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②黄光学：1953年全国报四百多个民族

【编者按】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黄光学的口述。

黄光学（1927—），朝鲜族，吉林延边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延吉县政府民政科科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科长、财经司副司长，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理事长。

访谈对象：黄光学

访谈者：胡岩、定宜庄

访谈地点：国家民委某办公室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25日9:00—11:00

录音整理：关是宇、陈伊玲、李亚楠

[定宜庄按]：对黄先生的访谈，是我在2005年所做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口述中的一篇，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胡岩教授出面牵线、联系，并由我们共同完成的。本书选取的，只是访谈中与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其中大多数内容，都已经由定宜庄转录并整理完成；但访谈的后半部分，由于被访者的朝鲜族口音，以及录音技术等诸多原因，而难以听清，此次由张龙翔先生带领几位同学，经过颇为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取得黄先生的女儿黄连顺女士的热情帮助，终使录稿工作得以全部完成，在此我们对黄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年采访黄先生时，他大病初愈，口齿和思维有一定的障碍，再加上黄先生有着浓厚的朝鲜族口音，他认真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当年的设备技术也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现在整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现在黄先生大病卧床，还不能讲话，黄先生还和施联朱先生多次合作出版过很多民族研究领域的著作，可以说无论是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作为一位学者，黄先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

定：最初您在延边，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

黄：我家是老革命家庭，我父亲是民族主义者，他是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工作的，以前来说，是公务员。我爸爸有五个兄弟，老四、老五是我们抗联革命的老前辈，都牺牲了，一个中国冲锋队的，一个是队长，在一次战斗的时候牺牲了。老四呢，日本统治时期被日本人关在监狱里面，老三呢回来以后说我还要继续革命，结果日本给他关了两年之后把他枪毙了，两位是中国革命里的牺牲者。我爸爸在韩国政府里面管经济、财政的，就在辽东半岛，北至四平南至丹东那一带活动，临时政府就在宽甸那一带活动。从小开始我有点印象，我家里人不多了，妈妈养了我们三个兄弟，老太太非常苦，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种地养活奶奶和我们弟兄三个，五口人是在这种情况下，靠一个老太太劳动养活我们，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延吉东盛的一个山沟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后来我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整个地区三千来户的人，蹲过日本监狱的就六个，牺牲了三个，一共六个在日本监狱里待过，三个人就牺牲了，住在日本监狱里，或是战斗里牺牲了。在东盛早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我从小对日本就有反抗性，对他们有一定的看法。日本人在快结束（投降）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点想法，当时我在延吉车站里面管货物，跑腿的小工，我不干了，在日本天皇投降的前几天，靠日本是靠不住，跑到家里去。我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劳动党党员，他蹲过监狱，他来我家经常和我谈话，他不在家的时候，我盼着他回来。日本投降的前一个礼拜，实际上我就参加了革命，他是老党员，是我至交的人，这使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和我两个牺牲的叔叔。

定：您父亲那时候呢？

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执行官，在外边参加活动的时候，在长春，他是脑溢血什么的突然去世，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家乡我算是一个体面的人，那时候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延边地区，在日本关东军残散部队尚未缴械的情况下，延边的龙井在地下革命组织策划下，举行了各界上万人参加的欢迎苏联红军大会，我们这个地区八千人参加，我的家乡是这里的一个区，这是1945年的8月25号或是26号。

定：那时日本刚投降。

黄：日本投降了，但是残余势力还在那里。我们那里有一飞机场，飞机场里日本人还照样带着枪在那里面，大概是六个。欢迎苏联红军大会是地下党第一个公开的活动，两个月后，党派来了干部，大概是晋察冀来的，像谢扶民、雍文涛，再加上延边地区的老的地下党员，还有北大的学生在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年11月7号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延边地区委员会告人民书，这是共产党在延边公开的一个身份。1945年11月6号晚上，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平安区三个村张贴了告人民书。

定：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黄：这是我的一件大事。我们那个村子里成立了乡，当时我17岁，朝鲜族16岁还算孩子，我们七个人晚上半夜在村子里的小学校里面集合，在方圆二十多里半夜一个人在显要地点张贴了15张告人民书，在三个乡，当时乡叫村子。这样的环境我都度过，这是第一次最危险的活动，我怕狗不怕人。有人问我是哪里来的，我是乡下的，这地方有共产党了。日本人虽然投降了，国民党在这个地方也公开了，就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村子里有个小学，我就到了学校里面。老百姓在那里看告示，非常高兴，这是什么人贴的，肯定是共产党贴的，我们家乡也有共产党了，老师啊教员啊他的思想还开化一些，他就怀疑这里有共产党。我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么开始的，来自于我是革命的后代，前辈的活动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因为地方比较重视，因此产生了延边民主大同盟。在战争年代，共产党是外地的，民主同盟是公开的，它的缺点是汉族不大参加同盟，是朝鲜族自己搞起来的，都是老革命，带头的是黄埔出身，延吉中学的一个教员，他打的头，我参加了这个大会。后来共产党正式培养我，1945年11月下旬咱们地委搞的青年干部学员班（培训班），我们县来了20几个人，学习这个。第一次公开共产党身份的人来给我们讲课，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是来自晋察冀的宣传部长雍文涛，他讲得很清楚，讲新民主主义啊……五六门课学习了半个月。延边地委就这么办了第一个学习班。

