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子化”三十年与岸田文雄的“异次元对策”

日本社会关于“少子化”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今年1月23日，日本新年度的国会开幕。首相岸田文雄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应对“少子化”将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务。相关政策的紧急程度甚至凌驾在先前备受关注的国防预算之上。日本所有报纸都在头版最显眼的地方用大篇幅对此进行了报道。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估算，2022年日本的新生人口大约在77万人左右。虽然政府对于跌破80万这个节点早有预想，但它如此快速地变成现实还是让全国感到忧虑。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似乎和“低出生率”实现了一种捆绑。虽然它甚至不再是东亚地区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但“少子化”和动漫、地震等现象一样都变成了人们在谈论日本时的一个常用符号。当然这种讨论在亚洲更为明显。战后的日本靠着一种国家主导型的经济成长模式的输出在区域内实现了曾经的军事侵略也无法达到的影响力。但它随后的衰败也让后发国家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走上日本的老路。这种对历史重复的恐惧以及试图找到药方的焦虑使人们更迫切地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解释。如果仅从政策研讨时间、投入预算等客观数据来看，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在世界范围内都属最前列。但长久处于低位的出生率也不断提醒着我们问题的答案似乎总在别处。

当地时间2022年5月5日，日本东京，民众在黄金周期间庆祝儿童节。

日本少子化简史

在战争结束仅两年后，日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婴儿潮”。即使国家还没有彻底完成重建，但是建立在和平与民主之上的对于未来的乐观还是让日本民众愿意组建家庭并实现生育。1947-1949年日本每千人的出生数分别是34.3、33.7和33.2。这一批后来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新生者也成为了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重要支撑力。但这股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三年之后的日本出生数就开始了下滑。许多因素复合性地造成了这种局面：女性开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率的提高以及随之到来的晚婚，还有正式得到法律承认的堕胎权。从1954年开始，日本的千人出生数就始终低于20。即使“团块世代”到了成家的年龄并造成了“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3年）时，这一数字仍然停留在19左右。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统计数据则是“总和出生率”（日语：合计特殊出生率）。它用来表征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一数据至少要达到2.1才能够实现同等规模的世代更替。换句话说，相较于千人出生数而言，总和生育率更与大众想象中的“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日本从1975年(1.91)至今，该数据一直处在“标准”以下的水平。

正如社会学告诉我们的，一个社会问题在现实中发生与它被认定为“问题”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日本走低的出生率真正变成“少子化”问题其实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1990年日本发布了前年的“总和出生率”，这一数字达到了前所未见1.57。它所引起的广泛讨论被媒体称为“1.57 shock”。1992年，当时的经济企划厅发布了《国民生活白书》。该报告的副标题为“少子社会的到来——它的影响与应对”。报告首次把“少子社会”这一个概念进行了综述并强调了它对国家长期的负面效果。由此，日本和“少子化”的博弈真正拉开了帷幕。

1994年，在当时的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和建设省四个部门的合议后，“未来生育支援政策基本方向”得到发布。该文件阐述了建立一个工作和生育能够兼容的社会的决心。5年后的1999年在新加入了主管财政的大藏省和地方事务的自治省后，更为具体的“少子化对策重点实施计划”得到通过。这两个方针性文件又被称为“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虽然它们的制定多少有些探索和实验性的意味，但包括育儿休假和看护补贴等制度的设立还是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它们也一起指导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第一个十年。建立在对它们的总结之上，日本国会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次世代育成支援推进法》。从2003年开始施行的这两项法案为少子化政策赋予了正式的法律支持。

此后，不管首相更迭甚至是执政党本身的轮替都没有阻碍少子化总方针的制定。在今天的日本，每隔五年相关部会都会回顾上一阶段的推进情况并在反馈的基础上制定下个大纲。比如，2020年制定的最新“五年计划”的目标是让出生率达到1.8。为此，政府需要“整备符合令和新时代的大环境。在识别国民关于结婚、怀孕・生产和养育的期待的同时，尊重男女彼此的生活方式。根据个体的选择，打造一个每个人可以在希望的时间生养希望数量的孩子的社会”。

