机会，与当时正在研究该问题的布朗进行了简单会面。布朗回忆到，那是1980年10月21日，作为一名中青年学者的他与当时全球闻名的大思想家福柯在伯克利碰了头。那个年代资讯不如现在发达，只有通过做讲座的形式才能方便地结识学者与推广自己的研究。在讲座后，福柯竟然像小孩子一样问布朗对他有关约翰·格西安（Jean Cassien）的研究有何看法，年轻的布朗受宠若惊（讲座2021）。

福柯《性史》第四卷《肉体的招供》书影

时光荏苒，如今的布朗已至耄耋。那次讲座或许是近年来这位西方古代晚期领域的知名研究专家为数不多的一次露面。近日，法国古典接受史期刊Anabases最新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对彼得·布朗的采访文章，题为《彼得·布朗与制造古代晚期》（Peter Brown and 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 Entretien avec Peter Brown, Anabases, 36, 2022, p. 245-257；以下引用简称“访谈2022”）。这不仅仅是对布朗在欧洲以及国际学术界成就的肯定，也是布朗与法国及欧洲学界友谊的象征。

2021年5月6日 讲座中的彼得·布朗

财主进神国：布朗对晚期罗马帝国教会财富的解释

如今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由国内多位学者联袂翻译的布朗大作《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会的形成》。

《穿过针眼》一书的中文版连同参考书目与索引超过了一千页，分上下两册。要在这里给出内容简介并非易事。读者只要翻阅详尽而专业的中文本导言，便可大致把握布朗生平以及本书内容。笔者在此仅简单勾勒本书的核心观点，并想要在后文为读者展现布朗为“制造”古代晚期这一学科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受到的阻力与批评，以展现一个更为全面的布朗。他的一生与古代晚期联结在一起，《穿过针眼》正是他为“制造”古代晚期这一学科所继续做出的努力。

布朗借用《圣经》的名言，化用“穿过针眼的骆驼”来表达他对350年至550年这一西方古代社会向中世纪转型的关键时间段里西部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看法。其实骆驼穿过针眼的下半句便是财主进神国。一般读者对基督教的大致印象是乐善好施，绝不会想到为富人做嫁衣。而布朗则用《穿过针眼》来告诉读者，从375年开始，“富人与有才能”之人不断涌入教会，成为“主教之类的领袖人物或基督教作家”，“正是这种财富与才能的聚集[……]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化的真正开始”（914页），教会吸收了大量财主的社会财富，自己成了最大的财主。而由于战乱等原因，整个西地中海区域变得越来越贫穷。慢慢地，“当时的作者们不再谴责财富的罪恶源头，也不再主张完全放弃财富，反而开始强调如何利用财富来巩固基督教社群”（916页），于是乎“集体财富才是神圣的”（917页）这一想法深入人心，平信徒们通过将财富赠与教会来使得“他们的灵魂得救”。财主们进了天国，而不论富人穷人，财富也都流向了教会，西罗马帝国崩溃了，教会崛起了。布朗并不聚焦于历史人物的具体互动，而是通过类似思想史的爬梳，结合各种不同类型史料，用宏大的笔触给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解释。在如今史学专业化的时代，也只有老一辈学者才有能力如此叙事。当然这与布朗一生的治学积累密不可分。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是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介绍古代晚期的一部力作。

米兰的安布罗修（安布罗斯），马赛克画，米兰Basilica di Sant’Ambrogio，五世纪。《穿过针眼》用了很多笔墨来叙述这位四世纪末的米兰主教，他为教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图 周之桓）