定：那您那时候讲的课里有没有关于民族问题的？

黄：谈不上民族呢，一般概念上的。

定：一般的革命基本知识。

黄：一般地方干部的去向，一般人都去了区上。我是1946年的6月份正式入党。然后土改的时候贫雇农当家，我的家是贫农，我的入党介绍人以前是住过监狱的，监狱里活着出来的都是叛徒了，不像现在客观看问题，说他们是“叛徒”，结果开除党籍。

定：当时土改也开除党籍啊？

黄：那是1946年的6月入党，第二年的3月份给我开除党籍，1947年。

胡：解放前入党，入党不到一年就被开除了。

黄：我的介绍人是“叛徒”，后来乡长到我们那儿，他说凭什么开除你党籍啊，工作是好样的，也不调查研究，这件事牵连了好多人，各个村里的人有好多。我参加土改，还担任了平安区政府副区长。

胡：不是共产党员但工作还要做。

黄：那时候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我，虽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了，但还是要做党的工作，青年人嘛。后来县长问我的工作，区长是陕西老区来的老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谈了一下我是怎么工作的，因此推荐我到县里工作。关于党籍的问题，延边不是我一个。那好，就把他调到县里。县长是新四军的干部，是安徽人。1947年的6月份把我调到县里去，县委书记曾应峰是陕西人，还有一个副书记，后来是省党校的教务长，说不对啊，他本身不是叛徒，从监狱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叛徒，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先恢复党籍。给我恢复了党籍，我还当了科长。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中央组织部要调一些地方干部，尤其几个大民族，东北的朝鲜族要两个，提出来这么个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作与政治学习

胡：解放初好像能参加一届政协，那时候作为民族代表没有几个民族吧，就十来个民族吧，朝鲜族还在里头。

黄：有朝鲜族，朱德海同志参加了会议。在研究的时候，考虑到有我，还有一个是吉林省党校的教务长，要求是县级干部，我的条件不够。我不愿意来，地方上我可以发挥作用，到中央来也干不了什么。我小的时候会朝鲜语，后来学的日语，上小学时，两年朝鲜语，四年日语，汉语是参加工作以后一句话一句话学的。

定：哦，汉语不是母语。

黄：我们家是朝鲜族地区，以朝鲜话为主，日本统治时期学日语，不懂日语不能工作。我到这里来怎么工作啊，特别是汉话我说的特别不好，没法工作。县委书记通知我，说给你道喜，你可以到北京去了，我想怎么工作，我要搞好自学，一边工作一边学，只有这样了。汉语我不行，汉字我懂一点，因为小时候我学过《千字文》，五岁开始学习《千字文》，起码认识一千个字吧，去了以后很快就学会了。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不如你们呢，你们都是大学生。我一个人就来到北京了，这就是我到北京的背景。我是1950年9月份到北京，到中央组织部报到。

定：当时您是非常年轻。

黄：报到后把我分配到中央民委，就到了国家民委（中央民委）。那时候我们住在大取灯胡同，来了以后我担任过科员、副科长，分工管东北蒙古的一些事，第二搞过一些回族工作，第三分管藏族问题，在研究室和行政部分待过，开始工作是这样的，后来发展变化大了。在政法司、经济司、文化、教育、科研等司工作过，根据形势的变化。

胡：当时不叫国家民委，叫中央民委。

黄：叫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这以后呢，我非常感谢我的领导李维汉同志，让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给我创造一个学习条件，上了一个政法干校。我不像其他同志一样整天坐班，我既可以上班，又可以在学校里上课。政法干校的校长是彭真，还有一个负责人叫什么，由于工作上的意见不同，后来被派到广西去了，可惜啊，他是教务长。有时白天去，每天晚上去，上了一年。他们讨论什么我不参加，课我要听，这是中央民委李维汉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培养。第二个呢，我又上了人民大学的两年班，在张自忠路，校长是吴老（吴玉章），何干之给我们上课，吴老的秘书给我们上过课，苏联专家也来上课，学制两年班后来压缩到一年。当时每个部委派两个人来上课，我们同班还有一个人是内蒙古办事处的处长，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在这个班里，内蒙古办事处的同志后来调到伊克昭盟当盟长。吴老坐在凳子上和我们一起在班里听课，听苏联专家的课，我是93号，他叫号不叫名字，经常叫你站起来回答问题。