在具体的实践中，日本的少子化政策虽然“纲举”可不总是“目张”。低生育率对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经济、文化、医疗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可每一个主管的政府部门都有着自己的组织和利益。由此，重复、矛盾或者博弈一直相随。更不用提每一届政权也总爱提出自己新的口号和目标，它们与大纲之间的关系又并不总是明确的。无论如何，每个五年的周期确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及侧重点。比如2010年到2015年期间，解决“待机儿童”（日语指东京等大城市中无法进入保育设施的低龄儿童）问题成为了一个重点。一定期间内，50万左右的新增名额得到确保。而在上个五年中，政府则强力推动了“工作方式改革”。虽然很难说包括杜绝加班、改善非正规雇佣待遇以及错时通勤等目标完全得到了实现，但是这种把职场的改进和下一代的生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确实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共识。此外，在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会的另一股潮流则是实现更为均衡的地区间发展。通过政策和财政的补助让新家庭能够在小城市或农村更容易地生产和生活成为了少子化对策在过去20年间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

当地时间2022年8月18日，日本横滨，孩子们在公园喷泉中玩耍。日本2022年新生儿数量低于去年的历史最低水平，这被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称为“危急情况”。

“异次元对策”的政治学

回到开头岸田首相提出的新少子化对策。如果作为又一个五年大纲下的具体项目来说，它或许不会吸引到如此巨大的注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给自己还没有完全成型的计划冠以了“异次元”这个略带戏剧性的称号。根据岸田的说法，新对策将不问性别和年龄容纳所有人参与。再者，未来这一计划的推动力度和覆盖范围也会和以往的政策处在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次元”之上。政府会从3月开始进行密集的研讨，而具体的措施则预计在6月向社会公布。

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岸田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将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包括生育补助在内的经济援助将会扩大；第二是托育机构等各类服务保障会更加充实；第三则是会继续推进上文提到的工作方式改革从而让父母在工作和家庭间实现进一步平衡。仅从这些大方向来看，岸田新政似乎并没什么太新的地方，这让人怀疑“异次元”根本就是又一个诸如“安倍经济学”等日式行政的“新词游戏”。但另一方面，政府此次的决心和创意和以往相比确实有了更新。比如1月31日执政党表示将会推进对年轻家庭的住宅补助。其中的一个可能方向是把现有分布在各地的空宅进行翻新。这些长久无人居住但又因为复杂法律手续而无法再利用的房屋在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它们可以帮助年轻家庭解决住房难则不失为一举两得的手法。更具象征性的一个举动无疑是2月10日内阁阁议决定从今年的4月开始将孩子出生时的一次性补助金从目前的42万日元提高到50万日元（约2万5千人民币）。重点在于：由此产生的部分额外费用会从75岁以上人口加入的医疗保险费中筹得。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费用基本都是由更为年轻的群体的健保费来承担。政府计划到2024年会把目前上限为每年66万日元的老年保费提高到73万，而到2025年更是会增加至80万。此举的逻辑在于：既然越来越长寿的老年人是社会保障的受益者的话，他们也有理由在一定的程度内承担少子化对策造成的新负担，因为新的世代才是未来保障之“源”。把之前从未“动刀”的这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执政党的稳定票仓）作为改革的“起手式”，岸田政府的宣誓意味不言而喻。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昭和世代为公奉献的精神还是日本确实像大家所说的是“先富后老”，在财源这个次元的扩大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对声浪。相反的，现下最大的争论出现在福利覆盖范围的次元里。日本现行的育儿补助除了刚才提到的出生时一次性给予外，最重要的是每个月都会发放的补贴。具体来说，未满三岁的孩童每个月有1万5千日元（约770人民币）的补贴，三岁以上则是1万日元（但第三子及以上可以保持原来金额）。这笔钱一直能领到孩子上中学。另一方面，这一育儿补贴对家庭的收入水平有着明确的限制：年收在9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才可以领取全额，1200万日元以上的则没有资格，两者之间的可以领取部分（当然其中还有各种复杂的特例计算）。此次岸田政府则提出应该废除现有的年收限制以统一的金额发放这笔补贴，而领取时间也计划继续延长到孩子上高中。争议的一个关键在于，这种全民（家）发放的政策在民主党政权（2009-2012）时曾经被推行过一段时间。但当时在野的自民党从立法阶段就开始进行全方位的反对。他们指责这种“大撒币”的政策只会加重财政的负担，并且对于缓解少子化没有任何的用处。民主党政权因为自身缺乏执政经验再加上百年一遇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失败草草收场。这些年自民党一有机会就对这一“噩梦般的执政”（前首相安倍用词）进行嘲讽。他们用近乎“恐吓”的态度来提醒选民即使不支持执政党也不要投给反对党，并让自己在冷淡的政治参与环境下保持长期执政。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关于育儿补贴的180度大转弯自然成为了一个大事件。在反对党的群起攻击之下，党干部只得表示：时代不同了，我们确实应该反省。