“制造”古代晚期：起步与传统

彼得·布朗被公认为英语学界古代晚期学科的创建者，这与其治学经历及欧洲传统学界的发展历史也密切相关。正如布朗本人在探讨福柯遗作的讲座中所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法国古代晚期与教父学领域产生了黄金一代。当时咨询不发达，学术交流障碍重重，讲座是结识某位学者的最佳途径（讲座2021；亦参见访谈2022）。除此以外，很难有直接交流。而布朗无疑是幸运的。给布朗带来最大影响的是意大利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和法国学者亨利-伊雷内·马儒（Henri-Irénée Marrou, 1904-1977）（访谈2022）。莫米利亚诺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古典学者之一，在意大利与Santo Mazzarino（1916-1987）并称为两位“M”。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莫米利亚诺出走英国，执教于多所英国著名学府。1956年，莫米利亚诺是布朗的博士论文“六世纪意大利罗马元老院贵族的社会与经济地位”（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Roman Senatorial Aristocracy of Italy in the Sixth Century AD.）的导师。当时的莫米利亚诺“突发奇想”，正在研究一位鲜有关注的晚期古典作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正是在1955年5月25日于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上做的报告中，莫米利亚诺说出了那句名言：“当我想要了解意大利的历史，我便乘上火车前往拉文纳。”在布朗看来，莫米利亚诺不仅仅是一位老师（more to me than a teacher），更是一位榜样（exemplum），一种理想化的自我（ego-ideal）。布朗直言，莫米利亚诺教会了他几乎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研究主题，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早已被欧洲学者研究过了（访谈2022）。正是在这样一位顶级学者的影响下，青年布朗逐渐成长起来。

拉文纳San Vitale教堂，建于六世纪上半叶，古代晚期建筑的典范。（图 周之桓）

对于另一位泰山北斗马儒，布朗最初只能在书中结识。但这种书中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1956年对布朗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份，除了确定博士论文的导师外，他还在马儒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1938年初版，1958年第4版，1983年重印）的副册Retractatio（即再思考、再议、订正）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马儒抱怨到，他不得不借用德国艺术史家形容公元200至600年间艺术的概念“Spätantike”。同时布朗接触到了马儒的核心观点，即奠定古代晚期研究领域的核心观点：古代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改变了，巧妙地而非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布朗在旁注中写到：“Hurrah！Hurrah！”（访谈2022）

其后，在1963年的牛津教父学大会上布朗有幸见到了马儒，并一直保持着联系。马儒在布朗的成名作《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 of Hippo：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的写作过程中也时刻“在场”。马儒的妻子也将该书翻译为法语（访谈2022）。

拉文纳Sant’Apolllinare Nuovo教堂的马赛克，描绘了迪奥多里克王宫以及后面的拉文纳城远景，六世纪初。图像帮助我们想象古代晚期的城市。（图 周之桓）

可以说，年轻时的求学经历对布朗意义重大。其后，布朗与多位法国重量级学者保持联系并深受影响，包括奥古斯丁研究会的几位奥古斯丁研究大家Goulven Madec、Georges Folliet与Albert de Veer、古代晚期北非研究专家Claude Lepelley、新柏拉图主义专家Pierre Hadot。1970年，布朗知道了拜占庭经济史家Évelyne Patlagean有关古代晚期东地中海社会与宗教的相关研究，这也启发了他有关罗马帝国晚期经济社会史的思考。其著作Pauvreté économique et pauvreté sociale à Byzance（Paris-La Haye, Mouton, 1977）对布朗影响重大（访谈2022）。此外，布朗与现今意大利学界泰斗Lellia Cracco Ruggini（2021年去世）及其弟子Rita Lizzi Testa等知名学者也交流密切。

由于1970年代末马儒这样全能型大家的过早离世，欧洲尤其是法国古代晚期历史学界出现了学术“真空”，布朗也逐渐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利用英语优势在欧洲之外推广古代晚期研究,并致力于将古代晚期构建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门类。