定：当时他讲什么啊？讲民族学吗？

黄：讲马列主义，什么政治经济学、哲学、辩证法，什么中国革命史，三个苏联专家，讲中国革命史是谢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延安参加革命的。我是逐步被培养的，一个是政法干校，一个是大学，本来我是不够格的，对少数民族照顾，但是经过这么一段学习，对我有很大提高，刚开始学习马列，我有点吃不消，因为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我只好在晚上学习一点文化。我的一个屋子里的同志，他是民族大学的老师，叫谢飞，他是日本某大学的学生，他一直在汉文学系，文化水平比较高，蒙古族，后来当了一个司长。他当时被派到马列专业来学习，结果不够格，他学不了了，因为他工作过，学习太苦了，就留到民委去了。他是我学习古汉语的老师，给我一点一点讲解汉字的意思，还给我一点一点地翻译。几年的时间，学习了不少东西，许多东西还是得靠自学，半年以后，没有时间学习了，我得出差，有时候还要带队去，就干这些工作。

定：您出差主要是去做什么啊？

黄：我出差主要是到东北和蒙古地区，我在国家民委中比较系统的工作是在政法司为主，当时我经常出去搞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工作环境有些困难，有时候出差半年，有时候几个月，最少也得半个月，坐火车、坐汽车，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几个月，不像现在几天就可以回来。开始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到民族省份搞调研，到民族大学搞调研，有这个特点，对民族地区一些特点、经济问题啊，做的工作多一点，比如说后来为什么我能够接触这个呢？民族识别问题，具体的材料、概念或研究的本身，教授信息量多，比如苏联搞的东西，我们当时不仅仅靠这个东西，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特色，我们要具体研究，根据中国的地区化，要有宏观的视角，还要有微观上的视角。

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始

定：当时这个民族识别是谁来主持的？是李老吗？

黄：民族识别的工作啊，是中央的决策，比较大的事情呢在政协或人大的会议上搞，究竟怎么样的情况，要搞到什么情况，有多少个民族，要靠自己来搞，50年代的一些书，1953年搞人口调查（民族调查），全国自报了四百多个民族，非常复杂，四百多个民族。这里面某一个民族的称呼非常复杂，搞不清楚这个民族究竟属于哪一个，这个时候民族学院的一些老教授非常积极，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这些是老一代的专家，一起研究，同时和他们培养出的第二代一起实地调查，依靠这些力量把他们带出去。像潘光旦，他在历史上是研究土家族的。费孝通对广西瑶族地区进行了考察。还有其他老师，民族学院还派人到内蒙古地区研究蒙古族问题，到东北研究满族问题，对西北的回族，还有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特别是民族学院的几代人都这样，老师学生还有研究生，还是对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整个在一起进行了社会调查。民族学院做了很大的工作。

定：您那时候参加了吗？

黄：我那时候在政法司工作，我那时候主要在机关搞研究，在这个期间，我们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对一些民族问题有看法，有些老先生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费孝通也好，林耀华也好，有些概念是可以的，提出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问题，他们两个提出来的意见多一些。苏联的东西作为某一种概念上和理论上是可以用，但是不能套用苏联的，民族啊、部族啊、部落啊，这个和苏联概念不一样。蒙古部落里面的人还是蒙古民族，民族就是民族，部族就是部族，这个和苏联不一样，做了很大的研究，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特点，苏联专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这一点，我们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

胡：不分部族，只分民族。这是不是主席拍的板？有出处吗？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话？

黄：这就是后来的事了。李维汉基本定的，经过中央研究和讨论，这句话是有的，李老在这个上面贡献特别大。

胡：我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这本书中毛主席说，不分民族和部族，科学的研究是可以的，但是政治上不要分民族和部族。

黄：这是后来的事了。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基本有了概念和定论。我们实事求是。

定：李维汉好像对民族问题特别有研究。

胡：刚才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启发，这个民族识别好像和开第一届人大有密切的联系，不识别，没法开，没法分配代表（名额），这个问题实际上赶在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之前，这样社会调查就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材料。以前我的老师没有谈过这个。

定：最后哪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最后的决策是李维汉定的，是中央定的，还是民委定的？这个事情，教授定不了。

黄：是民委提的意见，报到中央。报告到主持民族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党的民族调查工作，1953年进行过一次，1958年12月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调查就这两次。中间的有的调整来了以后，我自己去了。

访谈对象简介：

黄光学（1927—），朝鲜族，吉林延边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平安区副区长、代区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延吉县政府民政科科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科长、财经司副司长，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理事长。在国家民委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完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20世纪50、60年代，多次深入西藏地区对宗教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生活问题，多次写报告呈送中央，很多问题得到中央的重视，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形势下，妥善地解决了少数民族之间土地、草原之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关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写有多篇论文。著有《中国的民族识别》《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均与施联朱合著）等。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