可能不少人一个直觉性的反应是：取消收入限制是否有不公平的嫌疑。但日本主流的评论都指出财富再分配已经靠着税收政策等得到了实现，再对育儿补贴的这些金额进行分层确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同时也有论者点明了在“旧规新随”这一表面的执政矛盾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思想差异。资深评论员尾中香尚里就谈到了其中截然相反的“育儿逻辑”。民主党所发的“平等”补助是以孩童“个人”作为政策对象。监护人可以自由选择把钱花在家庭照料上还是寻求专业的社会机构。而自民党一直以来坚持的差异性补贴则始终以“家庭”作为政策对象。低收入的全职主妇很难选择把孩子托育然后自己出门工作，因为这样做家庭收入很有可能超过资格限制。换句话说，传统的两性分工和家庭价值才是保守的执政党真正想要坚持的核心。但现实中就连他们也不得不寻求改变，也可见少子化巨大的冲击力。

当地时间2020年5月28日，日本中部丰田市，当地一家医院内，一名新生儿戴着防护面罩。

少子化的问题化

根据专家的计算，1980年与家庭相关的预算支出占日本GDP的0.46%。这一数字在2019年增长到了1.73%。但和翻了好几倍的投入相比，日本的出生率就连维持在一个低水准都显得非常吃力。如果以一个悲观的态度来看，这40年间所采取的无论保守或进步的措施都可以说以失败告终。但一个反论是，如果不是有如此巨大的投入，说不定现在生育率会低到更无法维系的地步。由此，即使不依靠艰深的理论我们也能直观地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识别、政策的制定以及最终效果的判断与观察角度和立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少子化”交手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研究者们事实上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少子化问题建构与解构的有趣观察。

一个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是学者内田健对于“少子化”的话语分析。如前所言，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1992年的《国民生活白书》。而内田指出在这份报告中低生育率问题被和人口的老龄化捆绑在了一起。报告强调少子化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力的缺乏。随之而来的公共财源缩小也会让社会保障无以为继。进而内田读出了一种对于年轻世代只顾自己玩乐而不承担包括成家立业等在内的社会责任的批判。直到今天，“少子高龄化”也总是在言说中连带出现。但内田反过来指出，如果细看年轻人不结婚的理由，会发现生活成本的增高——包括照料老年人的开销——是年轻人不结婚的一大原因。换句话说，“老龄化”也是“少子化”的一个因。如果没有意识这两个要素互为因果的特性而只偏重一方来制定政策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它的推行缺乏可持续性。