马儒 Retractatio书影（图 周之桓）

“制造”古代晚期：困境与质疑

《穿过针眼》是布朗“制造”古代晚期的又一次尝试，或者说是一种不懈的努力。早在1971年的通识性作品《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中，布朗几乎是第一次向英语学界正式介绍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并企图构建一个从公元150年直至750年的作为历史分期的古代晚期时段。不知这是否受到战后流传至美国并逐渐享有盛名的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影响。对布朗而言，古代晚期概念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是古典地中海世界面向非洲腹地与近东张开的双臂。也正因此，布朗为《古代晚期的世界》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从马可·奥勒留到默罕默德（访谈2022）。布朗的古代晚期是将东方基督教，即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等语区古代基督教囊括进来的古代晚期。而且布朗还受到了比利时法语历史学家亨利·皮朗《默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的影响，企图将伊斯兰文明的到来也纳入古代晚期。这种理想状态固然令人振奋，但对挑剔的欧陆学者而言，由于布朗并非相关专家，其广博带来了很多学术不严谨的问题。

古代晚期介于古代与中世纪之间。在训练方法与学统传承上，它属于古代，属于古典学的分支，但它面向中世纪，指向一个新的时代。对古典学家而言，它是一切崩坏的时代，是一个衰落的终点。而对中世纪学家而言，它是一个萌芽，是一切的开始。布朗那长时段并包含了伊斯兰文明的古代晚期更加受到中世纪学者的接受。布朗坦言到，对他的观点持更为开放态度的，往往是中世纪学者（访谈2022）。因为布朗的古代晚期的实质是为了指向一个新的时代。古代晚期领域也分化为了古典传统的古代晚期学者与中世纪传统的古代晚期学者。而对于身负古典传统的古代晚期学者而言，古代晚期是一个时代的尾端，它的参照物永远是古代，是晚期罗马帝国。

这就造成了布朗与以古代史家自居的古代晚期学者，尤其是很多欧洲学者之间的分歧。1990年代末，欧洲学者终于开始做出回应。1999年，Andrea Giardina发表了著名文章《古代晚期的爆炸》（Esplosione di tardoantico，Studi storici, 40/1, 1999, p.157-180），反对布朗的长古代晚期。2008年，另一位意大利学者Arnaldo Marcone也在美国的本土期刊《古代晚期》（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创刊号上发文质疑布朗的长古代晚期，并表示新近研究展现出了一种短古代晚期的回归（“A Long Late Antiquity? Considerations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 JLA 1 [2008], pp.4-19）。对制度史家而言，罗马帝国行政制度不复存在之后，古代晚期也就结束了，之后的社会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与之前都不尽相同，也就不再属于古代晚期了。

西西里叙拉古的地中海海景，一千五百多年前这片海见证了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岁月。（图 周之桓）

同样有来自英语学界的批评。《穿过针眼》原版2013年出版后，Timothy D. Barnes撰写了书评（“Peter Brown 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Wealth in the Late Roman West [with a response by Peter Brown, and a reply by Barne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49 [2014], pp.67-74）。Barnes指出布朗将大量二手材料作为一手材料使用，即将研究著作直接拿来论证其观点，为其写作服务。Barnes毫不留情：《穿过针眼》与布朗早期的著作水准并不相符。《穿过针眼》虽然将研究时段重回短古代晚期，并局限在地中海西部世界，但体量仍然过于庞大，一位作者很难将其中所有问题都一一仔细研究。因此如果错误地选择了持某一种观点的二手研究，必将遭至其他学者的批评，并被认为有失水准了。

不管怎样，彼得·布朗是英语世界古代晚期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七十八岁高龄完成《穿过针眼》这样规模的作品，如此的学术精神值得学习与效仿。翻阅两厚本中译本便可发现，布朗阅读量惊人，引用了大量新近非英语参考书目。如今的学者都是专家，但稍欠宏大的整体性思维。也只有布朗这样通过一生学术积累方有能力也有胆识撰写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翻译总会存在种种问题，读者也总会鸡蛋里挑骨头，但要感谢中译团队的辛苦付出，才使得这部作品能在原版出版八年后与中文读者见面。如果能将人名地名的原文保留，或许能方便读者进行查找。

八十七岁高龄的布朗说，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基督教普世主义的著作，因为看似普适性的基督教其实带有很多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同时，他还正在学习埃塞俄比亚语。

彼得·布朗仍然在“制造”古代晚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