社会学家赤川学在近年来针对低生育率的相关对策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其中更包含了不少“不方便的真相”。赤川认为在近30年里日本的少子化对策逐渐变成了职场“男女平等”对策的一个翻版。参与到政策制定中的学者和官僚大多爱引用欧美发达国家的例子，指出一个国家的女性职场参与率越高它的出生率也会越高，因此政府要做的是从为女性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工作环境入手保证双职工家庭在公和私之间的平衡。但是赤川却指出女性的职场活跃程度和出生率并不具备直接的关系。部分专家所举的例证来自于对样本的偏差性计算。事实上，这两年来包括北欧的芬兰等男女平等指数非常高的国家也出现了无法制止的出生率下滑。赤川的这一解读非常容易被拿来作为武器去攻击性别平权等所谓“政治正确”（事实上部分的日本右派也确实这么做了）。不得不强调的是，在日本的大环境下，大多数的“政治正确”确实也是正确的。举例来说：上文提到的1989年出生率1.57给日本社会带来的震撼。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战后历史上只有1966年曾经达到过类似的水准（1.58）。但那一年出现这样的情况却被普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旧历该年正好是“丙午年”，迷信认为这年出生的女孩性格强势甚至是“克夫”。

赤川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要把女性赶回家庭才是提高出生率的合理选项（数据也同样不能有效地支持这一结论）。他指出少子化的根本原因可以被分成两部分：1、年轻人不结婚，2、结婚了不生孩子。日本人的“生涯未婚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男女均为5%以下发展到了2020年的男性28.3%和女性17.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夫妇婚内的平均生育孩子数在1972年是2.2个，而近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还在2.0附近徘徊。在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后，他提出上述两个因素对少子化影响程度的比例大约是压倒性的9比1。由此，创造一个夫妻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环境确实是有帮助的，但它无疑只发挥了间接性的作用（缓解了因素2）。一个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有什么政策是可以直接提高结婚率本身的呢（因素1）？在一个不可能立法强制民众结婚的民主社会中，看起来政府能做的也只有让结婚的“硬件成本”变低以及扫清婚姻市场上男女之间的匹配障碍了。近年来日本政府也确实在大力资助各地活用AI等技术进行相亲系统的研发，其中大部分的成本费都会由国家来买单。

赤川研究更大的一个启示是，如果把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对象窄化到某个特定的群体后，其他群体则会自动被忽略。在专家和官僚致力于改善双职工家庭的生育情况时，家庭主妇的相对剥夺感自然会上升，更不用说潜在的专业“主夫”群体了。换个更激进的角度来看：“婚姻”的最大阻碍不就是“婚姻制度”本身吗？已知：婚后生育孩子数没有过分减少只是人们不再结婚，那么：彻底营造一个0门槛的“婚姻状态”不就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吗？赤川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不止女性在职场上的活跃程度高，非婚生育现象也十分普遍。比如在“生育率优等生”的法国，“婚外子”比率就达到了59.7%，而这个数字在日本只有2%左右 。当然这种对传统家庭观进行彻底变革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社会接受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类似的，关于外来移民和日本人口的关系基本上也没有在政府的议程表中出现过）。虽然低生育率被“化”为了问题，但这些可能性显然没有被“化”为对策。

最后的最后，学者们还想要解构的是从根本上把“少子化”视为一种负面要素的态度。从《白书》开始的所有政府报告都把低生育率自动假定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但其实在一般的调查中民众也都承认包括升学压力降低、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等是他们可以感受到的“少子福利”。说到底，想要让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政策首先就假定了目前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是值得维持下去的（而且人口需要始终稳定，诸如“先降后升”的模式也不在考虑范围内）。在此之下，对更多元的人口发展模式及社会结构的正面探索也变得不再可能。

关于少子化的种种讨论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有些关联的话题。最近在媒体和在野党的推动下关于“同性婚”的合法化也成了全国的一个焦点。岸田首相对此的回应是：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此议题，因为同性婚姻会造成社会价值的变化。对此有论者批评道：并不是同性婚会改变社会。而是社会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看起来法律和制度没有完全跟上。